文/唐志军
早在1949年夏初，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来到了阿拉善旗定远营，随之一些蒙旗的王公、喇嘛和国民党地区的蒙古知名人士白海风、巴文峻、何兆麟等人也都接踵而来。
他们来阿拉善旗的目的，主要是利用在西北各蒙旗具有崇高威望的达理札雅在阿拉善旗定远营继续搞“蒙古自治”活动。
1949年月4月，解放军华北野战军解放了除绥远省部分地区以外的内蒙古东部地区各盟旗，在乌兰浩特成立了内蒙古人民自治政府。
这时，绥远地区的局势也日趋紧张。一些蒙古封建反动上层的王公贵族、官吏以及伪蒙古骑兵新编第一旅溃败官兵，纷纷从各地逃往宁夏北部，以求东山再起。
1949年4月中旬，这些人在定远营正式举行了内蒙古各旗代表会议，会上决定成立“蒙古自治筹备委员会”。8月5日至10日，召开了“蒙古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了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为蒙古自治政府主席，达理札雅为副主席，吴鹤龄为参议会议长，陈那笋巴图为副议长，正式成立了“蒙古自治政府与参议会”。
出席大会代表175人，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国民党宁夏省政府等派来代表参加了大会。
德穆楚克栋鲁普的观点与达理札雅所持的和平解放阿拉善旗的观点格格不入。由于看法不同，认识不一致，他们中间常常发生激烈争议。
争论的双方以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等人为一派，达理札雅、白海风、巴文峻、何光麟等人为一派，各持己见，互不让步。
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已向兰州进军，西北地区局势趋于紧张之时，“蒙古自治政府”人员出现了三种去向，后分道扬镳。
德古来、吴鹤龄、扎奇斯钦等人逃离大陆飞往台湾，“德王”等人奔赴图克木庙，企图在沙漠中负隅顽抗，达理札雅则坐镇定远营准备率全旗起义。
1949年8月5日，当第一野战军第十九兵团解放大军进入宁夏省境内时，阿拉善旗旗政府所在地的巴彦浩特却热闹非凡，在一片乱哄哄的鼓噪声中，所谓“蒙古自治政府”成立了，推选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为“蒙古自治政府”主席，达理札雅为副主席。
这时，宁夏局势日渐紧张，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已经推进到中宁一带就要渡过黄河。
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虽也看出时局的严重性，但他仍不甘心失败，建议把“蒙古自治政府”迁往阿拉善旗西北地带，然后通过额济纳旗往青海流窜，必要时可与西藏取得联系，争取国内外各方面的援助。
达理札雅则不同意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的主张，认为现在大局基本已定，到哪里也是要解放的，搬家徒劳无益，不如大家一起等待解放。
但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坚持说：“共产党原来既没有一兵一卒，也没有一寸土地，赤手空拳搞起来了，我们有这么多人，还有这么多土地，难道就成不了事吗？我们绝不要坐待失败，一定要奋斗到底，最后总能成功的。”
争论几次，双方各执己见，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看不会有什么结果，9月20日凌晨带两名随从秘密逃往阿拉善旗西北部的沙漠草原地区。
到此，短命的“蒙古自治政府”成立不到两个月就四分五裂了。
在“蒙古自治政府”成立之前，达理札雅等人就不赞成这个名称，现在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出走了，达理札雅立即把“蒙古自治政府”改为“西蒙自治政府”，借以缩小地区范围，避免与乌兰浩特的“内蒙古人民自治政府”重叠对立。
这样既可以据为自己的政治资本又可以逃避民族分裂的罪责。
随后，达理札雅、白海风、何兆麟、巴文峻等人秘密商议决定即日通电起义，争取在宁夏解放之前先行取得和平解放。
起义的电文稿很快拟好，可是电报局从局长到报务人员都是马鸿逵派来的，而且城外西花园还驻有国民党“宁夏兵团”的一个特务营，是警备监视阿拉善旗的一支部队，所以达理札雅也一时不敢贸然行事，只好另想办法。
1949年9月初，李守信率残匪新一旅由宁夏省陶乐县败退到伊克昭盟的鄂托克旗，9月中旬，他们强渡黄河进入阿拉善旗的宗别立、乌达、磴口等地区，并向北寺、水磨沟、定远营的方向移动，企图与人民解放军继续顽抗。
当达理札雅得知此事后，立即派总管杨宝山（大虎藏武）去新一旅驻地，向旅长苏和巴特尔表明阿拉善旗的态度。
杨宝山说：“阿拉善旗已决定和平起义，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已派出代表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去了，因此，不容许你们在我旗境内打仗，要求新一旅离开此地，你们要认清形势早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投降。”
但新一旅的头头们岂肯听从杨宝山的话，9月20日，新一旅参谋长白广卿亲自跑到了距定远营不远的水磨沟、薛家佃一带向来到定远营的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请示：“部运已渡过黄河，打算向阿拉善旗北部地区移动，可否？请指示。”
当天晚上，达理札雅派罗永寿为阿拉善旗代表，刘桐轩、洛布登为“西蒙自治区政府”代表，连夜赶到水磨沟，会见了白广卿。
见面时代表们首先表明了阿拉善旗坚持和平解放，反对在旗境内作战的立场后，又告诉他们，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已于当天下午由定远营出走奔赴图克木庙去了。
白广卿答复说：“我们的一切行动都要听从德王的指示，至于阿拉善旗政府不同意在旗境内打仗一事，我们也保证不了突然发生的情况。”
代表们又劝告他说：“阿拉善旗札萨克已经派出代表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我旗，你们是否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希早作抉择。”
最后，白广卿表示：“德王既然去了图克木庙，那么我们的部队也只好向图克木庙一带集中，至于最后的决定嘛，只能听德王的，我们做不了主。”
第二天，白广卿带上队伍向吉兰泰方向出发，奔往图克木庙。
1949年9月22日夜，国民党“宁夏兵团”驻阿拉善旗特务营闻知宁夏军政通电起义的消息后，特务营突然发生哗变，在定远营城外进行烧杀抢劫之后，又围攻定远营（巴彦浩特）。
阿拉善旗保安总队奋力进行抵抗，双方激战，工兵营始终未能攻入城内。
阿拉善旗的骑兵保安总队第二中队、第三中队、勤务分队、通讯分队以及总队部的全体官兵共有600多人（全为蒙古族），立即进入阵地，严阵以待，保卫了旗府、王府和定远营市区7000多居民和商号的安全。
其实当日下午，阿拉善旗区防司令部少校参谋魏文锦侦获特务营的动向后，立即向达理札雅和罗巴图孟柯报告说：“住在西花园一带居民反映，特务营的士兵今天十分忙乱，有的士兵公开地说，要回家的时机已到，看来特务营的士兵要发生哗变了。
对此情报，达理札雅和罗巴图孟柯非常重视，当即命令旗骑兵保安总队部组织人员，部署兵力保卫定远营市区机关、单位和居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根据上述命令，旗骑兵保安总队部部署兵力如下：
一、命令通讯队上尉队长张元尉立即把各个电话联系线重新进行检查，通讯兵要坚守岗位；
二、勤务分队由上尉队长王振华、少尉分队长杨宪忠指挥，占领营盘山要害点；
三、第三中队由少校中队长范乌图那笋、上尉副中队长陶恩克那笋、中尉分队长张宏达指挥，全部兵力部署在西关至双山一带，扼制特务营的背后；
四、第二中队由上尉副中队长马怀章指挥，部署在城墙上的各个掩蔽部内，以防特务营攻城；
五、派出上尉参谋范立宪带队占领南大街至三道桥一带的据点，阻止敌人进入市中心；
六、总队部的官兵，由上尉副官王励德、上尉军需主任任春林和中尉分队长魏昭福指挥，保卫旗政府、王府和骑兵保安队部；
七、警察局的全部武装警察，由上尉队长聂正书指挥，按居民区进行分配，执行保卫居民、商号的任务。
当晚9时，炮响过后驻在定远营西花园的国民党“宁夏兵团”特务营开始鸣枪哗变，他们原打算在哗变后先抢掠商号、居民，然后再四散逃跑。
哗变以后感觉不对，看到旗府蒙古兵有所准备，为了不惹麻烦特务营没敢向市区城里进攻，只在附近掠夺后就分头逃跑了。
当特务营鸣枪哗变之际，该营营长孙明楼打电话向达理札雅告急说：“我的特务营已经哗变了，请求派兵来帮助稳定局势。”
达理札雅答复说：“这件事需要你们自己先做工作，劝告士兵稳定下来。至于别的事，明天我们共同商量解决。”
过了一个小时之后，又有人给达理札雅打电话说：“特务营士兵已经哗变了，他们要求旗政府当夜给每个人发点路费回家。”
达理札雅答复说：“告诉你们的士兵，他们要回家我们不阻拦，尽管放心走好了，但有一点必须说明，不能乱打枪，否则就派蒙古兵出城打你们，至于发放路费的问题嘛那好办，我保证明天解决。”
午夜时分枪声稀疏，人声消失，西花园一带逐渐趋于寂静。这时总队部派出少尉侦察员带领侦察小组，化装成特务营散兵模样，走进西花园的特务营房内进行侦察，一看特务营的5个营房内，士兵们绝大部分都逃走了，只有不多的外省籍士兵因无处可走留在营中。
特务营院内屋里枪支弹药丢的遍地都是。
当晚，达理札雅、罗巴图孟柯立即召集有关人员开了个紧急会议。
会议分析了特务营里的所有宁夏籍士兵都跑光了，剩下的都是些外省籍士兵，没有什么抵抗能力了。
为此决定派区防司令部副官、处上校主任张元忻、骑兵保安大队部军械室上尉主任胡萼业，带领保安队士兵到特务营收集散兵丢弃的武器弹药。共收回水连珠步枪200多支，六小炮6门，轻机枪20挺，还有手榴弹、子弹一汽车。
这部分武器弹药，交由区防司令部上尉军需科长谢文彬负责保管，以后向中国人民解放军移交。
自从特务营哗变，国民党马家军纷纷逃离了定远营之后，阿拉善旗结束了自1938年马鸿逵在阿拉善旗定远营长达10年的统治。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