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易代之后,朝鲜日本对于中国态度的变化

在我们很多人眼中,明清易代,仅仅是一个朝代的变化而已,明朝当亡,清朝当兴,乃天命所归也。

然而,朝鲜人、日本人却不这么看。对此种论述,他们的反应会如下图所示:

明清易代之后,朝鲜日本对于中国态度的变化

其实啊,俗话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也许,清朝时的朝鲜人和日本人,才更多的揭开了真相,揭开了“康乾盛世”之下,那血淋淋的事实——汉族及其引以为豪的文化,已经在渐渐的消逝、沦亡。

先看看朝鲜人是怎么说的吧。葛兆光在《宅兹中国》里概述说:在这个本来是清帝国最兴盛的时代(乾隆朝),朝鲜到中国来的使者们却看到了另一个已经不再“中华”了的帝国风景,于是不再认同这个原来仰视的宗主国。

当时,朝鲜有一个叫金钟厚的人,给曾经出使清帝国的洪大容写信,说:“所思者在乎明朝后无中国耳,仆非责彼(指中国人)之不思明朝,而责其不思中国耳。”

明清易代之后,朝鲜日本对于中国态度的变化


“非责彼(指中国人)之不思明朝,责其不思中国耳!”呜呼,多么沉痛的指责!多么残酷的现实!

从这一句话里,我们就可以看出,“大明朝"对与朝鲜而言,绝不仅仅是需要用”大报坛“祭祀的,有”再造番邦“之恩的”父母之朝“,实际上,在朝鲜人眼里,大明朝代表的不是一个朝代,不是一家一姓的王朝,而是”中国“啊!

一百多年了,朝鲜人还在用着崇祯年号,他们念念不忘的,仅仅是万历、崇祯两位”父母“么?仅仅是那”由我而亡,没世哀慕至于今不已“的朱明么?不是的,他们真正呼唤的,是华夏衣冠的再现,是华夏正统的重光,是那”彬彬有礼“”仁义忠信“的华夏上邦的归来!!

明清易代之后,朝鲜日本对于中国态度的变化

朝鲜感恩华夏的”大报坛“

乾隆四十二年了,他们依旧没有等到。朝鲜一位士人李申在《燕行记事·闻见杂记》中说:“每与渠辈语,问其衣服之制,则汉人辄赧然有惭色。”在这个时候,中国人应该还没有忘记他们的华夏衣冠,所以他们才会”赧然有惭色“吧。只是不知道,在那位中国人”赧然有惭色“的时候,他内心是否受到了触动,是否又有了那种”日月重开大宋天”的念想?

然而,一切依然没有改变。两百多年后,当欧风美雨席卷亚洲时,旗袍、马褂、“唐装”却成为了“国服”。直到21世纪,“汉服”运动方才方兴未艾,“华夏上邦”依旧只存在遥远的记忆里。

朝鲜人,最后的最后啊,你们会等到,她归来的那一天么?

明清易代之后,朝鲜日本对于中国态度的变化


说完了朝鲜,我们再来说说日本。

相对于朝鲜的企慕与悲愤,日本人对于“明清易代”,在痛心疾首的同时,更有一种对中国汉人“怒其不争”的恼怒,以及由此种恼怒而发展出来的嘲讽、轻蔑。而这种轻蔑,更是种下了日本近代时,对中国居高临下之态度的远因。

当时的日本人,在记录中国清代衣冠的时候,就十分尖锐的指出:“大清太祖皇帝自鞑靼统一华夏,帝中国而制胡服,盖是矣。”

明清易代之后,朝鲜日本对于中国态度的变化

清朝发辫形制变化

这就是日本对于中国清代衣冠的态度。有一个叫关龄修的日本人,还故意拿出日本保存的深衣幅巾及东坡巾,告诉中国人说这是“我邦上古深衣之式,一以礼经为正。近世以来,或从司马温公,朱文公之说,乃是此物。”而且故意说,你们那里一定也有吧?中国船员仔细看过之后,只好尴尬地承认,这是“大明朝秀才之服式。今清朝衣冠俱已改制。前朝服式,既不敢留藏,是以我等见于演戏列朝服式耳。”

类似尖锐的质问,一次次又一次地刺激着清代中国人的神经,一次又一次无情地提醒他们:“你们,是亡国奴!”

下面一个事例,则更能说明问题。

明清易代之后,朝鲜日本对于中国态度的变化

清太祖努尔哈赤

有一位叫野田希一的日本人,在与得泰船(来日本交易的一艘清代商船)的刘圣孚聊天时,就故意问道:“贵邦太祖出何州?”刘圣孚遮掩地回答说:“出于江南。”但野田立即戳穿:“吾闻贵邦太祖,起于长白山下,不知此山在江南何州?”

“出于江南”?刘圣孚啊,你的心中,是想起了埋藏在你心底的中华正统——大明王朝了么?“遮掩地回答”?哈,你还知道要掩饰啊,看来你并没有忘记你的身份-华夏子孙!并没有忘记清朝的本质——外来部族政权!

于是,汉族人刘圣孚沉默了。

这时候,一旁的船主杨启堂给刘圣孚解围说:“长兄先生博识,于吾邦书无不通。而今刻问之,故圣孚言然耳。此故在他人秘之,独与我公说何妨。中夏为外狄驱逐,故发去四边,亦自天运循环之道。”

明清易代之后,朝鲜日本对于中国态度的变化

中夏为外狄驱逐,故发去四边

看来,杨启堂也没有忘记,没有忘记此时此刻,他头上的发饰,是“中夏为外狄驱逐”的耻辱标志。

然而,野田并不打算放过他们,他“怒其不争”地教训道:“天运循环,盛则衰,衰则盛,天下盛久矣,焉知无如皇觉寺僧出,而长四边之发哉?”

沉默。无尽地沉默。大清朝的朱元璋,”长四边之发“的”皇觉寺僧“,你在哪里?中国人在呼唤,日本人,也在呼唤。

没想到此事情还没有完,接下来野田又说了一个更惊人的传闻:“我邦越前人,前年飘到满鞑奴儿干地方,观门户神画源判官义经像云云,世或称贵邦太祖为源判官后,不知贵邦有传之者乎?”

明清易代之后,朝鲜日本对于中国态度的变化

在场的中国人惊呆了,但作为亡国奴的他们,显然在潜意识里并不想为”鞑子“说任何好话。于是,他们居然附和日本人说:“以前观日本书,我朝天子先世姓源,系日本人,今忘其书名。我邦或传以康熙帝自言云,均不知其信。”

说起来,这一段话真是有趣。一方面它表明了,日本人对于”中国沦丧,华夷变态“的强烈体认,另一方面,表明了在清朝高压统治下,汉族人”脊梁骨被打断“了的心虚。而最后野田提到的传闻,理所当然的,则成为了一百多年后,”日满亲善“的最佳依据。

日本人的态度,相比于朝鲜人,更让我们警醒:17世纪明朝的灭亡,清朝的勃兴,对于中华文化造成的后果,恐怕超出我们的想象!

是的,就是明清易代,造成了以中华文化为核心的“东亚秩序”的崩解。

明清易代之后,朝鲜日本对于中国态度的变化


这篇略有些悲情的文章就写到这里了。然而,有句话说的好:”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小生始终相信,风起于青萍之末,汉服运动,一定是"东亚秩序“重新确立的,一个开始。

参考文献:

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


分享到: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