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武帝蕭衍，南北朝時期梁朝政權的創建者，是個學識卓著的帝王。他的政治才能在南朝眾家中堪稱翹楚，在位頗有政績。蕭衍本人也是不同凡響，不說以不近女色蓋以“菩薩皇帝”之稱，節儉也是出了名的，從不講究吃穿，史書上稱其“一冠三年，一被二年”，可算是個皇帝中的異類。此外,，梁武帝在文學研究和學術探討方面也頗為突出。從小接受正統儒家思想薰陶，六藝皆備，使他在即位之後成為一個不折不扣的“工作狂”，“雖萬機多務，猶卷不輟手，燃燭側光，常至午夜”。
博學重儒的他，在經學、史學探究上堪稱專家，曾撰寫《春秋答問》等為臣民答疑、提倡優良學風的書。在史學方面，他對《漢書》這樣的斷代史記錄法頗有成見，並親自撰寫了長達六百卷的《通史》，還聲稱：“我造《通史》，此書若成，眾史可廢。”遺憾的是，蕭衍為之自豪的作品卻到宋朝失傳了，無人考證它的價值。晚年間梁武帝亦喜愛佛學，曾三次捨身同泰寺，講解經書，著有《大品》、《三慧》、《涅萃》、《淨名》等數百卷，傳播佛學文化。道教學說也尚有研究，他提出的“三教同源說”就是將儒家中的“禮”、道家中的“無”和佛教中的“因果報應”相結合而創立的，對我國古代哲學思想研究產生積極效應。另言，梁武帝詩詞文賦之才也算高明，招賢納士亦喜賦詩為條件，大力推動了梁代文學的發展。
若拋開皇帝的光環，蕭衍憑藉著卓識文采也可留名青史，更別說他在我國書法史上濃墨重彩。這樣的說辭是有原因的。其一，南北朝時期，諸帝善書，可梁武帝成就之最。他工蟲篆，擅長行草書。唐代張懷瓘《書斷》稱：“帝好草書，狀貌亦古，乏於筋力，既無奇姿異態，有減於齊高矣。”其二，書法理論認知深刻，為後人留下《觀鍾繇書法十二意》、《答陶隱居論書》、《草書狀》、《古今書人優劣評》四部堪稱精品的書論著作，他還常與陶弘景討論書法話題，言談對話還被收錄整理，成為史稱經典的《與梁武帝論書啟》，這些皆為我國書法理論典籍苑囿中注入了一泓清泉。
蕭衍在《觀鍾繇書法十二意》中描述了關於書法線條肥瘦的理解，他認為“古肥今瘦”並不是合理的評價標準，或渾厚敦實，或清盈秀麗，肥瘦各有千秋，各具風采，並提出“殆同機神”的書法原理，這為書法品論確立了重神韻的審美準則，也讓蕭衍在書法史上擁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三，梁武帝與王羲之的關係可以視作伯樂與千里馬。蕭衍是最早重視王羲之書法的皇帝，為王羲之享譽萬代的“書聖”地位形成奠定了基礎。在此之前，王羲之聲名處於劣勢，嘗被其子獻之蓋過，王獻之天資極高，捷於革新，草書師承張芝，妍美程度甚至超過其父，“比世皆尚子敬書”，一時幾乎成了王獻之的天下。
而蕭衍則是改變這一局面的那個人，他在《觀鍾繇書法十二意》中提出了子敬不如逸少，猶逸少則不如元常的觀點。雖然羲之書法仍在鍾繇之後，但已將排位升於王獻之之前，這亦是書壇上極大的扭轉。此外，梁武帝大量蒐集“二王”書法作品達一萬五千紙之上，雖雜有贗品，但蕭衍一方面與陶弘景書疏交流，探討真偽，評判鑑定，另一方面又將定為真跡的作品拿來鉤摹出副本，視為諸世家子弟的學書模本。梁武帝雲：“王羲之書字勢雄逸，如龍跳天門，虎臥鳳闕，故歷代寶之，永以為訓。”這段話也成為世人評論賞析王羲之書法的卓見言辭。逸少書法可以說是魏晉風韻的完美體現，字跡中透露著從容自若的意境美，蕭衍對王羲之的推崇與學習，不僅說明他自身的藝術喜好，更是成為他作品中神韻的指引。
理論與實踐的統一造就了梁武帝別具韻味的書法作品。行楷創作《眾軍帖》，線條瘦朗挺拔，筆勢呼應，輕逸風流，承魏晉餘風，氣韻神通。當然，蕭衍更擅長的是草書，著作《異趣帖》、《腳氣帖》。前作書者有所爭議，為蕭衍和王獻之兩種說法，但其與《腳氣帖》相較，用筆神似，大部分人意為蕭衍之作。《異趣帖》原帖在清朝被收錄於《三希堂法帖》，墨跡摹本現藏於我國臺北故宮博物院。此貼內容佛學色彩濃烈，雖不全，但筆勢縱橫，行筆貫連，淋漓灑脫。雖婉轉流暢，卻字字獨立，可謂“形散而神不散”，被古人稱作“形斷意連”太是貼切。如太極之勢，曲中流轉，張弛飄盈，蓄勢勃發。
《腳氣帖》起承轉合的筆法亦是意蘊深厚，字字之間相互照應，互盼情切，千嬌百媚，變化多端。通篇以圓為勢，端莊典雅，氣韻婉和。蕭衍所著《草書狀》，對草書進行了酣暢淋漓的描述，區區數百字便反映出他對草書的深切認知，有云：“疾若驚蛇之失道，遲若淥水之徘徊。緩則鴉行，急則鵲厲，抽如雛啄，點如兔擲。乍駐乍引，任意所為。或粗或細，隨態運奇，雲集水散，風回電馳。”以如此精妙的書論思維引領創作，將見識熔鑄於揮毫之間，不怪有妙趣十足、連綿紛呈的精品之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