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根本不存在所謂只收到1200萬白銀的說法，1200萬那單純指的是直接白銀收入，但是明存在大量的非白銀收入，其中很多非白銀收入實際上也是摺合成白銀的，只是不在1200萬左右的總盤子裡面。
圖：明代張居正一條鞭法改革，就是將原來的田賦、徭役、雜稅都折成銀兩，那麼之前銀兩肯定只佔總賦稅的一部分。
比如說遼東鎮的收入，就包括屯田糧食27.9萬石，山東民運布匹320000兩折15.9萬兩白銀徵收，京運白銀41萬兩，只有這41萬是計入的1200萬兩總盤子內。
明朝農民最大的壓迫是三餉，但是三餉時間很短，更要命的是民運，河北、山西、陝西三省要為邊界駐軍提供幾百萬石糧食，而且還只能依靠成本高昂的陸運，還有從漢中一路牛車到酒泉的神奇路線，幾百年下來苦不堪言，這一兩銀子的稅都沒有，但是壓力比正常的現金稅都高。
圖：漢中到酒泉單程2500裡，往返路程要5000裡，相當於半個長征。京杭大運河的漕運還比這稍微短一點，而且是水運，一個船伕可以運十倍於馬伕的物資。
明朝總的財政收入是一千多萬白銀、兩三千萬糧食和千萬左右的布匹，清朝接收以後整個財政體制大整理，取消了很多折變轉運的稅收，更多徵收現金稅，只保留了很小部分的直接糧食收入，所以顯得收入高了。實際上清朝的稅收，尤其是依附在稅收基礎上的民運等壓力巨大的徭役大大緩解，四千萬稅收其實比明朝的負擔更輕。
圖：歷代稅法不管怎麼變，都沒法直接變出糧食錢財來，所以改的核心不過是誰來提供國家運行所需要的物資。而這點也很明確，都是隨著貴族官紳持續逃稅，負擔轉嫁到最窮的貧農身上。歷代中期財政改革都是想要向貴族官紳要錢，然後被他們反對推翻。清代的區別是攤丁入畝、官紳一體納糧當差、火耗歸公這些損害貴族官紳利益的措施堅持的比較久，而不是什麼打擊或不打擊商人。不是有大貴族、大官僚支持者，當不上皇商、官商，商人他能做大嗎？官府再打擊也只打擊沒人支持的小商小販，不會打擊自家。
圖：清代能多堅持向貴族官紳要錢，不是靠官員的道德節操，而是因為清朝是靠滿族自身武力建立統治，維護好八旗軍的鐵桿莊稼就能保住政權，所以對鎮壓地方官員反抗更敢下手。而其他朝代靠地方文官、鄉紳建立統治，沒法反抗自己的力量基礎，於是政策荒廢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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