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根本不存在所谓只收到1200万白银的说法，1200万那单纯指的是直接白银收入，但是明存在大量的非白银收入，其中很多非白银收入实际上也是折合成白银的，只是不在1200万左右的总盘子里面。
图：明代张居正一条鞭法改革，就是将原来的田赋、徭役、杂税都折成银两，那么之前银两肯定只占总赋税的一部分。
比如说辽东镇的收入，就包括屯田粮食27.9万石，山东民运布匹320000两折15.9万两白银征收，京运白银41万两，只有这41万是计入的1200万两总盘子内。
明朝农民最大的压迫是三饷，但是三饷时间很短，更要命的是民运，河北、山西、陕西三省要为边界驻军提供几百万石粮食，而且还只能依靠成本高昂的陆运，还有从汉中一路牛车到酒泉的神奇路线，几百年下来苦不堪言，这一两银子的税都没有，但是压力比正常的现金税都高。
图：汉中到酒泉单程2500里，往返路程要5000里，相当于半个长征。京杭大运河的漕运还比这稍微短一点，而且是水运，一个船夫可以运十倍于马夫的物资。
明朝总的财政收入是一千多万白银、两三千万粮食和千万左右的布匹，清朝接收以后整个财政体制大整理，取消了很多折变转运的税收，更多征收现金税，只保留了很小部分的直接粮食收入，所以显得收入高了。实际上清朝的税收，尤其是依附在税收基础上的民运等压力巨大的徭役大大缓解，四千万税收其实比明朝的负担更轻。
图：历代税法不管怎么变，都没法直接变出粮食钱财来，所以改的核心不过是谁来提供国家运行所需要的物资。而这点也很明确，都是随着贵族官绅持续逃税，负担转嫁到最穷的贫农身上。历代中期财政改革都是想要向贵族官绅要钱，然后被他们反对推翻。清代的区别是摊丁入亩、官绅一体纳粮当差、火耗归公这些损害贵族官绅利益的措施坚持的比较久，而不是什么打击或不打击商人。不是有大贵族、大官僚支持者，当不上皇商、官商，商人他能做大吗？官府再打击也只打击没人支持的小商小贩，不会打击自家。
图：清代能多坚持向贵族官绅要钱，不是靠官员的道德节操，而是因为清朝是靠满族自身武力建立统治，维护好八旗军的铁杆庄稼就能保住政权，所以对镇压地方官员反抗更敢下手。而其他朝代靠地方文官、乡绅建立统治，没法反抗自己的力量基础，于是政策荒废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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