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戲劇作家曹禺,抗戰爭勝利後,曾在美國作為期一年的訪問、講學和戲劇考察,於1947年1月回國。面對戰後社會的黑暗、惡勢力的猖獗、老百姓遭受的殘害,編導了他的第一部電影作品《豔陽天》(1948)。這是曹禹從事電影創作的首次嘗試。在拍攝影片時,他曾對訪問者說:“中國人有一副對聯,叫做‘各人自掃門前雪,不管他家瓦上霜’,橫額:“莫管閒事’。這,我認為不對,我們必須辨明是非,必須懇切做事,不怕麻煩,不怕招冤”。影片通過陰律師與富商金煥吾的尖銳對立和較量,揭示了戰後黑暗的社會現實,提出了明辨是非,敢於伸張正義,同惡勢力作鬥爭,為那些被殘害的人們爭回生存權利的主題。
《豔陽天》由曹禺親自導演、著名電影演員石揮(飾陰兆時)、李健吾(飾金煥吾)、崔超明(飾楊大)、石羽(飾魏卓平)、李麗華(飾侄女兒)、韓非等參加了演出。《豔陽天》寫了一個明辨是非,敢於為被壓迫者打抱不平的律師陰兆時。陰兆時的朋友、孤兒院院長魏卓平,他的孤兒院因為靠近碼頭,又很偏僻,被曾經當過漢奸的鉅商金煥吾看中,便強迫購買,做了他的秘密倉庫。陰兆時明知金煥吾有錢有勢,但他無視強暴,挺身而出,要為他的朋友抱打不平。可是,魏卓平已被迫在契約上簽字,已無法挽回。不久,金煥吾因囤積居奇為人揭發,他的秘密倉庫被查封了。金煥吾懷疑是陰兆時暗中使壞,就在陰兆時40壽辰的那天,指使他的走狗楊大帶著打手,毆打了陰兆時並搗毀了他的家。陰兆時忍無可忍,起而抗爭,經過多方調查,終於查明金煥吾原來是大漢奸,檢舉了金煥吾,使這個漢奸判了刑,歸還了孤兒院的舊址。
編導者以滿腔的憤恨塑造了集奸商、流氓頭子為一身的黑暗勢力的代表人物金煥吾。他在敵偽時期身居要職,戰後隱姓埋名變成富商,又幹起囤積居奇的奸商勾當。他豢養一批歹徒、流氓、打手,幹盡壞事。為了做大規模的囤貨生意,強逼魏卓平賣孤兒院房產,以此做秘密囤貨倉庫。後將孤兒院攆到貧民窟又溼又髒的破房內,不付買孤兒院的房錢,至使孩子們無錢治病而雙目失明。他們賣假牌照給三輪車工人,以騙取錢財。當他的囤積居奇案被揭發,他疑心是陰律師所為,便辱罵毆打陰律師,並派流氓去搗毀了他的家。當陰律師告到法院,揭發了金煥吾通敵叛國的罪惡事實後,他們仍負隅頑抗,使用威脅、恫嚇,甚至明目張膽地在大街上棍打陰律師,企圖阻止陰兆時和證人出庭作證。直至金煥吾被判刑後,他的走狗還來暗殺陰律師。影片以一個個富有戲劇性的情節展示惡勢力對善良的人們步步緊逼,欲置死地而後快,其罪惡事實,令人髮指。
與此同時,編導者滿懷激情地讚頌了劇中主人公——勇於挺身而出與惡勢力針鋒相對進行鬥爭的律師陰兆時。
陰兆時是個天生的樂觀派。他嫉惡如仇,為人仗義,愛管閒事,好為人打抱不平,對窮苦無助的弱者盡力加以援助,對不合理的事儘可能地加以阻擊。為金煥吾強逼收買孤兒院房產而不平,據理力爭。在與金煥吾及其打手的反覆較量中,多方受挫,遭受羞辱。但他毫不氣餒,並堅定地說:“我們這群好人一次再次地受了壓迫,還不起來爭個是非,跟這群王八蛋爭個你死我活,才是羞恥!”決心明辨是非,與惡勢力鬥爭到底,終於檢舉了金煥吾。
《豔陽天》情節的豐富性、生動性,尖銳的戲劇衝突,嚴密的結構,都能引人入勝。如孤兒院5歲女孩翅翅因患麻疹無錢醫治而雙目失明;陰律師被打後看到家亦被砸毀,久久無語,默默抱起漁鼓,奏起深沉的憤懣曲,後又急促高亢、聲震屋宇,表達決心鬥爭的心聲,等等情節一再催人淚下,而法院審訊金煥吾,等待原告和證人出庭,與金煥吾的爪牙路阻陰律師等三人去法院作證的幾組平行蒙太奇組接鏡頭,渲染了影片的緊張氣氛,增加了影片的張力。影片的人物塑造各有其貌,清晰、鮮明,對話精練,性格化,富有文學性,融嚴肅與幽默為一體,有濃郁的喜劇色彩,表現出了編導者高度的藝術技巧。
陰兆時律師的扮演者石揮是我國最有成就的話劇和電影演員之一。他在人物塑造上的性格化能力很強。在影片中,他的表演含蓄、細緻,在自然中求情趣。他選取了伏地學小狗跳躍吠叫與孤兒翅翅嬉戲,怕太太說他多管閒事而為人打抱不平後悄悄溜回家門,喝稀飯,唱漁鼓道情,以及與金煥吾及其打手們幾次較量中的一些細節,成功地刻劃出陰律師的和善又幽默,樂天達觀,又有點玩世不恭,落拓不羈,以及他倔強的性格和不屈不撓的鬥爭精神,使人物具有了很強的藝術感染力。
但是,陰律師的反抗和鬥爭帶有濃重的自發性和俠義性。在戰後階級鬥爭日益尖銳的情況下,沒有揭露階級矛盾的本質,卻看重了為統治階級作護符的“正統律師”, “得到了善惡到頭終有報的結論”,從而削弱了影片的思想性。
這部電影的主題,從總的方面來說是積極的。按當年的的評述“他滿臉激憤地揭露了國民黨統治下的黑暗世界,依然是漢奸橫行,流氓打手為非作歹的世界,而生活在底層的人民依然過著被壓迫被蹂躪的生活,這是一個好人沒有活路的世界。”他呼喊著“起來爭個是非”,同反動勢力“爭個你死我活”。他還表現了人們渴望“大地灑滿了陽光”,渴望著“豔陽天”。但是,他把“法律”看得太重要了,以為一場官司就可以把壞人判刑治罪了。
當時,就有人指出《豔陽天》的不足,說:“《豔陽天》的缺點,就在於沒有正確地正視現實,而從那裡避開,使鬥爭歸於個人的激情行為,看重了為一定階級作護符的‘正統法律’。”是的,當整個政權掌握在反動派手裡,怎能指望他們的法律、他們的法庭能作出公正審判,真正地清除惡勢力而幫助人民呢?
曹禺回顧《豔陽天》的創作時說:1947年,我從美國回來,是黃佐臨介紹我到文華影業公司的,這個公司是吳性栽搞的,他本來是個買辦,經營染料的,但願拿出錢來搞電影。《豔陽天》拍出來,有一個小冊子罵《豔陽天》。那時,我認為法律是最公平的,但我也知道國民黨法律不是那麼公正的。那個結尾,在我心目中,他們去的地方是延安。解放後,蔡楚生同志叫我改,說只要改幾個鏡頭就可以了,那時太忙了,忙於搞文化招待,還有會議。就是在那樣一個時期趕出來的東西,就是那麼一點想法,我也不想再改了。
曹禺一生寫過十個戲,而他親自導演的電影,只有《豔陽天》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