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反思性的懷舊
《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開機的日子，導演楊德昌選在了父親節，並且如此說道：“本片獻給我的父親和他們那一輩，他們吃了很多苦頭，使我們免於吃苦”。懷舊之情充溢其中；在曾任《電影世界》副主編的賽人所寫的一篇《我們就是這樣長大的》文章裡，讀者可以看到楊德昌拍攝此片是出於往事難忘的直接證據，在文章裡作者提到，影片所依據的故事本於1961年發生在臺北牯嶺街的一樁真實案件，而案件的主角是當時在建國中學還是初中生的楊德昌的校友茅武，這個事件自那之後一直縈繞在楊德昌心頭，從而在多年後激活了他的創作衝動，促使“他用影像去憑弔他曾經若有若無的青春歲月”。於是，影片本身就具有了一種印記深重的懷舊品格：影片通篇的黃色色調如老相片一般成為對那段歷史的“立此存照”；而其中的故事當然也是楊德昌再熟悉不過的過往，小四無疑也有著導演的影子。如果說“懷舊的衝動就像弗洛伊德所說的‘生命本能’或榮格所說的‘集體無意識’一樣，是始終潛伏在人類的心靈深處的”，是《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打動人心的原因之一的話，而最重要的原因筆者認為應該是影片所承載的為海峽兩岸所共有的集體記憶以及為更廣泛的世界觀眾所共鳴的人類心理情感，即時代大潮下人的不能自主、父母子女的親情和自我的成長曆程等。除此之外，楊德昌的懷舊行為中有著強烈的反思意識。影片開頭的那段文字：“然而，在這下一代成長的過程裡，卻發現父母正生活在對前途的未知與惶恐之中。這些少年，在這種不安的氣氛裡，往往以組織幫派，來壯大自己弱小薄弱的生存意志。”即是對影片所呈現的故事的反思；楊德昌的一貫風格是“淡化、冷靜的映像基調”，這本就是一種反思的風格，在具體操作層面就是顯示在影片中的大量的固定機位和長鏡頭，即使是對於對抗性的故事段落，如影片開頭不久小公園與眷村幫的打鬥和片中哈尼死後他的朋友圍堵217幫也沒有使用凌厲的剪輯，這種敘事方式，對於觀眾而言，可以產生觀影的間離效果，從而引發他們的思考。對於懷舊，楊德昌在接受採訪時如此說到：“我所有的懷舊都是有意義的，你絕對要跟現代有意義作品才能成立”。所以這就是為什麼他的懷舊具有反思性的品格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