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是“興王之基”，是李氏唐朝的發禪地。
太原起兵的主要功勞應當歸於誰呢？
這個問題被正史的史學家們給歪曲了。例如《舊唐書・高祖本紀》中把李世民說成是“首謀”、“勸舉義兵”的人物；《資治通鑑》記載：
“上之起兵晉陽也，皆秦王世民之謀”，
還借李淵之口：
“首建大謀，削平海內，皆汝之功”；
《新唐書・太宗本紀》中說：
“高祖起太原，非其本意，而事出太宗；”
《隋唐五代史》，也引證史書，以為
“世民陰結豪傑，招納亡命，與晉陽令劉文靜謀舉大事。計已決，高祖未知之。欲以倩告，俱不見聽。”
總之，把李淵說成是平庸之輩，而把大功全記在李世民身上。
史載，李淵在大業九年(公元613年)正月，便曾與宇文士及在涿郡常常於夜中密論時事。論的是什麼時事呢？李淵稱帝后笑謂裴寂：
“此人(指字文士及)與我言天下事，至今已六七年矣，公輩皆在其後。”
這“公輩皆在其後”六個字足以說明有關起兵之事，宇文士及是第一個與李淵談到過的人，李世民、劉文靜、裴寂當屬其外。《舊唐書・竇抗傳》記載，作為李淵妻兄的竇抗曾勸說李淵：
“玄感抑發蹤耳！李氏有名圖篆，可乘其便,天之所啟也。”
當時李淵任弘化留守，兼管關右13郡軍事。隋大業十一年(公元615年)四月，他的副手夏侯端諫曰：
“金玉床搖動，此帝座不安。……天下方亂，能安之者，其在明公。但主上曉察，情多猜忍,切忌諸李，………若早為計，則應天福，不然者，則誅矣。”
李淵“深然其言”。
以上所引證明。均比李世民、劉文靜、裴寂勸李淵起兵的文字記載要早得多。那麼，李世民、劉文靜、裴寂等人的起兵念頭是不是李淵影響或暗示才產生的呢？不是，在此以前李淵從來沒有對其他人，包括三個兒子談起這件事，因此大概可以說是不謀而合。
其實，問題的關鍵之點，還並不在於是誰首先提出或策劃了起兵之事，而在於是誰居於整個謀劃的中心地位，換而言之，誰是起兵的決策者。作為一名優秀的軍事統帥，自己能提出有真知灼見的方案固然難能可貴，但最主要的還是對部屬、幕僚們提出的各種方案進行比較，擇優而從。昔日漢高祖劉邦，那些軍事大戰略，可以說無一不是出自文武大臣之口。其實秦王李世民指揮的幾大戰役之中，許多奇謀良策也是他的部下提出來的。後人在評價劉邦、李世民時，從來沒有因為這些原因而將主要的功勞記在別人身上。
不光是太原起兵，就是在李氏父子以後的統一戰爭中，李淵的主角地位也是不可否認的。在所有戰略問題上，不是李世民，也不是其他人，恰恰只是李淵一個人承擔了決策的職責。至於說李世民所起的重大作用，這也不能否定，但他從起兵到統一戰爭的結束，一直是一個戰區、一個方面上的最高統帥，只負責某一具體範圍作戰行動，他沒有條件也沒有機會來取代李淵的地位。
有一種假設：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李淵和李世民的地位如果調換一下，唐王朝的建立和統一戰爭的結束可能還要順利。從李淵和李世民的一生來分析、對照，這種假設有它的合理成分，但假設畢竟是假設,而不是事實。
那麼，為什麼這麼多史學家把太原起兵主要功勞要歸於李世民呢?
原因大概主要有兩點:
其一，在起義至統一戰爭結束的七八年間，李淵主要是坐鎮長安運籌帷幄，除了進入長安以前的戰役以外，李淵再也沒有直接指揮過具體戰役。李世民則不同，他既在戰略上提出了許多上上之策，又親自指揮了幾乎所有的重大戰役，並且打得都很漂亮。
其二，李淵是打天下的皇帝，他一生的建樹主要在軍事方面。李世民大不一樣，武略的造詣很深，文韜的建樹也極其輝煌。他即皇帝位後，開始了“貞觀之治”的新紀元，前後延續23年之久。這個紀元不光在唐朝，就是在中國整個封建社會，都是數一數二的強盛時期。李淵與的這個兒子相比，遜色得多了。
幾乎所有正史記載，都把太原起兵中的李淵說成是一個懦夫。例如，隋恭帝義寧元年突厥入侵，李淵部將擊之不利，李淵害怕朝廷責罪。李世民乘機對李淵說：
“今主上無道，百姓困窮，晉陽城外皆為戰場；大人若守小節，下有寇盜，上有嚴刑，危亡無日。不若順民心,興義兵,轉禍為福，此天授之時也”。
李淵大驚：
“汝安得為此言，吾今執汝以告縣官！”
說完即取紙筆，就要書寫狀紙。連自己的親骨肉都舍拋棄，那李淵的懦怯之狀可謂極甚。
李淵害不害怕？
害怕。起兵之事，在封建社會來說，就是犯上作亂，一人殺頭事小，夷滅三族事大。李淵有家有小，有親有戚,一旦事洩或事敗，豈不是葬送了百十口人的性命。再說李淵世輩皆居官位，高官厚祿得之不易，特別是那種大貴族的聲譽門面更為寶貴，若是起兵不成，祖宗七八代的險面也就丟盡了。況且在李淵的身旁，隋煬帝還派有兩員大將，他們時時刻刻在監視著李淵的行動，一有反常徵兆，即可行使先斬後奏的權力。螳螂捕蟬,黃雀在後。李淵不得不有所顧慮。
有人會說，李淵起兵不是打著擁隋旗號的嗎？何懼犯上作亂的罪名呢？
反問一句：李淵既然真心實意匡扶隋室，那麼為什麼要藉口殺死忠於隋王朝的兩員大將，又號令四方，招兵買馬呢？老老實實地據地自守，協助他方隋軍鎮壓起義軍和抵禦突厥，不是更好的擁隋行動嗎？其實連李淵自己也清楚，這是種“掩耳盜鈴”的做法，騙不了明眼人，也騙不了隋王朝。李淵起兵以後，即遙尊代王楊侑為皇帝，可是東都的代王楊侑根本不吃這一套,立即派兵阻擊李淵軍，這是最好不過的證明。
李淵的這種害怕心理與懦怯是兩回事。
所謂懦怯，是不敢作不敢為，看到巨大危險後絲毫不敢有任何一點的冒險行為。李淵後來到底起兵了,他先前的害怕，完全是一種在準備不周密、時機不成熟的情況下焦慮、等待、不安的心理狀態。說得更準確一些，也是李淵的韜晦之計。李淵善韜晦之計並非始於太原起兵前夕。公元613年煬帝遣李淵出京師為弘化留守，李淵御眾寬簡，人多附之。隋煬帝看到李淵相貌奇異，又應了《桃李章》中的預言,心中很是驚恐。沒過多久，便詔令李粼進京，李淵有病未能成行。其甥女壬氏在後宮，隋煬帝問她,你舅舅為什麼遲遲不來？王氏答有病不能來。煬帝惡恨地說：“可得死否？”李淵當然立即就知道了隋煬帝所言，十分害怕，從此便縱酒度日，以示自己沒有進取的抱負。與此同時又大出財寶賄賂隋煬帝周圍親近的官員和侍從,讓他們在皇上面前多說好話。
看來，在隋末主昏臣佞的情況下，李淵是在夾縫中求生存，稍有閃失，便會釀成大禍。假如連身家性命都保不住，還談什麼推翻楊氏王朝，建立新政權呢？這種韜晦的成功，正是李淵大智若愚的一種表現。
李淵既是一個老謀深算的政客，又是一個成竹在胸的將帥。
太原起兵能如此順利，並且在以後的一年之內便打進長安，建立唐朝，關鍵就在於李淵恰到好處地掌握了起兵的火候。
一、起兵早了不行。
隋末群雄劇戰，皆在北方，
“可見其時政治之重心，實在北方也”。
在大業十二年(公元616年)上半年以前，大規模的貴族起兵主要是楊玄感,，雖然是“振臂揮從者十萬”，但不幾天便被鎮壓。地方官吏、豪強的起兵倒是不少，但力量分散，未成大氣候。此時的農民起義軍,實際上更多地是處於“打家劫舍”、佔山為王、各不相顧的階段。隋王朝經過兩次大規模的東征，耗費巨大，國力衰竭，民心沸騰，不過其統治機制還未徹底喪失，尤其是還有強大的武裝力量。隋煬帝第一次東征竟然動用軍隊113萬之多。以隋王朝當時的國力，在大業十一年保持七八十萬甚至百把萬軍隊是不成問題的。
為什麼隋煬帝對北方的反兵沒有采取堅決的軍事打擊呢？
主要是因為他周圍聚集了一大批佞臣,專事投其所好，報喜不報憂。而煬帝也只願聽好消息，不願聽壞消息。此時各地反兵已成雨後春筍之勢，隋煬帝不知道。後來隋煬帝向蘇威徵詢三伐高麗之事，蘇威終於下決心要皇上知道有多少“盜賊”了。他讓皇上不要遣發正規部隊，只需大赦“群盜”，便可得兵數十萬，讓他們戴罪立功。御史大夫裴蘊在皇帝面前罵蘇威“此大不遜！天下何處有許多賊！”這下隋煬帝真惱了，要判蘇威死刑，後“未忍即殺”，並其子孫三世皆除名。隋煬帝不知道反兵真實情況還有一個原因，就是起兵的地方貴族、豪強，其地位大多不高，那些民眾起兵者就更無地位可言了，因此上報與否關係不大。
若是大貴族李淵起兵,，誰敢不報隋煬帝？太原又是中原重鎮，是長安的東大門，一旦李淵發難，隋煬帝必然要集中力量對付，李淵成功的可能性極小，而步楊玄感後塵的可能性卻極大。李淵焉敢冒這個大險！
二、起兵晚了也不行。
其實，在大業十二年七月以前，蠢蠢欲動者何止李淵一人，眾多貴族、豪強都在窺測時機。隋煬帝以為天下還算太平，遂於大業十二年(公元616年)七月南巡江都(今江蘇揚州)。兩名大臣，奉信郎崔民象、王愛仁以“盜賊充斥、日盛”為由，先後攔駕勸隋煬帝返回長安，均被斬首。此次南巡他帶走多少部隊，沒有記載，按他以前動輒就帶五六十萬而言，少算一半，恐怕要帶二三十萬(後來王世充帶兵5萬北上增援洛陽；宇文化及殺隋煬帝，將土逃散甚多，尚有10萬軍隊北上)。這樣一來,關中、中原、河北等心臟地區的隋軍就大為減少了。
翟讓瓦崗軍的勃發，河北竇建德義軍的壯大，都是在隋煬帝南巡後出現的。到了隋大業十三年(公元617年)，隋軍被迫困守三處，聯繫隔斷，自顧不暇。而隋煬帝因反兵太盛，既不願意也不可能返回長安了。這就是說，隋王朝的統治機制實際上已徹底崩潰，面對幾路各有數十萬之眾的義軍已束手無策，隋王朝的覆滅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了。
在這種時候，李淵如果還不起兵，幾路主要的義軍將日益強盛，出現尾大不掉的局面。換句話說，李淵將利用不到這種大好形勢來壯大自己的力量，而沒有強大的力量是無法爭權天下的。不止如此,李淵再不起兵，他仍然是腐敗的隋王朝的一員大將和一個大貴族。不說距太原遠的起義軍，只說晉陽,“城外皆為戰場”，各地義軍的進攻目標，首先就是隋王朝的各級官吏，李淵難免成為隋王朝的殉道者。
結束語：
王夫子的話很有道理：
“高祖猶慎之又慎，遲迴而不迫起，故秦王之陰結豪傑，高祖不知也，非不知也，王勇於有為，而高祖堅忍自持，姑且聽之而以靜鎮之也”。
拿李淵自己的話來說，是“天其以使促吾,吾當見機而作。”由此可以看出，在太原起兵中，李淵既不是懦夫，也不是庸人，而是提挈全局的英明的決策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