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2月22日，香港啟德機場。
當時，在東南亞等地，戴瑞士名錶勞力士是一些老闆的身份的象徵，因此從幾萬元一隻的普通勞力士到100多萬元一隻的鑽石勞力士在香港銷路都很好。總部設在瑞士的勞力士公司每隔一段時間，便要空運一批勞力士至香港，然後由保安公司負責從機場押運至香港中環勞力士香港公司所在地，整個過程嚴格保密，戒備森嚴。
這一天，瑞士勞力士總公司又往香港空運了一批勞力士錶，香港一傢俬營保安公司負責押運。
這天中午約11點半左右，一輛保安公司的押運車，經過自動閘門駛進了機場的倉庫區，然後在倉庫樓前停下。車門打開，一名身穿制服，手持獵槍的押運員跳下車，迅速地站在車旁警戒，隨後另外兩名押運員走出車門，走進倉庫辦手續。
走進倉庫區的押運員將有關手續交給倉庫貨運站，貨運站的人查驗無誤後，就將他們要提的幾十箱貨運到押運車旁。押運員當即清點，清點無誤後，押運員與貨運站辦了交割手續。當一箱一箱的手錶都搬上車，押運員剛要關上車門時，五個蒙面人突然衝了過來。蒙面人分工明確，兩人跑到駕駛室，用手槍頂住了坐在駕駛室的押運員，繳下了已經驚呆了的押運員手中的武器。另外三人用手槍頂住搬手錶的兩名押運員，並迅速將他們推上了車，用塑料手銬將他們銬上，又用膠帶紙封了嘴，將車門從外面鎖上。
在駕駛室的蒙面人穿上押運員脫下的制服，在後面的押運員被鎖進汽車車廂的同時，發動了汽車，揚長而去。整個搶劫過程不到十分鐘。
押運車離開貨運倉庫以後，順利地駛離了貨運站的大閘，朝機場隧道方向駛去。車到隧道口以後，又突然改變方向，沿啟福道向觀塘方向開去。不一會兒，就沒有了蹤影。
負責這種貴重物品押運工作的保安公司，都有較嚴格的工作程序，押運車在工作途中要隨時保持和公司總部的聯繫。但這次公司總部沒有在預定的時間接到押運員的報告，於是馬上和押運車聯繫。那時手提電話還沒有普及，但保安公司給押運員配備了傳呼機，公司總部馬上傳呼押運員，但一遍又一遍的傳呼都沒有迴音。公司總部馬上向警方報案。
香港警方接到報案後，立即通知所有在公路上巡邏的警察，密切注意一輛押運車。
數小時後，警方在香港九龍灣的常怡道路旁，發現了那輛失蹤的押運車。打開後車門，發現三名押運員都在車上，被反綁著雙手，蒙著眼睛。車上40箱手錶已被搬走。據押運員說，搶劫者在這兒換了車，然後不知去向。
下午約5點鐘，香港警方又接到路人報案，在香港安達臣配水庫泵房前，有一輛貨車著火。警方趕到現場進行了勘察，沒有找到什麼有用的線索，但在貨車殘骸附近的草叢中，發現了幾隻嶄新的女式勞力士手錶。事後統計，劫匪此次一共搶走了40箱2500只勞力士手錶，總價值為3000萬港幣。此案香港警方查了很長時間，發現了一些跡象，是一個以張子強為首的團伙所為，但是沒有找到確鑿證據，只好作為懸案掛了起來。
張子強，男，祖籍廣西玉林市，1955年4月7日出生，四歲那年隨家人來到香港。
張子強的父親是兩手空空隨著當時的“逃港潮”逃到香港的。到香港後既沒錢，也無一技之長，為了全家餬口，憑著在家鄉對中草藥的一點知識，在香港油麻地的廟街開了一個小小的“涼茶鋪”，維持生計。
四五十年代的油麻地遠遠不是現在那個“寸土寸金”、富有身份象徵的繁華地段。當時的油麻地很小，離海灘不遠，一些地方只是海邊的荒地，只有一些低矮的建築，有點像後來的棚戶區。住在這兒的不是窮人，就是一些三教九流之輩，常常發生一些黑社會的火併。
張子強就是在這樣一個三教九流的外界環境和拮据的家庭經濟環境下長大的。他小學還沒讀完便無心上學，終日流連在“涼茶鋪”周圍，與街童玩耍、打架，慢慢地張子強就與街頭惡棍和黑社會成員交往，“賊性”開始萌芽。
張子強先在父親的“涼茶鋪”做幫手，後來父親見他不學好，又把他送到一間專做西裝的裁縫店當學徒。早年張子強的父親對兒子的教育是嚴厲的，以至後來張子強進了看守所還經常回憶起父親當年打他的情景。但是父親的良苦用心和拳頭，都沒有把張子強引上正道，反而使他對父親產生了一種逆反心理。張子強至死都說，他對父親沒有什麼感情。
張子強很快開始涉入黑社會，併成為小頭目，人稱“一哥”。他12歲就開始進警察局，16歲第一次坐牢，在香港作案無數，多次被抓，在警方留下了厚厚的記錄。成年以後的張子強，儘管已結婚、成家、生子，但並沒有“金盆洗手”，在搶劫勞力士得手後，他又開始了新的陰謀。
1991年7月12日上午，也就是勞力士案件的一年半以後，香港某銀行要調配一部分現金到美國。由香港衛安護衛公司的裝甲解款車運送這批現金到啟德機場，然後空運到美國，其中有美金1700萬，港幣3500萬，總值約港幣1.7億元。
衛安護衛公司的裝甲解款車開進啟德機場的倉庫區，車子在貨運行政樓前停下。其中一名押運員下車走進行政樓辦手續，另外三名手持獵槍的押運員兩人站在車頭，一人坐在車廂裡，擔任警戒。
此時彷彿勞力士劫案的重演，在裝甲解款車前突然又出現了五名劫匪，其中四名戴面罩，一名沒有戴，沒有戴面罩的這個人就是張子強。張子強持手槍衝在前，領著兩名匪徒首先將車頭的兩名押運員用手槍逼進車廂內，其他的匪徒衝進車廂內，用手槍頂住了裡面的押運員。
三名押運員立即被劫匪用布矇住了眼睛和嘴巴。一名蒙面劫匪跳進了駕駛室，解款車像脫韁的野馬疾馳而去。
解款車剛剛離開，進行政大樓辦手續的那名押運員就走了出來。他一看解款車失蹤，驚呆了，立即掏出對講機報警。
當香港警方趕到搶劫現場時，張子強他們已經駕駛解款車經過了機場隧道，拐上九龍宏安道，前行不久又拐進了麗晶花園，然後迅速繞了麗晶花園一圈，沿宏安道拐上啟業道，把車子停在正在興建的大老山隧道的天橋邊，上了一輛前來接應的白色麵包車。
就在劫匪忙著搬運贓款的時候，車上被綁並被蒙著眼睛的押運員都很緊張，其中有一名押運員滿臉是汗，汗水順著額頭往下流，流進了眼窩，使矇住眼睛的黑布往下滑了一點，露出了這名押運員的半隻眼睛。押運員從蒙布邊上看見了沒有戴面罩的張子強。
幾名劫匪都沒有注意到那幾個被綁著的押運員。搬完錢劫匪們立即登上面包車沿著太子道往旺角方向飛駛而去，將解款車和車上的押運員丟在路邊。
此時，公路上飛駛的白色麵包車裡，劫匪們看著眼前裝滿鈔票的九個大口袋和一個小口袋欣喜若狂。張子強掏出一把小刀，挑開了一個裝現金的大帆布袋封口，袋裡露出了一紮扎港幣，這些港幣幾乎都是舊鈔。
張子強隨手拿出一紮有著銀行封籤的1000元面額港幣，扔給坐在一旁的胡濟舒。胡濟舒用手像玩撲克牌似的翻了翻，說：“嗬，都是‘大黃牛’！”——由於1000元面額的港幣是黃顏色的，所以香港人喜歡把它叫作“大黃牛”——說完，又把錢扔進了帆布袋中。
當張子強又用刀挑開另一個裝滿美元的口袋時，卻一下愣住了，原來口袋裡的美元都是新幣而且都是連號的。張子強伸手從口袋裡拿出一紮美元，用刀挑破美元上捆紮的紙帶，然後將一紮美元“譁”的全部扔出了車外。
坐在窗邊的一劫匪趕緊伸手去搶，但是已經來不及了。他看著扔出去的美元雪片一樣飛揚，散落在車外野地裡，回頭不解地問：“好不容易得來的美元，扔了它幹什麼？”
張子強盤腿而坐，閉眼不語。
胡濟舒敲了一下叫喊的劫匪，說：“你不懂，這叫祭天地，保平安。”
啟德機場17億港幣被劫案，震動了整個東南亞，甚至包括美國的金融系統。香港警方投入大量警力全力偵破。從現場沒有找到太多的線索，而其中一位押運員雖然看到了一張沒有戴面罩的劫匪的臉，但因不是他熟悉的人，在沒有抓到劫匪前也沒有太多的價值。再加上當時押運員太緊張，事後向警方描述此人時說得也是不十分清楚。警方經過分析認為，劫犯的情報如此準確，手法如此迅速，一定有內部人員配合。警方不動聲色地把偵查目標指向了衛安護衛公司內部。
案發不久，一名女子在同一間銀行連續以同一個賬號存進了４１萬港幣現金。銀行立即將此情況通知了警方，經警方驗證該女子所存的現鈔全部是啟德機場被劫的現鈔。
警方隨後發現，向該女子提供這筆現鈔的是一個叫羅豔芳的女人，而羅豔芳則是負責啟德機場現鈔押運的衛安護衛公司運輸部的職員。警方馬上把偵查視線轉向了羅豔芳。
經過進一步調查，警方有了重大發現：羅豔芳的丈夫就是在警局有著一大疊案底的黑社會人物張子強！接著又發現張子強的收入與支出存在很大問題，結合張子強、羅豔芳存進銀行的現金就是啟德機場失劫的錢，警方認為張子強羅豔芳夫妻是啟德機場劫款案的重大嫌疑人，於是，拘捕了張子強、羅豔芳。
1992年11月23日，香港高等法院開庭審理張子強涉嫌搶劫機場解款車案。經過那位解款車押運員的指認以及警方提供的各種證據，法庭裁定張子強罪名成立，判決入獄18年。而羅豔芳卻由於證據不足，判無罪當庭釋放。
釋放後羅豔芳立即為張子強“喊冤”，她召開了新聞發佈會，在會上羅豔芳首先對著眾多的話筒說：“張子強先生是冤枉的。警方指控張先生的惟一證人，是一個押運員，他聲稱曾在現場看見張子強。可是，在現場進行指認時，他又不能立即認出張先生，卻在離開指認現場時，又回頭指認張先生，這個指認不能不讓人懷疑它的真實程度。而且，這個證據是獨立的，不能形成一個證據鏈，因此在法律上是不能成立的。我們有信心打贏這場官司。”
有記者問羅豔芳：“羅豔芳女士還有什麼要說的？”羅豔芳面對著鏡頭，慢慢地取下了墨鏡，人們看到她淚流滿面。她說：“警方不但製造冤案，還搞刑訊逼供，你們看！”接著，羅豔芳突然撩起自己的長裙，露出雪白的大腿，大腿內側有一道長長的淺紅色的傷疤。
整個新聞發佈會會場立即躁動起來，羅豔芳哭著說：“在裡面，警察為了讓我招供，竟用刀在我大腿上劃了一刀。”
現場一片驚呼聲。
1995年6月23日，香港終審法院開庭審理張子強的上訴案，這時候羅豔芳和律師的努力已經十分見成效。張子強被當庭釋放。
獲釋的張子強並沒有善罷甘休，第二天他張揚地開著他的那輛黃色林寶堅尼名貴跑車，約請香港電視臺記者“控訴”警察，並以冤案的名義向香港警方索賠，為此香港警方後來向張子強賠了800萬港幣。張子強的名字，一時間在香港差不多家喻戶曉，成了一個社會明星。
1996年初，出獄不久的張子強起了“動動”香港富商的念頭。他請出曾在香港監獄內結識的“牢友”葉繼歡，策劃了一宗“驚天動地”的“大事”。其後，張子強和葉繼歡在廣州、東莞等地具體密謀了綁架香港李姓富商的計劃。
計劃定完後，張子強給了一個綽號“阿七”的同夥140多萬港幣，用來購買衝鋒槍、手槍、手雷、汽車和租用關押人質的房屋。5月份，葉繼歡帶一批人手持長短槍偷渡到香港，登上西環時，被香港巡邏警察發現，雙方發生槍戰，葉繼歡被抓，其餘人逃脫。事發後，張子強馬上召來“高佬成”、“肥佬”等同夥。1996年5月23日下午5時許，當富商乘車行在港島南區深水灣道一個拐彎處時，張子強等多名綁匪手持衝鋒槍、手槍及手雷將富商及司機劫持，最終綁匪共獲取10.38億港元的贖金，張子強得了4億多港元。事發後，由於被綁富商的低調處理，此事並未被外人知曉。
1997年，嚐到綁架富豪甜頭的張子強又把目標盯上了香港新鴻基老闆、世界華人第二富翁郭炳湘。
４月，在澳門豪賭的張子強找來了當年一起進行啟德劫鈔、後移居廣州的同夥張志烽。見面後張子強說：“阿斬（張志烽的綽號），1995年我交給你的那100多萬美金，你沒有幫我兌換成港幣給我，這麼些年了，現在我手頭很緊，你要還我。”
張志烽一聽張子強特意把他叫到澳門只是為了逼債，頓時急了起來：“這筆錢，鄭志武帶到奧地利去兌換，被奧地利警方扣了，鄭志武還差點坐牢，不是我弄丟的。”
張子強把杯子往下一放，六親不認，說：“那我不管，按規矩你要負責，當時我是交給你的，鄭志武是你的朋友。這些錢，我算了一下，按照當時的匯率再加上這些年的利息，算個整數是900萬港幣。阿斬，親兄弟明算賬，這筆錢你還是要還給我的。”
張志烽哭喪著臉說：“我哪有這麼大一筆錢還你啊。”
張子強怪笑了一下：“我知道你現在沒有錢還我。我這裡有一單大生意，你幫我做，做成之後就可以還清這筆債了。”
張志烽說：“什麼生意能賺這麼一大筆錢？”
張子強說：“做成了，不但能還我的債，而且我還讓你有更多的錢。”
張志烽的臉上立即陰轉晴：“那你說吧，只要我能做到。”
張子強說：“很簡單。你回香港後到新鴻基地產大廈下面，觀察新鴻基地產的郭炳湘老闆每天什麼時候下班，坐什麼車，掛的什麼車牌，下班時走什麼路線。你把這些事情搞清楚搞準確，告訴我就行了。其他，你暫時別問，以後會告訴你的。”
張志烽後面也沒有再問什麼，其實他已經清楚了張子強要幹什麼。
張子強對自己集團裡所有成員的特點都瞭如指掌，並善於利用他們各自的特長。張志烽隨著年齡的增長，已經不適應在一線沖沖殺殺，但張志烽心細有經驗，善於盯梢和觀察，所以張子強派他觀察郭炳湘的行蹤。
張志烽第一次盯了一天，沒有發現郭炳湘的蹤跡。第二天，張志烽換了一套衣服來到新鴻基大廈，在大廈門口徘徊。快到傍晚時，他看見一輛淺藍色的寶馬車開出。根據事先了解到的郭炳湘的車號，他知道這是郭炳湘的車。他連忙看了看錶，是下午6點10分。
第三天，張志烽又換了一套衣服，在下午6點前來到新鴻基大廈。儘管張志烽十分小心，三天都穿了不同的衣服，但一連幾天總站在門口，還是引起了大廈保安的注意，一名保安走過來盤問張志烽，張志烽立即走進大廈裡的商場裝作買東西。一會兒，郭炳湘坐的寶馬車就出來了，仍是那輛淺藍色的寶馬豪華轎車。張志烽站在大廈玻璃幕牆後面，仔細觀察著郭炳湘的車經過大廈出口，他看看錶，是傍晚6點多鐘。郭炳湘下班時間非常準時。
第四天，張志烽沒有出現在大廈內，而是開了一輛車等在新鴻基大廈的外面，下午6點多，郭炳湘的車準時開出新鴻基大廈。張志烽立即開車在後面跟蹤，他看到郭沒有帶司機，是自己一個人開車，他一直盯著郭的車經過香港仔隧道開進淺水灣，張志烽在一張地圖上標下郭炳湘所走的路線，沿線一一作下記號。
幾天後，張志烽將跟蹤情況向張子強詳細彙報。張子強聽完後說：“好了，你的事情做完了，你已經引起保安的注意，千萬不要再在那兒露面了。你把車給陳森友，叫陳森友繼續跟蹤，弄清楚郭炳湘的行動規律。”
隨後，張子強交給張志烽200萬港幣，要他找幾個人手，買兩輛車，再找一處關“肉參”（即人質）的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