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悼︱14名首批抗疫“烈士”中的5位武汉大学校友

​2020年4月2日,新华社在武汉发布电讯称:“近日,湖北省人民政府根据《烈士褒扬条例》和《退役军人事务部 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关于妥善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牺牲人员烈士褒扬工作的通知》精神,评定王兵、冯效林、江学庆、刘智明、李文亮、张抗美、肖俊、吴涌、柳帆、夏思思、黄文军、梅仲明、彭银华、廖建军等14名(按姓氏笔画排序)牺牲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一线人员为首批烈士。”


在这14名首批抗疫“烈士”中,有5人为武汉大学校友。现将官方“通稿”中对他们5人事迹的介绍摘录如下:

1.王兵,女,汉族,1947年10月出生,湖南湘潭人,中共党员,生前系武汉市洪山区王兵西医内科诊所主治医生。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在医疗资源极为紧张的情况下,王兵同志不顾个人安危,主动参与疫情防控工作,坚持开门接诊救治患者,在工作中不幸感染新冠肺炎,于2020年2月18日经抢救无效以身殉职。2020年3月被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追授为“全国卫生健康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个人”。

4.刘智明,男,汉族,1969年1月出生,湖北十堰人,中共党员,医学博士,主任医师、教授,生前系武汉市武昌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刘智明同志始终坚守在疫情防控一线,全力救治新冠肺炎患者,在工作中不幸感染新冠肺炎,于2020年2月18日抢救无效以身殉职。2020年3月被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追授为“全国卫生健康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个人”。

5.李文亮,男,满族,1985年10月出生,辽宁锦州人,中共党员,2011年7月参加工作,生前系武汉市中心医院眼科主治医师。李文亮同志不顾个人被感染的风险,仍然坚守一线岗位,2020年1月6日在收治一名患者时不幸感染新冠肺炎,他在住院治疗期间表示,康复后要再投入抗击疫情战斗中,表现出医者仁心、不惧危险、救死扶伤的优秀品质,2月7日经抢救无效以身殉职。2020年3月被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追授为“全国卫生健康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个人”。

7.肖俊,男,汉族,1970年10月出生,湖北武汉人,1987年2月参加工作,生前系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普外科医师。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肖俊同志在工作中不幸感染新冠肺炎,于2020年2月8日经抢救无效以身殉职。2020年3月被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追授为“全国卫生健康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个人”。

11.黄文军,男,汉族,1977年6月出生,湖北武汉人,中共党员,医学硕士,副主任医师,生前系孝感市中心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黄文军同志主动请战,一直奋战在疫情防控一线,不幸感染新冠肺炎,于2020年2月23日抢救无效以身殉职。2020年3月被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追授为“全国卫生健康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个人”。

上述5位武汉大学校友的基本学历情况如下(以年龄长幼为序):


痛悼︱14名首批抗疫“烈士”中的5位武汉大学校友

王兵,湖北医学院附属护士学校毕业(具体年份不详,约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后通过自学考得医师资格证。


痛悼︱14名首批抗疫“烈士”中的5位武汉大学校友

刘智明,1991年毕业于湖北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后在职攻读武汉大学医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具体年份不详),师从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神经外科袁先厚教授。


痛悼︱14名首批抗疫“烈士”中的5位武汉大学校友

肖俊,1988年考入湖北医学院医疗专业,1991年毕业(从学习时间上来看,似乎是大专学历?)。

痛悼︱14名首批抗疫“烈士”中的5位武汉大学校友

黄文军,2001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医学院临床医学系,2004-2005年曾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呼吸内科进修学习一年(另外,上述14位“烈士”中的江学庆亦为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校友)。

痛悼︱14名首批抗疫“烈士”中的5位武汉大学校友

李文亮,2011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七年制),获医学硕士学位。

说到这里,笔者要非常严肃地和大家探讨一个问题——以上所谓的“武汉大学校友”,到底是如何界定的?

众所周知,2000年,原武汉大学、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武汉测绘科技大学、湖北医科大学4校合并组建为新的武汉大学。正是因为此次合并,后面这三所学校的历史也就成为了整个武汉大学历史的一部分,而它们原有的广大校友也顺理成章地全部成为了“武汉大学校友”。

然而,我们必须要搞清楚,原武水、武测、湖医三校的校友成为“武汉大学校友”的具体时间节点,乃是在2000年,至于他们2000年以前在上述三校的学习与工作经历,与同时期的原(老)武汉大学可谓毫无关系,当时是怎样就是怎样,我们千万不能盲目、笼统地扣上一顶“武汉大学”的大帽子了事,否则,就会闹出一些不伦不类的笑话出来。

比如说,武汉大学校方最近在宣传张继先、刘智明、肖俊这几位校友的事迹时,就全然不顾他们三人都是毕业于上世纪末的湖北医学院这一基本事实,居然直接说什么“张继先是武汉大学1989届临床医学专业校友”,“刘智明……1986年考入武汉大学临床医学专业就读”,“1991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医学院”,“肖俊,武汉大学1988级医疗专业校友”,这真是莫名其妙——上世纪80-90年代的武汉大学,有“医学院”以及“临床医学”、“医疗”这样的专业吗?如果有的话,那2000年还“合并”个啥!难道因为原湖北医科大学在2000年与原武汉大学合并了,这所学校在2000年以前的名称也要跟着变成“武汉大学”吗?!


痛悼︱14名首批抗疫“烈士”中的5位武汉大学校友

我们看看这张截图,上面的“武大人张继先”这一表述当然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原湖北医学院校友张继先毫无疑问早已成为武汉大学校友,但下面的这句“张继先在武汉大学的登记照”,那就完全是胡说八道了——这明明是人家当年在“湖北医学院”的登记照好不好!人家1984年入学时拿的是“湖北医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就读期间注册的是“湖北医学院”的学籍,1989年毕业时拿的是“湖北医学院”的毕业文凭,从头到尾,跟“武汉大学”可以说八竿子都打不着啊!而且,在那个时候,有谁能够想到,十几年过后,湖北医科大学会跟武汉大学合并呢?

据笔者臆测,武大有关方面之所以要将原“湖北医学院”的这些校友一概冠以“武汉大学”之名,其原因很有可能是要在校中进一步淡化原四校的概念,继续促进原四校人士在统一的新武大旗帜下的“团结”与深度融合。从现实的角度来说,讲求统一与团结当然无可厚非,不过,事实上也无须多虑——毕竟都已经合校整整20年了!在新世纪的新武大携手并进了如此之久的新一代的武汉大学师生校友,还能有几个人心中依然存在着这样的门户之见呢?

然而,不论现实情况究竟如何,对于那些早已在历史中“定格”的基本事实,我们还是应当抱有最起码的尊重,而不能出于某些现实的需要,就随随便便地对其进行歪曲和篡改!2000年以前的湖北医学院及其后的湖北医科大学,固然是如今的武汉大学医学部的“前身”,但如果只是简单粗暴地直接将其冠以“武汉大学”之名,那就真的是大错特错了!如果连最基本的历史事实都无法做到正视和尊重,那又谈何继承传统,团结同志,共创未来?

其实,这件事情也再简单不过了——对于张继先、刘智明、肖俊这几位武大校友的学历情况,最准确、合理的表述,无非就是“19××年毕业于原湖北医学院(现武汉大学医学部)临床医学专业”,多写几个字,一点都不麻烦,只会显得更加严谨和准确,像现在这样完全不提“湖北医学院”,只说他们是“武汉大学”毕业,这种说法既是对历史缺乏敬意,对历史上的“湖北医学院”及其广大师生校友缺乏尊重

,在事实上也无法起到为“武汉大学”这块金字招牌增光添彩的效果,而只会留下一个小小的历史笑话而已。

湖北省人民政府评定首批14名抗疫“烈士”的消息发布后,“武汉大学校友总会”、“武汉大学校友企业家联谊会”以及“武汉大学”微信公众号先后转发了这一消息——


痛悼︱14名首批抗疫“烈士”中的5位武汉大学校友

痛悼︱14名首批抗疫“烈士”中的5位武汉大学校友

痛悼︱14名首批抗疫“烈士”中的5位武汉大学校友

由上可见,非常遗憾,校友总会只从这份“烈士”名单中找出了刘智明、李文亮、黄文军3位校友,校友企业家联谊会与武大官微虽然补上了肖俊校友,但是,大家都忽略了,“按姓氏笔画排序”列在这份名单第一位的王兵医生,因其早年毕业于湖北医学院附属护士学校,当然也应该被视为我们武汉大学的校友

同样是原湖北医学院的校友,我们总不能一方面直接把张继先、刘智明、肖俊几位校友的学历不伦不类地篡改为“武汉大学”,另一方面又把这位王兵校友排除在“武汉大学校友”之外吧!当然,估计绝大多数武大校友直到现在都还没有注意到王兵医生的学历,但只要知道了,就不应该如此“双标”。虽说王兵医生读的只是湖北医学院的“附属护士学校”,但这也根本不是什么问题,要知道,当年伍修权将军仅仅只是在武昌高师(武汉大学前身)附属小学读了几年书而已,到最后还不是被武汉大学认作“校友”了啊!

行文至此,我倒是很想再谈一点比较个人化的东西(当然,这个微信公众号本来也不过是我个人的一个小号而已,随便说说也无妨)。事实上,前面提到的这位王兵医生,正是本人的社区医生!她的私人小诊所就开在我曾经居住过的小区门口,我当然也在她那里打过针,开过药,平时可以说是“抬头不见低头见”了。真是万万没有想到,在这场突如其来的凶猛疫情前,这位长期辛勤劳碌的社区医生兼小区业委会主任,因为舍生忘死地坚持奋战在抗疫第一线,最后竟然不幸以身殉职,就这样永远地离开我们了!


痛悼︱14名首批抗疫“烈士”中的5位武汉大学校友


痛悼︱14名首批抗疫“烈士”中的5位武汉大学校友

说真的,如果王兵医生因为考虑到个人安危而早几天关闭诊所,也许可以避免这个悲剧的发生。然而,为了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挽救更多的生命,她却最终献上了自己的生命……敬爱的王医生、王奶奶,请一路走好,您在自己生命的最后一个多月里为了他人的生命与健康挺身而出的光辉义举

,使我真真切切地看到了一个普通的社区医生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努力坚守、忘我付出所铸就的伟大与不朽!

在王兵医生去世之后,看了相关的新闻报道,我才知道,她不仅是我的社区医生,同时也可以说是我们武大的校友。然而,现在,一位社区医生和校友的不幸死亡,就这么实实在在地发生在自己身边了……事实上,作为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地与重灾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武汉居民们,又有几个人的身边没有几位亲朋好友或者街坊邻居不幸被感染乃至与世长辞的呢!这实在是我们这座“英雄”城市的一场创巨痛深的群体性悲伤记忆……

然而,在疫情如此严峻、牺牲也如此惨重的抗疫形势下,居然还有一些自媒体在完全没有搞清楚状况的前提下,就信口开河地胡乱尬吹什么武汉大学“风暴中心0感染”,“整个学校894名留学生以及教职工,无一人感染,堪称是风暴中心的一大奇迹!”

简直就是太没心没肺了!!!(可点击阅读本人前几天的一篇辟谣文章——《辟谣︱武汉大学“风暴中心0感染”?如此罔顾事实的胡乱“尬吹”,真是要不得!》

最后,在痛悼王兵、刘智明、肖俊、黄文军、李文亮这5位以身殉国的武汉大学烈士校友之时,笔者再次想到了我们武汉大学历史上的几条老校训——从1919年的“朴诚勇”,到1939年的“明诚弘毅”,再到1982年的“诚实朴素、勤奋刻苦、严谨治学、勇于创新”(可简称为“诚、勤、严、勇”),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在三者间一以贯之的,正是一个“诚”字!所谓“武大精神”,其核心也理应就是这个“诚”字!


痛悼︱14名首批抗疫“烈士”中的5位武汉大学校友

痛悼︱14名首批抗疫“烈士”中的5位武汉大学校友

痛悼︱14名首批抗疫“烈士”中的5位武汉大学校友


刘道玉老校长曾指出,“‘诚’字入校训可以说是武大特质,国内少有”,在“当前学术腐败、论文抄袭的现象严重”的社会背景下,“诚”字实有“一字值万金”的价值。而在笔者看来,刘老校长的这个用词都有点保守了,就大学精神的本质

及其对社会的重要意义而言,也正如我们的兄弟院校南京大学的老校歌所言,完全就应当是“大哉一‘诚’天下动,如鼎三足兮,曰知、曰仁、曰勇”,一字远胜万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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