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3月3日，尼日利亞扎姆法拉州，279名被武裝組織綁架的女子中學學生獲釋。據報道，這些武裝組織與石油產業密不可分，被學術界稱為“油氣寄生型反政府武裝”。 （新華社/圖）
2021年1月29日，荷蘭海牙法院作出裁決，要求荷蘭皇家殼牌（Shell）石油公司對2004年至2007年多起漏油事故負責，並賠償尼日利亞農民的損失，清理受汙染的環境。
被“黑金”滲透的生活
總部設在荷蘭海牙和英國倫敦的殼牌，是非洲最大的跨國石油公司。從1956年開始，該公司就在尼日爾河三角洲開採石油，並頻繁發生漏油事件。據聯合國環境署保守估計，平均每年的漏油量為24萬桶。大量漏油不斷入侵尼日利亞的河流、土地和海洋。
“我們當然知道飲用水已經不安全，可又能怎麼辦？”31歲的賈德瓦爾·艾麗·哈吉（Jadwal Allie Haji）已是四個孩子的母親。每隔六七天，她都要帶著兩個年幼的孩子到三公里外的泥井取水。去程，兩個孩子可以坐到毛驢板車上，返程路上則要幫著推車。
2019年12月，筆者隨國際環保機構在卡齊納州(KATSINA)南部一個小鎮考察時發現，所謂“泥井”只不過是在乾涸的河床中挖下三四米深的坑。
從“泥井”中涓涓流出的水呈黃褐色，零零散散地漂著油星，哈吉把水舀到黑色的大水罐中運回家，幾隻水罐上還殘留著“shell”的標誌。
哈吉的丈夫帶著16歲的長子在一家外國煉油廠做保安，他的報酬是一家人的主要收入來源。不過，作為尼日利亞的支柱產業，石油化工反而成為當地居民的“負資產”。
“飲用、煮食和清洗都要用汙水。如果人們幸運地抓到魚，也只是受到汙染的毒魚。”一份題為《尼日爾河三角洲的石油、汙染及貧困》的報告寫道。
空氣中總是充滿嗆人的臭雞蛋味，位於尼日爾河口的奧尼查已多年蟬聯“全球空氣汙染最嚴重的城市”，平均每立方米空氣的懸浮顆粒物為600微克，遠超世衛組織(WHO)規定的每立方米20微克的安全線。
“人們在汙染的空氣中呼吸，在汙染的土地上耕種，用泛著油光的河水灌溉，再收穫和食用汙染的農作物。因此，他們自然也無法給孩子們提供健康的食物。”環保工作者馬克米德·卡馬拉說。
由於長期生活在有害的環境中，尼日爾河三角洲居民人均壽命比尼日利亞全國平均水平短10年。英國《衛報》還披露，石油洩漏區半徑10公里內的嬰兒死亡率是其它區域的兩倍。
“先發展，再治理”的模式成本高昂。僅在尼日利亞南部城市奧戈尼蘭（Ogoniland），聯合國環境署評估報告認為當地的初期治汙需要花費10億美元，整個汙染清理和環境可持續的復甦則需要25至30年。
當地政府和居民希望，殼牌等跨國石油公司要為天價治汙費埋單。一些環保工作者還抱怨，當地人對各種汙染已習以為常，他們生火煮食、焚燒垃圾，對汙染索賠的熱情遠高過環境保護。
相互推諉
自2000年以來，殼牌等跨國石油公司面臨著數百起訴訟。荷蘭海牙法院2021年1月的最新裁決，則是尼日利亞農民贏得的為數不多的訴訟案。
據半島電視臺透露，這起訴訟由尼日利亞農民在2008年發起，並得到環保組織“地球之友”（Friends of the Earth）的協助。一些跨國公司的支持者認為，殼牌等石油公司已經向當地政府支付了高額的稅收、勘探、開採等費用，不應該再擔負治汙成本。
一些環保主義者則認為，從英國殖民統治尼日利亞的末期開始，殼牌等跨國石油公司進入尼日爾河三角洲地區，已從當地獲取了至少數千億美元的利潤，理當履行治理汙染的社會責任。何況，這些石油公司要為多起漏油事故負責。
“石油公司越晚對石油洩漏做出反應，漏油擴散到食物和水源的風險就越高，而殼牌對此心知肚明，”環保工作者馬克·杜梅特批評道，“若漏油事故發生在歐洲的土地上，它們絕不會漠視至此。”
據一家環保組織統計，殼牌僅在26%的漏油事件中於洩漏發生後的24小時內做出了反應。在反應最遲緩的一起事故中，該公司在洩漏發生後的第252天才派人前往漏油地點。
殼牌、埃尼等多家石油公司辯解稱，對漏油事故反應遲緩的原因是當地社區不允許工作人員進入漏油地點。1993年1月以來，“奧格尼人生存運動”就宣佈不歡迎殼牌公司在當地營運。
殼牌一直將95%的漏油事件歸咎於人為破壞、偷油和其它非法活動，只承認對2008年和2009年奧戈尼蘭地區的少數漏油事故負責。
一部上映於2020年12月的荷蘭紀錄片曝光了部分偷油細節，一些殼牌在尼日利亞的僱員合謀破壞當地的石油管道，再將漏油清理工作交給特定的利益關係人。
“一些當地年輕人被殼牌招聘來做清理工作，他們賺到的錢會和內部員工分贓。”一名尼日利亞居民在接受攝製組採訪時透露。
在奧戈尼蘭地區，石油盜賊又被稱為“油老鼠”，他們利用虹吸管竊取石油，再用汽車、小型船隻運送到停靠在海岸附近的油輪上。
如今，盜油已形成一個龐大的地下產業，一些腐敗官員和士兵也參與其中。2011年7月，聯合國的一份報告也認為，殼牌等不需對尼日利亞漏油汙染負責，石油公司也是受害者。
不過，這份報告受到尼日爾河三角洲地區民眾的抵制。倘若將石油洩漏的責任歸咎於第三方，他們不僅無法獲得賠償，治汙工作更將遙遙無期。
六年後，聯合國發展署（UNDP）發佈了一份截然不同的調查報告：1976年至2001年，尼日爾河三角洲地區共發生6817起漏油事故。其中，大約69%的洩漏發生在離岸海域，25%發生在沼澤地帶，還有6%發生在陸地，後者主要由盜油事件引起。
這份報告還批評跨國石油公司主導的治汙工作進展緩慢。由聯合國環境衛生署認定的油汙區域中，清理工作近10年只完成了原計劃的11%，一些承包商被指清汙不專業，施工人員通常將土壤覆蓋在油汙上敷衍了事。
2020年12月，一家環保組織在博穆（Bomu）油田發現，原本紅色的土壤也已經黑化，附近水面上發現大量漂浮的油汙。
該油田位於尼日爾河三角洲東部河口地帶，1970年發生嚴重漏油事故。1975年和2012年，殼牌宣佈已成功對博穆油田進行了兩輪清汙工作。
“兩場殘酷的戰爭”
多年來，圍繞石油利益以及汙染責任的角逐，尼日爾河三角洲已基本形成跨國公司、尼日利亞聯邦政府和地方利益三方博弈的格局。
1914年，英國殖民者採取分而治之的策略，迫使當地政府頒佈《礦物法案》（The Mineral Act），它規定各類礦產資源均歸地方政府所有，其收益也用於地方社會發展。
尼日利亞1960年獨立後，聯邦政府開始將油氣收益收歸中央。例如，1969年實施的《石油法案》（The Petroleum Act）廢除了“地方自主性分配”的條款，明確規定油氣收益歸聯邦政府“中央基金”配發，新法案還免除了石油公司在地方環境保護上的義務。
1978年的《土地使用法令》（The Land Use Decree）則進一步規定，尚未劃歸聯邦政府的土地歸州長管轄。當時，州長由聯邦政府任命。這意味著，跨國石油公司可不經地方政府同意而開工。
地方從油氣資源獲得的利益逐年減少。1953年，地方政府的石油稅收為100%，1984年為15%,1992年為3%。2019年，這一比例大約降至1%。
“奧戈尼人捲入兩場殘酷的戰爭，一場是跨國石油公司——殼牌和雪佛龍發動的生態戰爭，在這場複雜且非常規的戰爭中，男人、女人和小孩死了，植物、動物和魚群滅絕了，空氣和水被汙染，最後土地也死亡了；第二場戰爭是一場專制、壓迫和貪婪的政治戰爭，目的是為了剝奪奧戈尼人的權利和財富。”作家出身的沙洛維瓦是“奧戈尼族人(Ogoni)生存運動”領導人之一。
1995年11月10日受刑前，他呼籲“尼日爾河三角洲的人民要以無懼與和平的方式為自己的權利進行鬥爭”。
雖然一直承受著環境汙染的代價，但尼日爾河三角洲石油產區的民眾從石油生產中獲益卻很少。當前，大約70%的民眾生活在農村，從事捕魚、耕種、手工業等，只有不足2%的人口在石油產業工作。
在尼日爾河三角洲，至少有95%的居民生活困難，貧困發生率遠高於尼日利亞50%左右的平均貧困率。當地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也在全國墊底，青年失業率長期維持在30%以上。
受困於環境汙染和低效的醫療衛生系統，尼日利亞平均壽命不到56歲，每年有100多萬名兒童在5歲之前死亡，大約佔該國兒童總數的五分之一。尼日利亞《抨擊報》援引兒科醫師協會的數據認為，90%的兒童死亡原本可以避免。
為了平息風起雲湧的地方反抗運動，尼日利亞聯邦政府設立“石油發展衍生基金”，支持石油產區的社會發展。殼牌等跨國石油公司也承諾帶來更多就業崗位，並幫助改造社區基礎設施。
但是，一筆筆發展基金並未完全用於醫療、教育等領域，不少資金用於建設豪華的政府辦公樓。據英國廣播公司（BBC）報道，一個河流州下轄的地方政府將三分之一的預算用於辦公開支，教育、醫療開支則被列為“雜項”，不足3%。
“給孩子們建設的‘足球學院’只有幾個足球，‘示範魚池’也只有漂著油星的汙染水，沒有魚。”31歲的賈德瓦爾·艾麗·哈吉說。
1999年結束軍事統治以來，歷屆聯邦政府都發起“反腐戰爭”。但是，石油產業及其帶來的環境汙染和食利者階層，一步步改變了尼日利亞傳統的政治、經濟和社會。
部落社會遇到“黑金詛咒”
目前，尼日利亞已躍升為非洲第一大石油生產國，2020年平均日產量大約為137萬桶，位居全球十大原油出口國。作為尼日利亞的經濟命脈，石油產業貢獻了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十分之一，以及60%的政府財政收入、90%以上的外匯收入。
然而，尼日利亞又是汽油供應最短缺的國家之一，需要大量進口石油產品。從經合組織（OECD）的報告來看，該國只有四家大型國有煉油廠，大多建於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普遍技術落後、設備陳舊。殼牌、埃尼、道達爾等五大跨國石油公司則控制了尼日利亞90%以上的石油生產。
“世界上，沒有哪個地方比尼日爾河三角洲地區的治理難度更大。”在《能源重塑世界》一書中，美國能源問題專家丹尼爾·耶金將尼日利亞的遭遇稱為“黑金詛咒”。
石油屬技術、資本密集型產業，通常對資源所在地的就業拉動不大，來自石油開採行業的收益分配不合理，又導致尼日利亞很難為其它產業發展提供啟動資金。
“黑金”沒有帶來更多的財富，還加劇了貧窮、汙染與衝突。在“逐金”過程中，傳統部落社會也被逐步瓦解，酋長和部落議事會的權威受到削弱，一些年輕人憤怒地指責酋長和長者濫用部落權力，貪佔了來自跨國石油公司的救濟款、補償金和就業機會。
當地還普遍出現了一種“獲得石油租金就能發財致富”的“食利者心態”，不少年輕人寧可參與危險的幫派團夥，從事偷油、綁架、勒索等活動，不願再像祖輩那樣捕魚、狩獵和種植。
當跨國石油公司加強安保工作後，這些幫派組織將黑手伸向了本國民眾。2021年1月至今，尼日利亞已發生至少3起大規模攻擊學校事件，至少有1300名學生被綁架。
“現在，綁架學生已成為向政府勒索錢財的最簡單方法。”阿布賈民主與發展中心智庫主任哈桑頗為無奈地表示。
尼日爾河三角洲的多數地方政府無力打擊這些暴力組織，只好採取懷柔政策。據尼日利亞《抨擊報》透露，2020年12月，奧瓦盧·道達瓦帶領的武裝組織綁架了三百多名學生。在其釋放學生並“懺悔”上繳武器後，他還得到了扎姆法拉州州長的熱情款待。
同年7月，扎姆法拉州州長還向恐怖分子許諾：只要上繳一支AK-47槍就可以得到兩頭母牛的補償。
“油氣寄生型反政府武裝”的崛起
一味的懷柔政策變成鼓勵與縱容，其招數與跨國石油公司的招數如出一轍。實際上，這些武裝組織的誕生也與石油產業密不可分，西方學者稱之為“油氣寄生型反政府武裝”。
尼日爾河三角洲地區生活著六十多個族群。數百年來，族群之間因奴隸貿易、棕櫚油等問題頻繁發生衝突。上世紀60年代發現石油資源後，伊喬人（Ijaw）、豪薩－富拉尼人（Hausa Fulani）等族群開始發起抗爭。
最初，抗爭多以和平方式進行。但尼日利亞眾議院實施按人口分配席位的原則，尼日爾河三角洲產油區在312個席位中僅有73席，地方族群已很難通過議會和平表達利益訴求。日漸頻繁的軍事政變也破壞了代議制民主。
1993年1月，奧戈尼人率先發起襲擊殼牌等跨國石油公司的暴力運動。同年11月，桑尼·阿巴查（Sani Abacha）發動軍事政變上臺後，接受殼牌公司的請求迅速派出軍隊進入奧戈尼地區。
持續三年多的流血衝突，導致數千名奧戈尼人被殺害。時至今日，包括“奧戈尼九人”（Ogoni Nine）在內的受害者家屬仍沒放棄對殼牌公司“合謀犯罪”的訴訟。
當前，尼日爾河三角洲產油區大約活躍著一百多支地方武裝力量，他們對尼日利亞政府和跨國石油公司發動“游擊戰”，也跟不同的地方勢力搶地盤。為了搶奪對哈科特(Harcourt)港的控制權，“尼日爾三角洲人民志願軍”數次與“尼日爾三角洲民兵團”大打出手。
作為一種油氣寄生型反政府武裝，它們的經濟訴求通常大於政治訴求，很少提出“民族自決”之類的政治口號，其核心鬥爭目標是要求與聯邦政府分享油氣收益，並迫使跨國石油公司支付汙染補償金。
武裝衝突加劇了跨國石油公司的運營風險。2006年6月至2014年5月，殼牌公司有307人在各類衝突中喪生，埃尼公司為158人。
面對亂局，跨國石油公司要麼向地方武裝繳納高額的“保護費”，要麼僱傭安保公司與地方武裝開戰，或者向尼日利亞政府軍求助。
對於地方武裝組織，尼日利亞聯邦政府的策略無非是圍剿和招安。1999年，尼日利亞結束軍政府統治後，新成立的民選政府開始實施安撫政策。五年後，官方與“尼日爾三角洲人民志願軍”達成停火協議，給予放下武器的武裝分子“安置費”和工作崗位，還以每件1800美元的高價回收武器。
不過，一年後，“尼日爾三角洲人民志願軍”領導人阿薩里·多庫伯（Asari Dokubo）被聯邦政府以分裂國家罪名義逮捕，雙方重啟戰火。新一輪衝突延續至今，尼日利亞政府目標以及外國石油公司的油井、管道和油輪頻繁受到襲擊，針對平民村落、學校的襲擊綁架更是頻繁發生。
南方週末特約撰稿 李博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