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每月一星 震知卓见
1931年，一位“独行侠”来到在北京城西北郊的鹫峰，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地震台——鹫峰地震台，这位“独行侠”就是后人称为“中国地震研究第一人”的李善邦。不过，我们今天说的不是李善邦先生的故事，而是另一位先生的故事……
鹫峰地震台
我们继续……
六年后，也就是1937年。鹫峰地震台在李善邦先生的建设下已经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各项地震监测工作都进展的不错。但是，这个时候李善邦先生也发现了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地震工作很繁忙，台站人手不足，急需招人。于是，他就请叶企孙教授帮他从清华大学应届毕业生中选送一位过来参加工作，条件也不多，就三条：动手能力强，理论水平中上，身体健壮。
叶企孙教授欣然接受了李先生的请求，并给他推荐了一位年轻人，也就是我们这篇故事的主人公——秦馨菱先生。
秦馨菱先生于1915年10月17日出生在山东潍县(今潍坊市)一个书香门第，他的父亲在潍县广文大学(后迁济南为齐鲁大学)生物系任教，后在北京及沈阳等地任教，外祖父是齐鲁大学天算系教授，母亲是一名小学教师。受到家庭环境的影响，秦馨菱从小就求知兴趣广泛，并且动手能力很强。
秦馨菱先生一直勤奋好学。1933年，他经过不懈努力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清华大学物理系。大学期间，他对物理实验技术很有兴趣，特别喜欢自己动手DIY，除学好必修课之外，他还选修了实验技术、木工制模、锻铸以及车、钳工等课程。叶企孙教授就曾夸奖他道：“你的手真巧……作的这么精致……”。
1937年6月，秦馨菱大学毕业后，经叶企孙教授介绍来到了鹫峰地震台工作。面对地震监测工作，秦馨菱是陌生的，毕竟他之前从来没有接触过这项工作，他当时的特长是无线电技术方面，地震和地质这些学科对他来说是新的知识。好在这里还有一位从事地震工作多年的前辈李善邦先生，在李先生的带领下，秦馨菱很快就胜任了这份工作。
然而，好景不长。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本开始全面侵华，抗日战争爆发，此时的鹫峰地区已成为军事争夺要地，为躲避战乱，为了延续地震事业，李善邦和秦馨菱一行只能往后方撤离。
在四处躲避战乱的这几年，秦先生一行基本上没有固定的住所，其过程不可谓不艰辛。直到1941年他们来到了重庆北碚，才算稍稍安稳下来。
在重庆北碚，李善邦先生念念不忘的是要恢复地震监测工作，要建立地震台站，但是首先得有地震仪，不然一切都是纸上谈兵。在当时，现成的地震仪是弄不过来了，既然弄不过来，那就自己造一台。于是，在李善邦的亲自设计下，秦馨菱积极配合试制地震仪。当时经费少，材料缺，因为没有交流电，车制零件还要用人工摇动车床，此外还经常有日本飞机来空袭，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他们利用废旧物资自己动手制作零件，试制出一套水平摆式地震仪，它成为抗日战争时期我国内地唯一的一套地震仪，至抗日战争胜利时共记录到远近地震109次。
1945年，抗战胜利，秦馨菱先生赴美国学习，回国后仍继续地震台与探矿方面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地球物理勘探工作尤为重要，秦馨菱先生作为当时国内屈指可数的几位地理物理勘探专家之一，先后勘探发现多处矿藏。同时，他还为新中国培养了首批物理探矿科技人才。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国家开始开拓空间探测领域研究，秦先生带领地球物理研究所部分科技人员转入以空间探测和空间物理为研究方向，并于六十年代初组建成遥控遥测研究室，先生亲自担任室主任，同时兼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探空技术专业教研室主任。当时的人们相当于从“探地”转行“探空”，基本上可谓从零重新开始，进行气象火箭遥测、定位等方面的技术攻坚。
1976年我国唐山发生了大地震，地震科研和防震减灾工作急需加强，秦馨菱先生决心回到曾参与开创数十年的地震科研领域里来，为自己曾参与开创的地震观测研究再尽一份力。1978年他终于回到了既熟悉而又陌生的国家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担任北京电信传输地震台网室(即第四研究室)主任，并参与改进与扩建北京电信传输台网。他曾多次到野外选择台址及无线电遥测信号中转点。由于他和同事们的努力，使北京地区的台站数目由20个增至40余个，并逐步向现代化迈进。
1980年秦馨菱先生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79～1988年任国际地震中心（ISC）理事、国际地震学与地球内部物理学协会实践委员会委员。又任《地震地磁观测与研究》名誉主编，《地震学报》（英文版）名誉副主编，《中国地震》（英文版）副主编，《国际地震动态》名誉主编，这些期刊的英文稿件大部分由他审校，为国内外学术交流做出重要贡献。
2003年12月5日，秦馨菱先生因病在北京去世。先生的一生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不辞辛劳、不为名利，在范围广泛的地球与空间科学观测技术领域中不断开拓和辛勤耕耘，为我国地震与地球物理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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