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天，我問了一個問題：什麼是晉城的當務之急？
我提這個問題的時候，晉城即將迎來一位新的市長。
我曾經撰文把晉城的發展模式總結為“挖煤、蓋樓、修路+招商”的3+1發展模式。我認為在過去的二十年，沒有一任晉城領導擺脫了這個模式。
3+1發展模式的弊端在於，儘管高呼轉型發展的口號，但實則對煤炭產業的依賴越來越嚴重。
我始終覺得，晉城的當務之急是發展經濟，並不是搞城建。以城市建設帶動經濟發展是個宏觀命題，對於區域經濟的影響反而是負面的。
看一個地區的未來，要看第二產業投資。一個地區沒有足夠的對第二產業的投資，就沒有未來。
領導更迭的時候，百姓總會關心新領導是“蕭規曹隨”還是“另起爐灶”？更直白的關切是：丹河新城和老城改造會不會“黃”了？
經過幾十年的觀察、學習、思考，我對於晉城這座城市的認識也在不斷變化。我已經不太熱衷於探討領導個體對這座城市的改變。我越來越接受的一個觀點就是：城市進化論。
晉城從1985年建市之後，35年曆經12位市長，大多數市長的任期也就是兩年多一些。萬達的王健林在公開場合講過，萬達和地方政府合作的項目週期都是18個月，我的項目必須在領導的任期內完工（注：大意如此，不是原話，不要深究）。
在美麗晉城的座談會上，我提到了一個問題：城市是規劃出來的，還是進化出來的？
我們每個人對於晉城可能都有許多構想，有人構想它應該是個能源基地，有人構想它應該是個旅遊城市，可能政府的每個部門，每一個分管領導，對於晉城，都有自己的設計和定位。但是，這樣的設計、定位，能不能實現，取決於什麼呢？
我覺得每個城市的現狀，都是城市進化的結果。一個城市的發展首先取決於先天的物質基因和文化基因。從數億年前的茂密的森林，到地球的運動，就已經註定了這片區域會成為一個煤炭資源豐富的地區。煤炭資源就是我們的物質基因。煤炭資源決定了我們這個城市有龐大的煤炭產業工人，決定了我們的人口結構。經過數十年的煤炭開採，我們有煤炭開採技術和煤炭產業工人的儲備，但我們沒有完成產業轉型的人才儲備。
在沒有完成人才儲備的情況下談產業轉型，幾乎就是空談。
我們這座城市做的所有的大事，都來自全國一盤棋的統一部署，並不是地方行政長官的創意。老城改造、新城建設、黑臭水體治理、老舊小區整治，這些工作，大多都是上層的部署或者更廣泛區域的統一行動，並不是某一個地區獨樹一幟的創新。
新市長來了還會不會接著上一任的工作幹？我覺得用城市進化論的觀點很好理解。現在是2020年，不是2018年，更不是1985年。此一時，彼一時。“物競天擇適者生存”，過去的某些重點工作，可能已經不適合當下的實際情況。還有必要繼續嗎？過去某些沒有提上議事日程的工作，現在時機成熟了，難道不應該推進嗎？
老城是晉城的過去，新城是晉城的未來。那麼，晉城的當下是什麼？
（來源： 體仁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