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惡潑嘞
很有諷刺意義的是，秦檜跪像是由亡於後金的明朝鑄造的。我以為,恰恰就是反映在秦檜跪像上的清流文化(簡單的黑白分明的道德倫理意識)是導致明朝覆滅且不能保持和宋一樣的南朝的根本緣由...明亡前的最後關頭，那些手握重兵的將領如吳三桂 左良玉等生怕被這些道德家們推到第一線去硬頂而步孫傳庭後塵，都逡巡不進了。
明成化十一年(1475年)乙未科進士常熟名士周木在杭州任浙江布政使，為表達人們對岳飛的敬仰及對秦檜的厭惡憎恨，重修岳飛墓,並首次用鐵鑄造秦檜夫婦跪像。明正德八年(1513年)浙江都指揮李隆將軍又用銅鑄秦檜、王氏、万俟禼三具雙手反剪的跪像。這些跪像都在憑弔岳飛時被人們撻擊而損壞。明萬曆二十二年(1594年)安徽休寧名士萬曆進士浙江按察副使範淶又用鐵重鑄了秦檜、王氏、万俟禼跪像，並增添了張俊跪像一具。誰料，翌年，巡撫浙江的右副都御史王汝訓，因與秦檜之妻王氏同宗，覺得有失家門體面，指使心腹在黑夜裡把王氏跪像沉進了西湖 。一石激千層浪,沉像之事在杭州激起萬千民眾憤怒，王汝訓嚇得逃離杭州城。後來,
鹽商馬偉順應民心，重新鑄了王氏張俊兩具跪像，置放原處才平息風波。數年後,秦檜等跪像又被人們捶打致壞。萬曆三十年(1602年)，曾任浙江按察副使範淶又到杭州任浙江布政使，把自己俸銀捐出來重鑄了四具鐵跪像。第五次是萬曆三十四年(1606年)，蘇杭織造孫隆，用銅重鑄了秦檜、王氏、万俟禼、張俊四具跪像，各鐫刻姓名在胸，並用木欄柵圍住，但不久跪像仍被人撻擊而壞。由秦檜跪像的來由可以看出，那種作為抽象道德意識的清流文化已浸淫到明朝社會的骨髓裡了，而東林黨人只不過是這種意識形態的典型而已。崇禎皇帝也逃脫不了被這種清流文化綁架，除非他具有像他先祖朱元璋朱棣那樣的流氓性格才能掙脫這個束縛。可以說，王陽明的心學(心即理 致良知 知行合一)就是這種抽象道德意識的理論體現。至於什麼是自由良心所包含的理性原則和律令，什麼是自由思想所具有和所教導的內容，諸如此類涉及內容實質之處，除了那些簡單的互不相干的彼此平列的規定如仁義禮智信外，清流文化皆不能切實說明，而只停留在一種消極的形式主義和一種對具體現實生活中發生的事情不論大小都要做道德倫理判斷的興趣裡面，對這種道德判斷的興趣來說，事情自身便成為不相干的了... 崇禎最後才明白清流誤國。真正務實的意識毋寧是投身於事情自身中，忘情於事情自身中，拋棄任何主觀成見包括那些抽象的靜止的道德倫理教條，而讓事情自身自己來規定自己決定自己，一句話，隨機應變以保持自己。但清流文化這種病在明朝已病入膏肓了，除非朱元璋朱棣這兩個流氓再世才有得治療。
這種抽象道德意識實質上是一種表象思維，在其中，從對生動活潑的現實生活的觀照中中抽象出來的那些道德和倫理誡命如仁義禮智信 忠孝廉恥勇 溫良儉恭讓，都只是一些在模糊的意識背景裡彼此挨近地排列著的孤立化抽象規定，這些規定都是簡單的，沒有相互聯繫的，相互之間僅僅憑一個"又"字去勉強連綴在一起。所以，這種抽象道德意識亟需一個偶像來把這些彼此互不相干地並列的道德倫理規定重新聚集在一個主體的統一體形式中。所以，塑造岳飛為道德倫理楷模的造神運動也就應運而生了。但是，岳飛形象和事蹟中總還有一個讓人耿耿於懷的缺憾，就是沒有證實‘’正義必定戰勝邪惡‘’這一信念...這一點尤其重要，因為關涉到所提倡的道德倫理誡命是否有客觀真理性 。所以，人們把岳飛沒有最終光復山河完成正義復仇的原因歸結為岳飛的愚忠和姦佞小人的陰謀詭計的得逞，而如果沒有這些奸佞小人作梗的話，驅逐韃虜光復山河的道德倫理使命對岳飛來說是能夠輕而易舉地完成的。所以，秦檜跪像的存在對於一個完美的作為道德倫理化身的岳飛形象來說就是必須的...道德倫理不是沒有實現自身的力量和必然性，而毋寧僅僅由於承擔實現使命的個人的疏忽或個性瑕疵(愚忠)或外在偶然因素(奸佞小人)而功敗垂成..來憑弔岳飛的人們也就在撻擊秦檜跪像時確信了那些道德倫理誡命的客觀真理性。
但是，對那些道德倫理誡命的客觀真理性的檢驗在不久就發生了。在李自成張獻忠的流民作亂和後金軍進攻面前，在岳飛墓前被千人唾罵的秦檜跪像使得任何戰略或戰術中的妥協或撤退成為不可能，從而使得明朝在不停歇的內憂外患中得不到任何休養生息的喘息機會，最後以崇禎皇帝的壯烈殉國而崩塌了...這和紅軍在王明教條主義思想下遭受第五次反圍剿失敗是一樣的道理。
費惡潑嘞
竹史鐵驪
因為民心不支持，歷史上的王朝都需要有強大的力量加以支撐，而當時的明朝幾乎已經得罪了全部的階層，所以底層民眾寧可支持李自成也不支持朱明王朝，上層官宦寧可支持滿清也不支持大明，這就看出了人心向背的問題。在歷史上的東晉王朝雖然被少數民族驅趕到了南方，但是還有世家大族的支持，王與馬共天下就是典型的寫照，這就使得他的政治舞臺可以得到構建。而宋朝也是如此，南方的富戶和士大夫也很歡迎宋朝的統治。有了這樣的民意基礎，自然可以站穩腳跟。
但是明朝卻不具備這樣的基礎，崇禎皇帝為了抵禦邊患，加徵三餉掏空了整個民間的財富，使得下層百姓怨聲載道。李自成的起義軍也是因此而得到了發展期，基層百姓支持起義軍，使得起義軍的力量綿綿不絕，死而不僵。最終成為了足以動搖明王朝根本的力量。而且當時的明朝上層行政體系中無官不貪，每個人都為了自身的財富而捨棄了道義，崇禎皇帝無法制止這種風氣，一昧地用強只能是讓士子寒心，大臣懷恨。號召募捐時，響應者寥寥無幾。李自成拷打百官時，所聚斂起來的財富卻大得驚人。這說明官員階層也不支持明朝皇室。這樣一來明王朝盡失人心。而南明在這樣的環境中誕生，自然是無根之木，無源之水。
最後，明朝的皇室成員太多，以至於貶值的非常厲害。各位藩王之間勾心鬥角，根本就不能達成統一。弘光、隆武、永曆都是隻有皇室血統卻無皇室威望，更無皇族能力的草頭王。所依仗的不過是麾下的幾員大將而已，這樣的班底無法組建政府更遑論政權和偏安王朝。所以，南明沒有出現固定的南朝政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