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IMI財經觀察》每週末帶您聆聽名家解讀中外金融的發展興替和制度演變，在史海鉤沉之中領略大金融的魅力！經《金融博覽》雜誌授權，“週末讀史”欄目將陸續刊登原中國人民銀行參事室主任資耀華先生的文章。您將看到老一代銀行家對於時局、對於經濟的獨到見解，也將看到一代金融人沒有硝煙的抗戰。中國經濟的復興、金融制度的變革、商業銀行的使命……一字一句中，記憶泛起，那是一場時代的危機，也在危機裡重生。資耀華先生的一生，幾乎跨越了整個20世紀，他用充滿歷史感的筆觸，再現了金融人振興中華的探索之路。
本文為系列第八篇。
以下為文章全文：
到1931年，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的調查部已辦得有相當成績，對銀行業務幫助很大。其他幾個大銀行也紛紛辦起類似調查部的組織，從事工商業的信用調查和市場經濟調查。但是上海是這樣大，要調查的項目是這樣多，一家銀行是很難把任務全部負擔起來的。當時張禹九在中國銀行，章乃器在浙江實業銀行（後來改為浙江第一銀行），同我在上海銀行一樣，擔任調查工作。我們三個人碰在一起，交換經驗，認為聯合起來，分工合作，力量就大得多了。章乃器當時勇氣很大，說我們銀行也要革命，不能老是墨守成規，於是大家想出一個聯合的辦法，就建議由我們三家發起，成立上海聯合徵信所。當時上海最大的信用調查徵詢組織是日本人辦的日本帝國詢訊所，而所有職員幾乎都是中國人，很多銀行投資和抵押放款等業務都向它請教，要付出很高的費用。日本人尚能辦好，我們是在本鄉本土，情況終比日本人熟悉，而且各行對這項業務都已有了一定的經驗和基礎，所以，我們對辦好聯合徵信所是有信心的。開辦時需要相當大的一筆經費。上海銀行陳光甫、浙江實業銀行李馥蓀和中國銀行張公權對我們的計劃非常贊成，同意撥付資金。中國和浙實兩行負擔資金較多。就這樣，上海聯合徵信所辦起來了。
徵信所辦公地點設在仁記路通商銀行出租的大樓上。籌備和開辦初期，我和章乃器、張禹九每天都到徵信所，三人輪流值班，一人一天。張禹九多數是由祝仰辰作代表，我同章則每天必到，即使不是輪到自己值班，也一定在那裡吃午飯，利用吃飯時間商談決定有關的事情，如審閱調查員的報告、安排工作步驟等。當時我們的情緒很高，業務開展也很快，其他銀行先後參加進來做會員，新華銀行的孫瑞璜也成為主要負責人之一。不久，何萼梅、壽進文、吳承禧、楊蔭溥等也都參加徵信所工作，我們的陣容逐漸擴大。
各銀行參加徵信所做會員，根據付會費多少而分等級，有基本會員和一般會員。我們調查所得的材料編成報告，分機密的、重要的和一般的幾種。機密材料只有少數人可看，對一般會員則分送一般的材料。但在這些材料中可以看出市場動向、行情漲落、進出口貿易趨勢，以及其他有關的經濟事項，對於會員銀行的業務有一定的參考作用。會員銀行可以提出單獨的項目，託我們調查，我們收取一定的費用。我們的工作受到金融業以至工商企業的重視，委託我們調查的客戶不斷增加，不少外國商行也來委託。由於我們聯合徵信所的興起，日本人辦的同樣機構不久就收歇了。
由於徵信所業務日益擴大，需要專人負責，我們請來潘仰堯擔任經理，減輕了我們三人的工作。隨著各項制度的建立，人事配備的完成，日常工作有條有理，很快就成了各銀行的有力助手，有如現在我們所說的諮詢機關。
1933年上海銀行派我到美國接洽業務，回國後改任天津分行經理，不再承擔聯合徵信所的工作。但我在天津任內，每年總要回到上海五六次，停留一段時間，到徵信所去同大家商談重要的業務。本來決定由我在天津也把聯合徵信所辦起來，但這個時候金融界最關心的問題，也是對我國國民經濟影響重大的問題，是白銀外流。聯合徵信所對這個問題傾注了很大力量來分析研究。當時，美國大量收購白銀，我國本是銀本位制，以白銀為發行紙幣的準備基金。由於國外白銀價高，投機商紛紛把白銀偷運出國，以致我國白銀庫存枯竭，銀根奇緊，影響了正當工商企業。例如，當時我們天津分行的存款有數十萬元，而庫存白銀只有八九萬元，如果發生擠兌，就無法應付，這就迫使我國進行幣制改革。南京政府求助於英國人，英國政府派出以李滋羅斯為首的代表團，到我國進行調查，決定廢棄銀本位制，改用外匯本位，即1元法幣作12便士，把基金存放在英國倫敦。這樣，英國就控制了我國財政金融，法幣成了不能兌現的紙幣。
包括陳光甫在內的金融界幾位大頭頭企圖把死的財產予以活用，辦一個“不動產抵押銀行”，使各大銀行的所有地產能夠發揮金融流通上的作用。這種銀行應該怎麼辦，我們沒有經驗。聽說日本的勸業銀行就是辦理這種業務的，陳光甫和聯合徵信所就叫我做代表，到日本去考察。我認識日本三井銀行的總經理池田成彬，由他介紹，到勸業銀行做了深入的調查研究，並結合我們的實際情況，擬出了具體建議。本已內定由我擔任這個銀行的經理，但宋子安看中了這個銀行，推薦宋子良當經理，陳光甫、李馥蓀、徐新六等都很生氣，就叫我提前回國，不再搞了。
我回國後，1935年春我國就實現了貨幣改革，紙幣貶值，市場震動。這時聯合徵信所由孫瑞璜主持，我仍回到天津擔任上海銀行分行經理。1937年日軍侵佔上海，聯合徵信所被迫停止。
抗日戰爭勝利後，聯合徵信所曾經恢復，上海解放初期改名為上海工商調查所，不久又恢復聯合徵信所名稱，後來金融全行業公私合營，聯合徵信所就結束了。
原載於《文史資料選輯》第117輯，文史資料出版社，1989年出版
作者簡介
資耀華（1900～1996），中國金融界耆宿，被列入近代天津九大銀行家之一，金融理論建樹者。
1900年出生於湖南耒陽縣，1917～1926年留學日本，畢業於日本京都帝國大學經濟學院。歸國後短期在大學任教，1928年由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創辦人陳光甫招聘，入該行工作，曾派往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工商管理學院進修，並考察歐美金融。1935年在天津開辦上海銀行分行，歷任分行經理、華北管轄行總負責人。1950年上海銀行公私合營後先後任總經理、公私合營銀行總管理處副董事長兼副總經理。1949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代表，《共同綱領》草案整理委員會成員。1959年中國人民銀行參事室首任主任。中國金融學會創始人之一，並長期擔任副會長、顧問。
自留學歸國後，實踐與研究並重，在金融雜誌發表大量文章。著作有：《貨幣論》、《國外匯兌之理論與實務》、《英美銀行制度論》、《信託及信託公司論》（專著）、《清代貨幣史資料》、《中華民國貨幣史資料》、《清代外債史資料》（主編）等。
編輯 李錦璇
來源 《金融博覽》
責編 金天、蔣旭
監製 朱霜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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