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康永，你是gay吗？”
他笑着回答：“对啊，你要介绍人给我认识吗？”
2001年，代班主持李敖在录制《文茜小妹大》时的突然一句话，让蔡康永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在公众面前出柜了。
这次出柜，也引爆了冷却已久的同志话题。
在当时，同性恋还是一个敏感话题。作为公众人物，更是鲜有人会袒露自己的性取向。
孤独的蔡康永成为了许多人的心灵导师，他需要去安抚很多来咨询自己的人。
一切都会好的，一切都会好的。
可是真的会吗？
14年后，蔡康永在《奇葩说》舞台上几度哽咽落泪，希望大家不要把他们当做妖怪。
似乎这么多年过去了，社会对这个群体的苛刻并没有得到宽容。
1986年，台北，麦当劳门口。
这是28岁的祁家威首次召开国际记者会公开出柜的地点。
那高高悬起的彩虹旗，象征着他台湾第一位公开出柜的同性恋的身份。
祁家威看起来很瘦弱，两条腿就像竹竿一样，一米七八的个子却只有90斤。在当时，台北还处在戒严阶段，他却宣称，自己一方面要致力于同性婚姻平权，另一方面要致力于艾滋病的防治。
11年前，当时17岁的祁家威立志终生情感为同性，并且对全校师生坦白。等到毕业后，他想稳定下来找一份工作，却是四处碰壁。
刚开始，他做过补习班辅导老师，却因同性恋身份不被欢迎；后来做大楼管理员，再次因公开性取向而被开除。
鉴于艾滋病在全球蔓延之势，祁家威成为了那个年代的台湾第一个被污名化的人。
在台北各大夜市、花市，他套上自制的广告牌纸箱，有时扮耶稣，有时扮埃及艳后，有时只穿肉色内裤，全身挂满安全套，不顾路人的眼光，希望大家为艾滋病解囊相助。
有一次，一个人捐了五十块之后问道：这是防治什么？他指了身上的标语，对方马上变脸：“艾滋病啊！退钱退钱。”
因为他明白，只有靠惊世骇俗的做法才能吸引公众关注同志话题。
祁家威把筹来的善款，都用于发放安全套或免费帮人做艾滋筛检。
许多人不敢露脸，祁家威就一个人骑着旧摩托车，来回奔波住家与检验所之间。由于经常与感染者接触，他自己每4个月就验一次血。
天真的祁家威以为，只要自己在艾滋这方面给社会留有一点贡献，台湾高层或许不会把他立刻“做掉”。
时间回到1986年，祁家威和自己的同性伴侣吵架，提到了“离婚”的字眼。对方戏谑地说：那你得先证明我们有婚结。
于是他一个人去立法院陈情，争取同性婚姻权，得到的回应却是“少数之变态”“违背社会善良风俗”。
那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台湾还处于戒严和解严的社会动荡时期，“人权”、“女权”、“同志权”不仅很难被“法律”保障、被社会理解，更是无法被高层领导接受。
不久之后，想要同性婚姻的祁家威就被台湾警备总部关押——理由是艾滋病的传播者，待遇等同于政治犯。
一切的平权运动似乎又回到了原点。
1989年，李银河迎来了自己的人生转折。
当时，她师从费孝通，开始做同性恋研究，进入性学研究的领域，成为了中国大陆同性恋研究的先行者，但这也成为了她后来不断引起风波和毁誉参半的源头。
那时候，中国大陆尚处于保守时期，李银河的思想难免显得更加前卫。
因为同性恋者在人群中的比例较少，同时也不愿意暴露自己的身份，李银河的研究面临着重重困难。
于是，她在《北京晚报》上刊登广告，征集参加研究的志愿者。王小波甚至还帮忙去公共场所拍摄过厕所文学。
经过三年的研究，1992年，李银河和王小波合著了一本《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在修订增补再版之后成为了同性恋群体的“圣经”——《同性恋亚文化》，在当时沉寂的中国大陆激起了水花。
同性恋研究成果的出版过程也经历了很多曲折，由于话题过于敏感，本来约稿的北京出版社不敢出版。
不想让成果毁于一旦，李银河只好找到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出了第一版。次年，才又在外地的一个出版社出版了本土的版本。
与此同时，台北。
在入狱162天后被蒋经国赦免的祁家威并没有偃旗息鼓。
1992到1994年，他向“内政部”提同性婚姻行政诉讼，被回绝；1998到2000年他转攻“司法院”，5关“司法”关卡，一路打一路输，最终提起“大法官释宪”，未被受理。
一直都很坚强的“平权先锋”祁家威有些失望。
“我没招可出了。”
1996年12月，台湾妇女运动者彭婉如在夜间遇害，全身赤裸，颈部、胸部、脸部多处刀伤，为此，妇女新知基金会推动了“女权火照夜路大游行”。
这一次的游行不仅推动了“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的设立，也是第一次有近300名同志走上街头，喊出“妇女要夜行权，同志要日行权”的口号。
随着“女权火照夜路大游行”的出场，同志群体意识到，需要以自己的名义走上街头，而第一个提供这个机会的是马英九。
马英九任台北市市长时，于2003年11月1日首次引进了在美国已有30余年历史的“同性恋骄傲大游行”。
这次游行给了同性恋群体“解缚”的可能。
“我们从新公园出发，走到西门町红楼广场。”祁家威回忆，那次，他高举彩虹旗走上街头，站在一辆送货车上，要所有经过的人、车，都不得不抬头看向他，“这是一种心战，不能让同志被轻视。”从此以后，只要是游行，祁家威总要找到最高点。
虽然，这是台湾平权运动的一大进步，可是，据台北市官方统计，首次骄傲大游行仅仅来了几百人，大家戴着口罩、墨镜、扮装，甚至是面具，并不愿完全曝光于众。
2000年4月，一个15岁的初三少年叶永鋕在课间消失无踪，后来被发现倒在厕所的血泊之中，至今死因都未得查明。
调查显示，叶永鋕生前被同学歧视“娘娘腔”，长期受到肉体和精神上的欺辱和恐吓。
叶永鋕的母亲陈君汝，一个淳朴坚强的普通农村妇女，化悲恸为力量，一次次奔走在第一线。她从一个人的母亲“陈太太”变成一群人的“叶妈妈”，对那些有着和自己儿子类似遭遇的孩子们高呼：“不要怕，做自己！”
这个事件震惊了台湾全岛，为了纪念叶永鋕，台湾LGBT群体送他“玫瑰少年”的称号，也推动了《性别平等教育法》于2004年开始在各中小学推行。它从教育入手，在青少年心智启蒙之时就给予关于性别、歧视、平等的正确引导。
谁能想到历史的车轮总是如此相似。
19年后的今天，也是一个15岁的初中少年小硕，在微博上留下遗言后宣称自杀。
在遗书中，小硕称自己是一名同性恋，并且遭到自己同学和家人的欺凌，实在难堪重负而想要离开世界。
幸运的是，小硕被成功的救了下来，不幸的是，叶永鋕却永远的离开了人间。
与当时的台湾一样，大陆的同志平权也进入了低潮，甚至是处于“闭口不谈”的状态。
2001年，湖南卫视《有话好说》栏目播出“走近同性恋”，邀请了李银河和男同志导演崔子恩、女同志画家石头三人到演播室探讨对同性恋的认识。
这档45分钟的访谈节目首次打破了中国大陆电视媒体此前对同性恋一贯的失语状态。
用主持人马东的话说，公开谈论同性恋就像“捅破一层窗户纸”，而他认为，“在一个健康开放的环境里，不应该有任何事情，明明客观存在，大家却有意视而不见。”
李银河对这个节目印象深刻。“我们做了这个首播播出来以后，重播就给叫停了，可能当时还是挺严厉的。”
节目播出后，湖南卫视遭到广电总局通报批评，并被勒令停播整改，湖南卫视为了保护这档在全国颇具影响力的节目，于是改头换面变成《背后的故事》。
“当时有一些外国人问，中国究竟有没有同性恋，”他们只能无奈的说，“政府都不表态、不说话、不敢承认国家有这样一个群体。尽管事实就在那儿摆着，他们只不过是睁一眼闭一眼。”
2012年，台湾“立法院”第一次将同志婚姻议题纳入正式文书。
“立法院”外，台北的同性恋骄傲大游行从2003年只有几百人戴着面具参与，发展到2012年已有多达65000人出现在队伍中，主办者还开展了一个月的游行环岛活动，邀请参与者达20个社会团体与民众自发组织，从高雄美丽岛捷运站出发，携台湾同志游行10周年纪念彩虹旗，一棒接一棒，环台一周。
2013年，祁家威和伴侣再次来到户政事务所登记结婚，被以不符《民法》规定为由拒绝。
与此同时，同性恋骄傲大游行有67000人参加，再创纪录。一个月之后，反同婚群体护家盟也发起反对“多元成家草案”和反同婚的游行，展开反制。紧接着，著名歌手张惠妹召开免费演唱会，“凭爱入场”，声援婚姻平权。
再往后的游行则不仅有明星现身，更有蔡英文、苏贞昌等政界大佬在“脸书”上遥相呼应。
当时尚未成为台湾地区领导人的蔡英文就明确表达自己是同性恋的支持者：“我支持婚姻平权，让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去爱，追求幸福。”
此时的同性恋骄傲大游行已不再是同性恋者的自娱，它转变成了一个多方参与的大型派对。
在各县市地方层面，这么多年的斗争，也终于迎来了曙光。
2015年5月20日，高雄开始受理同性伴侣在户政信息系统加注“伴侣关系”的标注。紧接着，台北市、台中市、台南市、新北市、嘉义市、桃园市、彰化县、新竹县、宜兰县都宣布可在户籍处登记伴侣关系。
但是这种标注并无“法律效力”，不能拥有遗产继承等婚姻带来的权利，也不会显示在身份证、户口簿上，标记之后，配偶栏依旧是空的。
与此同时，早已皱纹满面的祁家威在七夕情人节当日，再次向司法院提出释宪声请。2017 年初，司法院宣布受理。
就像祁家威一样，李银河从未放弃在大陆为同性恋群体争取利益。
10多年来，她一直持续地推动同性婚姻提案，即便暂时没有太多人大代表关注，短时间内也许难以通过，但她的行动，带动了很多人的参与意识，让更多人关注到了同性恋群体还没有获得平等的权利。
2015年，两会召开。
李银河再次提交关于同性婚姻的提案，并委托一位人大代表提交两会。
她在提案中指出，同性恋不违反中国法律，同性恋者是具有各项权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同性恋者当中有人有结婚的要求，他们的要求与他们作为公民的权利没有冲突，应该得到承认。
随后在天涯社区，一篇题为《天涯网友签名支持同性婚姻提案》的贴子引起网友们积极响应。短短几天内，浏览人数超过 25000人，网友跟贴超过1800条。在同性恋网站有超过2000人签名，逾七成的发言者表示“支持和理解”。
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向走去，虽然偏见与歧视依然存在。
2017年，《网络视听节目内容审核通则》的颁布，让同志群体感到寒冬的到来。
通则中将“同性恋”纳入“非正常的性关系、性行为”，还将其与“乱伦、同性恋、性变态、性侵犯、性虐待及性暴力”视为等同，并要求视听节目中相关内容必须删除。
通则一经发布，引起演艺圈创作人员及支持同志群体的群众一片哗然。
那时候的他们有梦，关于爱情，关于婚姻，关于平等待遇。如今他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
“等这一天等了41年6个月24天。”
2017年3月24日，那是祁家威首次踏进宪法法庭。
在宪法法庭上，祁家威发出质问：同性恋在医学上是正常的人也是对的人，婚姻是正常的事也是对的事，对的人要去做对的事，为什么不可以？
两个月后，台湾最高立院外人潮涌动，彩虹旗飞扬，人们举着各色各样的标语拥抱欢呼，有的甚至喜极而泣、情不自禁。
那是一位极瘦削的白发老人，右手握着象征 LGBTQ 的彩虹旗，精神抖擞地大步向前走，只来得及匆匆看镜头一眼。
与41年前首次公开出柜时一样的神采奕奕。
祁家威终于等到了期待已久的结果——台湾司法院大法官释宪宣布，现行的《民法》不允许同性婚姻违宪。这也标志着，中国台湾即将成为亚洲第一个同性婚姻合法的地区。
隔海相望。
大陆的同志群体并没有得到官方的认可，视听节目禁止同性恋内容，新浪微博删除les超话。
但还是有像祁家威一样的斗士出现。
2015年，湖南长沙。
孙文林和男朋友来到芙蓉区民政局登记结婚被拒，遂于12月16日和代理律师石伏龙向芙蓉区人民法院提交了起诉材料，请求判令芙蓉区民政局为其办理婚姻登记，被称作“同性恋维权第一案”。
虽然最后的结果不尽人意，但至少迈出了维权的第一步，我们就有理由相信未来会越来越好。
蔡康永曾说：对异性恋而言，同性恋可能是个“话题”，但对同志来说这缺是“生活”，生活非常麻烦，你我各有辛酸，何苦互相为难？也希望未来有一天，不会再有人为了跟我同样的原因而感慨落泪。
这么多年来，不断的有人为了争取权利而斗争，都在为了蔡康永说的那一天而努力。
你问他们为什么？
其实也不为什么，有些事情多一些人知道，也足够世界变好一点了。
他们只是想以后不会被歧视，他们只是想得到所谓的“正常人”的权益，他们只是想消除那些关于“同性恋”“异性恋”的标签。
凭什么只是谈恋爱，却不能被人看到？
凭什么只是想结婚，却永远都不可能？
凭什么连自己喜欢谁，都不能大大方方地放在阳光下面？
再过一周，台湾就要开放同性婚姻登记了，而大陆距离这个目标还遥遥无期。
在大江大河的时代里，个体的力量有时看起来很小。在与其他更加宽容的社会的对比中，我们甚至会觉得迷茫、绝望。
但也正因为我们并未获得时代的馈赠，我们才注定将在矛盾中前进，在泥泞中获得力量，未来无限可期。
谁能知道在19世纪80年代在公园驱赶同性恋的警察，在去年却为同性恋游行骑警车为开道。
谁能知道瘦弱的祁家威，能够坚持41年，坚持在每一个与同性恋有关的游行中找到最高处。他不喊话，不发言，只是努力地摇动手里的彩虹旗。
还是要有希望的，终会有一天痴人说梦也会美梦成真。
愿一切的歧视不要因为人多势众而变成正义。
参考资料：
北美留学生日报《台湾同性恋合法化背后真相：这是条血与泪交织的艰难之路》
别处world《从少年到白头，这个男人用了三十年推动台湾同性婚姻平权》
吕昊《75岁男同性恋：我等到一切都已不再重要》
凤凰网《李银河：据我所知，同性恋骗老婆花招极多》
—END—
作者：可乐弟弟
插画：三刺先生
编辑：森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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