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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宋元时期随着航海实践的空前发展，海洋地理空间认知中“九州—四海”的“天下”格局的知识框架逐步被航海实践突破和“遗忘”，在海洋地理认知上抽象的“海”向具象的“洋”的转变，海洋被以多种方式划分和命名为不同的“洋”。宋元对“洋”的划分和命名仍表现为区域性知识，但其基于航海实践的知识生成路径奠定了不同朝代、不同国家形成共同海洋知识和海洋观念的逻辑基础。在中国接受和融入世界共同海洋知识和海洋观念的过程中，宋元海洋实践的空前发展开启了具有重要转折意义的新阶段。
关键词：宋元；洋；海洋知识；转折
作者：黄纯艳，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 200241）。
目
录
一、对“海”认知的衍变
二、“东海”诸“洋”
三、“南海”诸“洋”
四、“海”“洋”认知与海洋知识路径生成路径衍变
五、结 论
唐代严厉禁止本国民众经商等出境活动，所谓比较开明的对外政策只是向外国人开放，没有迈出允许本国民众外出的关键一步，与此不同，宋元不仅鼓励外国人来华，也允许和鼓励本国民众出海，海洋实践空前发展，海洋知识空前增长，对海洋地理的认知从模糊的想象世界变为真切具体的现实空间，在知识和观念上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为明清海洋知识发展，乃至应对全球化带来的知识和观念冲击、交融奠定了重要基础。相关的研究讨论了宋元海洋知识、中国古代海域命名、明清南海东西洋、七洲洋等问题，在海洋知识和观念发展史上，宋元是重大变化和承上启下的时期，需要从整体视野更好地认识和总结，本文拟从这一角度对宋元时期海洋地理空间认知中的‘海’与‘洋’的认识作一讨论。
一、对“海”认知的衍变
宋元时期，“九州—四海”的天下观念仍然是官方和士人认识海洋的重要知识框架。天下的结构是“外际乎天，内包乎地，三旁无垠，而下无底者，大瀛海也”。海围绕于九州为中心的陆地四周，构成“天下”。国家通过册封和祭祀四海神，倡导和维护“九州—四海”的天下观念。宋代，海神封号由宋太祖朝所封两字，宋仁宗康定元年加为四字，东、南、西、北四海神分别封为渊圣广德王、洪圣广利王、通圣广润王、冲圣广泽王。在宋人海洋活动日益频繁的东海和南海二海的海神不断因“圣迹”获得加封。宋高宗建炎四年东海神封号已加封至八字，为助顺佑圣渊德显灵王（乾道五年改助顺孚圣广德威济王）。绍兴七年南海神亦加封至八字，为洪圣广利昭顺威显王。北宋设东海神本庙于渤海湾中的莱州，于立春日祀东海神于莱州，设南海神本庙于广州，于立夏日祀南海神于广州。西海神和北海神祭祀则实行望祭，立秋日于河中府河渎庙望祭西海神，立冬祀于孟州济渎庙望祭北海神。显示宋朝皇帝对包括四海在内的“天下”的绝对统治权，“天子之命，非但行于明也，亦行乎幽。朝廷之事，非但百官受职也，百神亦受其职”。
蒙古入主中原后，也把祭祀四海神作为国家祭祀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蒙古灭南宋以前的至元三年（1266）正式“定岁祀岳、镇、海、渎之制”，祭东海于莱州界，对南海、西海和北海神则分别于莱州、河中府和登州望祭。灭亡南宋后，罢南海神望祭，在广州祭祀南海神，于河渎附祭西海神，济渎庙附祭北海神。元朝对四海神重新册封，从二字王爵逐步加封到四字王，东海神为广德灵会王，南海神为广利灵孚王，西海神为广润灵通王，北海神为广泽灵佑王。目的同样是显示皇帝绝对拥有“九州—四海”的天下，即“岳、渎、四海皆在封宇之内”。
士人仍以“四海”观念解释海洋。南宋为了与金朝争夺正统，在明州设东海神祭祀本庙，并解释其法理性，认为北起渤海，南到福建的海域即为东海。设立东海神本庙于莱州即说明自渤海起即为东海，直到“通、泰、明、越、温、台、泉、福，皆东海分界也”。把这一片海域称为东海，使得东海神本庙南移是合理的。在这一解说下，宋人认为广东路及其以南海域则通为南海。宋人称三佛齐的位置“在南海之中，诸蕃水道之要冲也。东自阇婆诸国，西自大食、故临诸国，无不由其境而入中国者”。即东自阇婆，西自大食所来的海路都是以三佛齐为中心的南海范围。
元代张翥为《岛夷志略》所作序中认为汪大渊的记载证实了邹衍之说，即“九海环大瀛海，而中国曰赤县神州，其外为州者复九，有裨海环之”。他说，对邹衍之说，“人多疑其荒唐诞夸，况当时外徼未通于中国，将何以征验其言哉。汉唐而后于诸岛夷力所可到，利所可到，班班史传，固有其名矣。然考于见闻，多袭旧书，未有身游目识而能详记其实者，犹未尽征之也”，而汪大渊“非其亲见不书，则信乎其可征也”的见闻“由有可观，则邹衍皆不诞焉”。吴鉴为该书所做的序也阐述了“九州—四海”的天下观念，证明其即“中国—四夷”的华夷秩序：“中国之外，四州维海，之外夷国以万计。唯北海以风恶不可入，东、西、南数千万里皆得梯航以达其道路，象胥以译其语言。惟有圣人在乎位，则相率而效朝贡，通互市，虽天际穷发不毛之地无不可通之理焉。”“惟中国文明，则得其正气。环海于外，气偏于物，而寒燠殊候，材质异赋，固其理也。”张翥承袭理学，“以诗文知名一时”，官至翰林学士承旨。吴鉴则是受命编修《清源续志》，因泉州为重要外贸港，“故附录（汪大渊之书）《清源续志》之后。不惟使后之图王会者有足征，亦以见国家之怀柔百蛮，盖此道也”。他们以官方立场解读汪大渊的记载，证明华夷天下的秩序和格局。而且元人与宋人一样为东海和南海勾画了边际，即所谓“海水终泄于尾闾”。认为爪哇即接近于“近尾闾之所泄”，“蕞尔爪哇之小邦，介乎尾闾之大壑”。
但是，在宋元时期即使是士大夫，也有人提出了对“四海”真实性的质疑。已有文指出，唐代在同州祭西海神，在洛州祭北海神，即说明西海与北海不在封宇之内，但尚未有人明确质疑其实际存在，宋人已有人对西海和北海的虚实提出了明确质疑。洪迈指出不存在所谓西海：“北至于青、沧，则云北海。南至于交、广，则云南海。东渐吴、越，则云东海，无由有所谓西海者。”实际上，按其所言“北至于青、沧，则云北海”，则北海也无实指的海域。乾道五年太常少卿林栗说“国家驻跸东南，东海、南海实在封域之内”，“其西、北海远在夷貊，独即方州行二时望祭之礼”，实际也就是说，东海、南海在宋朝封域之内，而并无西海和北海。元代更明确地提出了疑问：“海于天地间为物最巨，幅员万里，东、南、北皆距海而止，惟西海未有考。或以瀚海、青海当之，是与？否与？”“ 海之环旋，东、西、南、北相通也。而西海、北海人所不见，何也？”时人的解释是“西北地高，或踞高窥下，则见极深之壑，如井沉沉然，盖海云。东南地卑，海水旁溢，不啻万有余里”，又称“乾始西北，坤尽东南，故天下之山其本皆起于西北之昆仑，犹乾之始于西北也。天下之水其流皆归于东南之尾闾，犹坤之尽于东南也”。似乎从根本上解释了西、北二海不可能实有，但同时也动摇了“四海”的观念。
另一方面，航海者并不关注“东海”或“南海”整体概念，更不以其实践为“四海”作解说。他们关注的是航海所及的各国、各地的地理方位、航路、航程、物产、市场等信息。宋人已经对“东海”和“南海”海域的诸国和岛屿地理方位有了基本符合实际的认知，《 岛夷志略》所反映的元代地理认知也是如此。宋元对日本、高丽、东南亚等地的海上航线有明确认知和记载。宋神宗朝，日僧成寻搭福建商人海船来华，记录了日本经高丽耽罗，到明州的航路和海情。徐兢随使团出使高丽，著《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谨列夫神舟所经岛洲、苫、屿而为之图”，记载了明州到高丽礼成港间四十余个海中山岛、海域组成的航路。往来高丽的商人“能道其山川形势、道里远近”，“图海道”，画出海上航路图。
宋元对南海航路的记载也十分清晰。《武经总要》载：广州航路自广州“东南海路四百里至屯门山……从屯门山用东风西南行，七日至九乳螺州，又三日至不劳山（在环州国界）”。屯门山在珠江口东侧。自北而来的东北季风在广东沿海循岸而为东风。自屯门乘东风向西南方向航行，到九乳螺州、占城国（即环州）。自屯门西南行的具体路线《萍洲可谈》有所补充：“广州自小海至溽洲七百里，溽洲有望舶巡检司……过溽洲则沧溟矣。商船去时至溽洲少需以诀，然后解去，谓之放洋”。小海即广州市舶港：“广州市舶亭枕水……其下谓之小海。”
泉州往东南亚地区的航路在七洲洋与广州航路重合，“若欲船泛外国买卖，则自泉州便可出洋，迤逦过七洲洋，舟中测水约有七十余丈，若经昆仑、沙漠、蛇、龙、乌猪等洋”。宋人记载往阇婆国“于泉州为丙巳方，率以冬月发船，盖借北风之便，顺风昼夜行，月余可到。”是沿着丙巳针方向昼夜直航。元军征爪哇，从泉州出发，“过七洲洋、万里石塘，历交趾、占城界，明年正月，至东董西董山、牛崎屿，入混沌大洋橄榄屿，假里马答、勾阑等山”。从东南亚海域到广州和泉州也是在七洲洋分路：“三佛齐之来也，正北行舟，历上下竺与交洋，乃至中国之境。其欲至广者入自屯门，欲至泉州者入自甲子门。”即过交趾洋后（应是进入七洲洋）广州航线和泉州航线出现分野，一往广州屯门，一往泉州甲子门。
温州往东南亚的航路与泉州重合，“自温州开洋，行丁未针，历闽广海外诸州港口，过七洲洋，经交趾洋，到占城，又自占城顺风可半月到真蒲，乃其境也。又自真蒲行坤申针，过昆仑洋入（真腊国）港”。温州航路自泉州外洋后应与泉州航路重合。即泉州—七洲洋—交趾洋—昆仑洋。温州到真腊先行丁未针，即西南17.5度方向，过占城后行坤申针，即西南47.5度方向。在上述主要航路还连接着各个国家和岛屿的航线，此不一一枚举。
宋元对南海和东海海域的水情和航行状况也有更深入的认识。如对南海之中西沙、中沙和南沙群岛等，宋人有初步的认识，周去非还称“传闻东大洋海有长砂石塘数万里，尾闾所泄，沦入九幽”。赵汝适和祝穆也有简略的记载，称海南岛“东则千里长沙、万里石塘，上下渺茫，千里一色”。元代《岛夷志略》则清楚地记载了万里石塘范围及其对航海的影响，称“石塘之骨由潮州而生，迤逦如长蛇，横亘海中。越海诸国俗云万里石塘。以余推之，岂止万里而已哉。舶由玳屿门挂四帆，乘风破浪，海上若飞，至西洋或百日之外。以一日一夜行百里计之，万里曾不足。故源其地脉历历可考。一脉至爪哇，一脉至勃泥及古里地闷，一脉至西洋，极昆仑之地……观夫海洋泛无涯涘，中匿石塘，孰得而明之。避之则吉，遇之则凶。故子午针人之命脉所系，苟非舟子之精明，能不覆且溺矣”。宋元时期对北起东沙群岛，南到南沙群岛广大范围内的岛礁有比较清晰的了解。元代所说的“万里石塘”是指包括今西沙、中沙、东沙和南沙诸群岛在内的南海，已经开始将南海诸岛区分为四个岛群。岛礁区域成为航行的危险禁区。元朝往东南亚诸国的航线必须避开这一区域。这也成为元代东、西洋划分的重要标识。
宋元在航海实践构建海洋地理空间不是抽象模糊的“四海”，而是若干无形的航路和有形且方位基本明确的国家、岛屿构成的世界。元代曾发兵征爪哇，出兵凡二万，“发舟千艘，给粮一年、钞四万锭”。而两征日本，出兵逾十万，规模更大于征爪哇。如此大规模的海上军事行动，军队的航程、补给等需要精心计划，前提就是对“东海”和“南海”海域空间，各国方位、航路等知识的详细掌握和海洋地理空间的明确认识。在郑和下西洋以前，元代已经显示了组织大规模航海的能力和知识条件。
二、“东海”诸“洋”
汉唐虽然也已经记载了中国到东南亚乃至以西的航路，但是其航路主要是由中南半岛沿岸标识构成。该时期有深海航行的事实，尚未见明确的航路记载和具体海域的划分。宋代明确提出了“东海”和“南海”的地理分界，即福建路海域及其以北为“东海”，广东路海域及其以南以西为“南海”，并将“东海”和“南海”划分出若干小的海域，这些海域名称主要以“洋”冠之，也有称“某某海”者。此“海”等同于“东海”“南海”中小海域的“洋”。元代亦如此。
宋代“东海”范围从福建路、两浙路到京东路划分了数十个“洋”。福建本地民众及地方官员从福建的角度，将福建以北的两浙路海域称为“北洋”，福建以南的广东路海域称为“南洋”。真德秀曾说海贼王子清部“目今窜入北洋，泉、漳一带盗贼屏息，番舶通行”；“比者温、明之寇来自北洋，所至剽夺，重为民旅之害”；“向去南风，贼船必回向北洋”。就是称福州以北入温州的海域为北洋。泉州沿海自北至南设置、晋江石湖寨、惠安小兜寨、泉州宝林寨、泉州围头寨四个军寨，其中“小兜寨取城八十里，海道自北洋入本州界首，为控扼之所”，围头寨“正阚大海，南、北洋舟船往来必泊之地”，“寻常客船贼船自南、北洋经过者无不于此稍泊”。“自南洋海道入州界，烈屿首为控扼之所，围头次之”。自北洋来即从两浙路海域进入福建，从南洋来则指从广东路海域进入福建。福建以东的海域被称为“东洋”。永宁寨“阚临大海，直望东洋”。法石寨的防御范围包括东洋，即“自岱屿门内外直至东洋，法石主之”。上述南洋、北洋、东洋是概指某方向的海域，范围尚不十分明确。
福建沿海海域还有其他被命名的洋。泉州沿海有赖巫洋。泉州海防水军曾“使兵船出赖巫洋，探伺至洋心，偶见一䑸船只从东洋使入内”。可见赖巫洋在泉州和东洋之间。泉州围头一带海域称为围头洋，即“本州海界围头洋”。漳州近海有沙淘洋，“贼船一十四只望风奔遁至漳州沙淘洋”。该洋在漳浦县海域，福建水军“逐贼至漳浦境内沙淘洋，败之”。福州沿海有西洋，具体位置在连江县沿海，即“连江县海名西洋，管连江、罗源海道”，“西洋在巨海中，四顾惊涛莫知畔岸，自廉山驾舟两潮始达，风或逆，旬月莫至”。
宋代两浙路温州及其以北海域被福建人泛称为“北洋”。元人也泛称浙江到山东海岸以东的海洋为“东洋”。朱名世随海运漕船自海盐县到直沽，有“东洋”诗：“东溟云气接蓬莱，徐福楼船此际开”。两浙海域被称洋的海域颇多。台州与温州交界处有大闾洋。元军征讨在浙东沿海活动的方国珍部，元将孛罗帖木儿“先期至大闾洋，国珍夜率劲卒纵火鼓噪，官军不战皆溃，赴水死者过半”。《 明史》载，大闾洋在台州府太平县，与温州交界，“东南滨海，曰大闾洋”。台州宁海县有牛头洋、五屿洋，该县境“东南二百五十里牛头洋入临海县”，“自县东便风一潮过五屿洋，至牛头洋小泊，潮入海门，一日夜至州。此水程也”。台州与明州之间有石佛洋。建炎四年正月一日宋高宗从明州海路南逃，“二日御舟早发，过石佛洋，初三日御舟入台州港口章安镇”。明州沿海被称为明州洋。南宋时，许浦水军追捕海盗王先，于贼船“五只至明州洋，沉船而遁”。明州西北方海中有洋山、大七山、小七山，这一带海域称为“大七洋”。海贼王先得到宋朝官方招安榜文，“船一十只，计八百余人，当日行使舟船到大七洋内”。日本僧人成寻来华，船宿于大七山，然后到明州。明代洋山海域仍称大七洋，太仓往日本针路过“羊山大七洋、小七洋”。明州海域还有青龙洋和乱礁洋。戴良从绍兴沿海经庆元海域北上，诗有“仲夏发会稽，乍秋别句章，拟杭黑水海，首渡青龙洋”。明郑若曾说到“过普陀青龙洋”。可见青龙洋在昌国普陀山岛近海。文天祥曾说“自入浙东，山渐多，入乱礁洋”，也在明州一带海域。
苏州洋是海路出入浙西的最重要海域。“苏州洋又名佘山洋，南舶欲入华亭者必放苏州洋，盖此处旧属苏州”，因地处苏州沿海而得名。苏州洋海域范围是长江口以南到明州（庆元府）东北之间。文天祥“苏州洋”诗称“一叶漂揺扬子江，白云尽处是苏洋”。文天祥从江北沿海路南逃，“出海道，然后渡扬子江，入苏州洋，展转四明、天台，以至于永嘉”。南宋时，苏州洋也是出入明州港海路的重要航道。往高丽航线要经过“定海之东北苏州洋”。明州（庆元）“自海岸至苏州洋二百二十里，其分界处系大海”。徐兢等人出使高丽回程，“过苏州洋，夜泊栗港”，次日“过蛟门，望招宝山，午刻到定海县”。杭州经钱塘江出海也需经由苏州洋。南宋时作为杭州辅助港的澉浦镇海路“东达泉、潮，西通交、广，南对会稽，北接江阴许浦，中有苏州洋，远彻化外”。因而苏州洋在拱卫杭州的海防方面有着重要意义。绍定二年伪降的李全曾“以粮少为词，遣海舟自苏州洋入平江、嘉兴告籴。实欲习海道，觇畿甸也”。元代上海是重要贸易港口，苏州洋成为繁忙的商贸航道。许尚在《苏州洋》诗中写道：“已出天池外，狂澜尚尔高。蛮商识吴路，岁入几千艘。”
长江口以北淮东沿海海域被称为淮海，淮海之中又被划分为南洋和北洋，即“淮海本东海，地于东，中云南洋、北洋。北洋入山东，南洋入江南”。北洋应是淮东路沿海与京东路密州海域相接的海域，“今自二浙至登州与密州皆由北洋，水极险恶”。南洋则应指与苏州洋相接的淮东南部海域。淮海之北洋往北入莱州大洋。元代海运航路，由南向北，“过刘岛，至之罘、沙门二岛，放莱州大洋，抵界河口”。莱州大洋又称莱州洋，朱名世有“莱州洋”诗，称“莱州洋内浪频高，矴铁千寻系不牢。传与海神休恣意，二三升水作波涛”，是莱州沿海海域，属于渤海。沙门岛也是南来海船进入渤海的标志：“海艘南来转帆入渤海者皆望此岛以为表志”。南来海船“至沙门岛，守得东南便风，可放莱州大洋”。
明州洋—苏州洋—南洋—北洋—莱州大洋等都是对近海海域的命名。浙西、淮东到胶州半岛以南的京东近海因长江、淮河和黄河入海，泥沙堆积，形成了不利于航行的暗沙。宋元时期有从暗沙海域利用“洪道”和潮汐南北航行的航路，这需要熟悉该海域水情的经验积累和航行技术，“缘趁西北大岸，寻觅洪道而行，每于五六月间南风潮长四分行船，至潮长九分即便抛泊，留此一分长潮以避砂浅，此路每日止可行半潮期程”。“一失水道，则舟必沦溺，必得沙上水手，方能转棹”。该条称为里洋航路，不利于尖底海船航行。因而又有越过暗沙区域的两条航路，宋人分别称为外洋航路和大洋航路。里洋航路就是从海州发舟，沿近海，转通州料角，到青龙江、扬子江。外洋航路是海州发舟，直出海际，沿东杜、苗沙、野沙等诸沙外沿，至到金山、澉浦。大洋航路是海州放舟，望东行，入深海，复转而南，直达明州昌国县、定海。外洋航路和大洋航路经过的海域也被命名为不同“洋”。海船往高丽走外洋航路。出明州昌国一日航程，先入白水洋，“其源出靺鞨，故作白色”。再往北，入黄水洋，“黄水洋即沙尾也，其水浑浊且浅。舟人云，其沙自西南而来，横于洋中千余里，即黄河入海之处”。再往东北，入黑水洋，“黑水洋即北海洋也，其色黯湛渊沦，正黑如墨”。
元代从江南到大都的海运也经历过这三条航路。“初，海运之道自平江刘家港入海，经扬州路通州海门县黄连沙头、万里长滩开洋，沿山㠗而行，抵淮安路盐城县，历西海州海宁府东海县、密州、胶州界，放灵山洋，投东北路，多浅沙，行月余始抵成山”，“至元二十九年，朱清等言其路险恶，复开生道。自刘家港开洋至撑脚沙，转沙嘴，至三沙洋子江，过匾檐沙、大洪，又过万里长滩，放大洋，至青水洋，又经黑水洋，至成山，过刘岛，至之罘、沙门二岛，放莱州大洋，抵界河口”，次年“千户殷明略又开新道，从刘家港入海，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东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转西至刘家岛，又至登州沙门岛，于莱州大洋入界河”。朱清和殷明略的航路分别是宋人所言的外洋航路和大洋航路。以淮东近海为视角由近海远又划分出里洋、外洋和大洋。
按方位，白水洋应是长江入海口的外海，仍有浅沙分布的海域，水色呈白。黄水洋则位于黄河入海口的外海。黑水洋是胶州半岛以南的深海海域。元人说“以王事航海，自南而北，过黑水洋，抵登、莱”。黑水洋范围很大，元代戴良“渡黑水洋”诗称“舟行五宵旦，黑水乃始渡”。青水洋应是长江以北暗沙海域，向“黑水洋”过渡的海域。《新元史》载：“自刘家港开洋，过万里长滩，透深才方开放大洋。先得西南顺风，一昼夜约行一千余里，到青水洋。得值东南风，三昼夜过黑水洋”。明人林弼“青水洋”诗称“吴江东入海，水与天色并，波涛堆琉璃，一碧三万顷”。青水洋被认为在吴地的外海。
黑水洋过沙门岛即入渤海。元人所言渤海已经将其从广义的东海区别开来。先秦华夏世界最早接触的东面海域即渤海，故将渤海等同于东海。元人以沙门岛为渤海的南界，“北自平州碣石，南至登州沙门岛，是谓渤海之口，阔五百里西，入直沽几千里焉”。“东北则莱、潍、昌邑，正北则博、兴、寿光，西北则滨、棣二州皆岸渤海”。
三、“南海”诸“洋”
宋代福建人将广东潮州及其以南海域称为“南洋”，但不见划分明确的海域范围。潮州近海有蛇州洋，南宋左翼军曾“于潮州海界蛇州洋同丘仝获到陈十五等一十四名”。左翼军自福建追击海盗，入潮州海域，可见蛇州洋位于潮州近福建漳州的海域。广州近海有零丁洋。文天祥被俘后船过零丁洋，留下著名的“过零丁洋”诗，提到“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明人记载：“零丁洋在香山县东一百七十里，宋文天祥诗‘零丁洋里叹零丁’即此”。海南岛与今越南北部之间有绿水洋。元将张文虎与交趾水军交战，“次屯山，遇交趾船三十艘，文虎击之，所杀略相当，至绿水洋，贼船益多，度不能敌，又船重不可行，乃沉米于海，趋琼州”。可见该洋介于交趾与海南岛之间。
海南岛东部海域有七洲洋，又称七州洋，是广西近海最著名的“洋”。《梦粱录》载：“若欲船泛外国买卖，则自泉州便可出洋，迤逦过七洲洋，舟中测水约有七十余丈”。从现存宋元文献中可知其位于海南岛东部，但对其具体位置后人存在争议。明人张燮称七州洋在文昌县以东海域,因七州山得名，所著《东西洋考》引《琼州志》载“在文昌东一百里海中有山连起七峰，内有泉甘冽可食。元兵刘深追宋端宗，执其亲属俞廷珪之地也。俗传古是七州沉而成海”。因而七洲洋又被称为七州洋。七州山“有七峰，状如七星连珠”，又名七星山，该洋也被称为七星洋。韩振华认为广东海域有万山群岛的广州七洲洋、海南文昌近海的文昌七洲洋和西沙群岛海域的大海七洲洋，认为《梦粱录》所载七洲洋是大海七洲洋，与文昌近海的七星洋不同。伯希和、向达、夏鼐、谭其骧等都对七洲洋有考证，有指海南岛东南洋面、七洲列岛海域等不同意见。刘义杰总结了以上各说，肯定了七洲洋就是海南岛东北方海域中的七洲列岛及其附近海域的观点，刘文运用航海针路和舆地图，考证精当，可为确说。
七洲洋往南进入交趾洋。《真腊风土记》载“过七洲洋，经交趾洋，到占城”。《岭外代答》称交趾洋在“海南四郡之西南，其大海曰交趾洋”。交趾洋北连琼州和廉州海域，钦江南流入海，“分为二川，其一西南入交趾海，其一东南入琼、廉海”。交趾洋再往南，进入昆仑洋。《海国闻见录》载“七洲洋在琼岛万州之东南”，昆仑洋在“七洲洋之南”。《岛夷志略》“昆仑”条载：“古者，昆仑山又名军屯山，山高而方，根盘几百里，截然乎瀛海之中，与占城西竺鼎峙而相望，下有昆仑洋，因是名也。舶贩西洋者必掠之，顺风七昼夜可渡”。藤田丰八等人考证，昆仑山即今越南南部海中之昆仑岛。昆仑洋又称混沌大洋，或混屯洋。元将史弼率军征讨爪哇，“过七洲洋、万里石塘，历交趾、占城界，明年正月，至东董西董山、牛崎屿，入混沌大洋”。昆仑洋往南，入沙漠洋，《梦粱录》谈泉州往东南亚航线时说到“经昆仑、沙漠、蛇、龙、乌猪等洋”。沙漠洋又称沙磨洋。方回在《平爪哇露布》中说“自昆仑洋而放沙磨洋”。商人往师子要过蛇洋，即“奇物试求师子国，去帆稳过大蛇洋”。龙洋不能确知其地。苏继庼认为乌猪洋由乌猪山而得名，指广东中山县南之海面。广州往东南亚的航路先经乌猪洋，再入七洲洋。
七洲洋、交趾洋和昆仑洋以东是被称为千里长沙、万里石塘的东、西、中、南四沙海域。宋元时期对这一海域的范围、特点及其对航行的影响已经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已如上述。宋人将今南中国海和东南亚海域最东和最南称为东大洋和南大洋，即“三佛齐之南，南大洋海也，海中有屿万，余人莫居之，愈南不可通矣。阇婆之东，东大洋海也，水势渐低，女人国在焉，愈东则尾闾之所泄，非复人世”。又称交趾洋中有三合流，“其一东流入于无际，所谓东大洋海也”。可见东大洋是长沙、石塘海域以东的海域，南大洋是南洋今近东南亚海岛地区的南印度洋海域，也包括三佛齐海域，如《桂海虞衡志》称“南大洋海中诸国以三佛齐为大”。这两个洋被认为是南海的边际。
元代在传统“南海”区域划分了东洋和西洋。《真腊风土记》载，真腊国其国中所用布“暹罗及占城皆有来者，往往以来自西洋者为上”。《大德南海志》有“单马令国管小西洋”“东洋佛坭国管小东洋”“单重布罗国管大东洋”“阇婆国管大东洋”的记载。《岛夷志略》多处记载“西洋布”“西洋丝布”，另如苏禄贸易之珠“出于西洋之第三港，此地无之”；旧港，“西洋人闻其田美”；昆仑，“舶贩西洋者必掠之”；古里佛，“亦西洋诸马头也”；大乌爹国，“界西洋之中峰”；尖山，“盘据于小东洋”；爪哇，“实甲东洋”；“东洋闻毗舍耶之名皆畏避之也”。关于元代东洋和西洋的范围已有较多讨论。苏继庼认为元代称吕宋群岛、苏禄群岛等一带海面为小东洋，加里曼丹、阇婆、孟嘉失、文鲁古、琶离、地漫等一带海面属大东洋范围，西洋指南中国海西部榜葛剌海、大食海沿岸与东非沿岸各地。陈佳荣辨析了元代东、西洋并综合藤田丰八等人的研究，认为元代东、西洋的分界是饽泥，大、小西洋的分界是蓝无里。大东洋西起爪哇岛西岸的巽他海峡，中经爪哇岛、加里曼丹岛南部、苏拉威西岛、帝汶岛，直至马鲁古群岛一带。小西洋包括马六甲海峡及以东部分海域，约当于南海的西部，大西洋就是今天的印度洋，包括从苏门答腊岛西岸至阿拉伯海一带。
宋代所言东大洋和南大洋与元代东洋的海域相接，但所指并不完全重合。元代所言东洋海域内有淡洋，指苏门答腊岛东岸日里河入海的海域，河口有淡水港，“洋其外海也”。西洋是很大海域的泛指，其中还包括若干称为“洋”或“某某海”的更小海域。元代称宋代蓝无里为喃巫哩，位于苏门答腊岛西北角，其“地当喃巫哩洋之要冲”。自东南亚往西的海船，“风信到迟，马船已去，货载不满，风信或逆，不得过喃巫哩洋”，于“此地驻冬，候下年八九月马船复来，移船回古里佛互市”。苏继庼认为喃巫哩洋指亚齐与斯里兰卡之间的海面。宋代将斯里兰卡岛海域称细兰海，登楼眉等“数国之西有大海名细兰”，“大洋海海口有细兰国”。又天竺国“其地之南有洲，名曰细兰国，其海亦曰细兰海”。可见细兰海指斯里兰卡岛以西到印度半岛以南的海域。印度半岛南端的马拉尔湾被称为大朗洋，即第三港之南八十余里，“洋名大朗”。天竺国“其西有海曰东大食海，渡之而西则大食诸国也”，“又其西有海名西大食海”。位于亚丁的哩伽塔国的近海海域被称为国王海，哩伽塔国居“国王海之滨”。苏继庼认为国王海即红海。此细兰海、东大食海、西大食海、国王海与上述诸“洋”一样，都是指具体的区域性海域，是“南海”的组成部分。
四、“海”“洋”认知与海洋知识路径
生成路径衍变
在中国古代海洋发展史上，宋元不同于汉唐明清的一大特点是政府全面鼓励本国民众出海经商。元代除了海上用兵时期短暂的海禁外，没有实行过明清时期的全面禁海和限制通商。宋代更是始终积极鼓励本国民众的海上经营。与汉唐仅允许外国商人来华，而禁止本国民众出海相比，宋元时期本国民众的航海实践得到巨大发展，同时也推动了整个亚洲海域的航海，实践基础上的海洋知识积累和对海洋的认知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宋元海洋知识积累的基础和路径又成为明清海洋知识和航海活动的重要条件，也成为中国海洋知识最终与世界形成共同知识和观念的历史前提。
已有学者指出了宋元在海洋发展史上相对于汉唐的显著变化。陈佳荣指出，“洋名起于两宋之际”，“两宋之际应是‘海’、‘洋’并用，而且逐渐以‘洋’代‘海’的时期”。李国强也指出“宋代以来，中国人对南海诸岛的认识日渐深入，在南海的活动范围进一步扩大”。都肯定了宋代在中国古代海洋知识史上的转折意义。从地理空间的认知而言，先秦汉唐对海洋认知主要是整体和模糊的“四海”认知，即作为“天下”组成部分的东、南、西、北海，对已经有海上交往的“东海”和“南海”也未见区划出明确的海域，言及水的“洋”未见指具体水域，而是形容之词。如汉代王逸解释《楚辞》“顺风波以从流兮，焉洋洋而为客”“西方流沙，漭洋洋只”道：“洋洋，无所归貌也”、“洋洋，无涯貌也”。即浩大无边之意。因而洋也用于形容河湖之广大：孔子感叹黄河“美哉水！洋洋乎！”还有“洋洋兮若江河”“河水洋洋”的赞叹。唐人颜师古解释“河水洋洋”之“洋洋，盛大也”，他还解释“浩浩洋洋，皆水盛貌”。《 初学记》对海的记载引用了《释名》《十洲记》《博物志》《汉书》等文献对海的描述，也反映了先秦汉唐对海的认识，即“天地四方皆海水相通，地在其中盖无几也”，以及对“东海之别有渤澥（海）”“南海大海之别有涨海”“西海大海之东小水名海者则有蒲昌海、蒲类海、青海、鹿浑海、潭弥海、阳池海”“北海大海之别有瀚海，瀚海之南小水名海者则有渤鞮海、伊连海、私渠海”等东、南、西、北四海的描述，仍是整体而模糊的描述。
《初学记》所引西海、北海的诸海是汉唐为坐实西海、北海，阐释“四海”的主观设想，并非实有，遑论西海、北海之中的具体海域。渤海和涨海也并非东海和南海中的局部海域，而是模糊地等同于东海和南海。所以说“东海共称渤海，又通谓之沧海”。关于涨海的范围有不同的讨论和观点。南溟子在《涨海考》中对各说作了总结。冯承钧认为中国古代是将今日南海以西之地包括印度洋概称南海，而涨海特指暹罗湾南之海域。而南溟子同意中国古代载籍将今日南海、东南亚海域、印度洋及其以西的海域都称为涨海的观点。韩振华也认为涨海包括今南海和南海以西的海域，他把涨海划分为“中国之境的涨海和外国之境的涨海”。中、外涨海的界限就是以“万里石塘”为界，界限内为中国涨海。相应地南海也划分了界限。到了宋代，中国之境的南海这个“海”仍然作为区别中、外的海域界限，“海”以内，是中国之境，“海”以外才是海外诸蕃国。元代过了七洲洋的万里石塘，才经历交趾洋、占城洋这些外国之境的海域界限，反之，七洲洋的万里石塘是“乃至中国之境”的中国海域之内。
实际上，先秦汉唐对渤海和涨海仍是“九州—四海”的“天下“构架下的认识。在这一逻辑下，东方之海通称“东海”，南方所有的海域都是“南海”，渤海和涨海也模糊地等同于“东海”和“南海”。从这一角度而言，南溟子对涨海范围的认识更符合历史的逻辑。刘迎胜认为在航海实践不够发达的时期，“南海”概念范围泛指中国以南的海域，也包括东南亚和东印度洋海域。在“天下”的认知逻辑中海洋不可能有“中国”之海和“外国”之海的观念，也不可能有海域的权力界限，特别是先秦汉唐对海域认知还在整体和模糊的状态时期。宋代《岭外代答》所言“三佛齐之来也，正北行舟历上、下竺与交洋，乃至中国之境。其欲至广者入自屯门，欲至泉州者入自甲子门”，是指进入“中国”之境的泉州和广州，是陆境而非水域。
宋代对“洋”的解释从“水盛貌”衍生而指海中的水域，即“今谓海之中心为洋，亦水之众多处”，又称“海深无际曰洋”。宋元时期“东海”和“南海”被划分成众多的洋，这是中国古代海洋地理空间认知上的显著变化。推动这一变化的主要因素是海洋实践。宋元时期大力鼓励外国商人来华和本国民众的海上活动。一方面，人们在海洋实践活动中对海洋地理空间的认识日益清晰，另一方面，航海实践也需要加强对具有不同水情和地理标识的海域加以区分。宋元给予命名的“洋”有一显著特点，即命名的“洋”主要集中在重要航路沿线和海洋活动最频繁的海域。“东海”海域最重要的航路一是明州（庆元）至宋代京东和元代山东、直沽的航路，宋代是联系南北的通道，元代漕粮海运其重要性更为加强。这一航路上不仅从南至北划分了明州洋、苏州洋、南洋、北洋、莱州洋、渤海等不同海域，而且根据近海到远海的水情和航行条件划分了里洋、外洋和大洋。二是明州（庆元）到朝鲜半岛的航路，划分出沿线的白水洋、黄水洋、黑水洋等。往日本的航线也是“东海”重要航线，除了近海各“洋”与前述相同外，未见具体记载。“南海”各“洋”如乌猪洋、七洲洋、交趾洋、昆仑洋、喃巫哩洋、细兰海、大朗洋、东大食海、西大食海、国王海等连续分布在广州到东南亚、印度洋的航路上。文献所见“洋”名最多的地区，包括宋代福建，宋元明州（庆元）及其以北海域，都是当时贸易和航运最频繁的海域，宋代明州到长江口海域更是拱卫行在临安的海防要地。而《岭外代答》专条所记交趾洋之“三合流”、《岛夷志略》专条记载的昆仑洋和万里石塘则因其水情复杂凶险，对航行具有特别重要提示作用而见于记载。七洲洋则因具有重要的地理标识作用而成为文献中出现频次最多的“洋”之一。
宋元时期对“洋”的命名方式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是以所濒临陆地域名命名，包括州名、国名、岛（山）名等，如明州洋、苏州洋、莱州洋以所连陆上之州而得名，交趾洋、喃巫哩（蓝无里）洋、细兰海、东大食海、西大食海以“国”而得名，七洲洋、昆仑洋、围头洋等以海中岛屿（山）而得名；二是以方位命名，如宋代福建人将福建以南海域称为南洋，以北海域称为北洋，以东海域称为东洋，又连江县海域有西洋。宋元都将长江口以北的淮海分为南洋和北洋，北洋指淮东沿海与京东密州海域相接的海域，南洋指与苏州洋相接的淮东南部海域。元人还泛称浙江到山东海岸以东的海洋为“东洋”。元代又在传统“南海”区域中划分东洋和西洋。宋代还将东南亚海岛地区以东、以南海域命名为东大洋和南大洋；三是按水情命名，如“东海”海域有白水洋、黄水洋、黑水洋、青水洋、绿水洋，元人还将交趾与海南岛之间的海域称绿水洋，将苏门答腊岛东岸海水为淡水的海域称淡洋。还有蛇州洋、零丁洋、大闾洋等若干“洋”不能确知命名缘由。
按方位命名“海”是中国古代最早的方法，这是基于“四海”想象这一海洋知识的重要源头。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按照东、南、西、北的方位加上海字，成为古代中国海洋命名海域的基本方法”。但是这反映的主要是中国古代对海域命名的最早方式和宋代以前的基本状况，如果进一步说，“在西方，按所属或靠近的国家或地区命名海域，即海旁边的州域地名加海子命名海域”的西方命名海域方法在明朝后期传图中国，“以州域称这一海域命名的原则想来是欧洲海域命名传统，在中国没有使用过”，“因此，中国古代的文献和地图难以找到这类海域地名”，则难以概括整个中国古代的实际。宋元对海域的认知已经说明，“四海”的观念正逐步被实践所突破，对海域命名已远非按东、南、西、北四个方位的单一方法，不仅出现了按近海地域命名的现象，而且成了比较普遍的命名方法，即使是按方位命名海域其原则和逻辑也与“天下”观念中以“九州”为基本定位的东、南、西、北海不同，而是以更为具体的地理区域为定位。
同时，也可看到宋元的海域命名主要仍是区域性知识，并未形成全国性的海域名称的认同，遑论国际性的认同。“东海”中有南洋、北洋、东洋、西洋，“南海”中也有东洋、西洋、南大洋，甚至有福建路为基准的东、南、西、北洋，也有两浙和淮东的东洋、南洋和北洋。这种区域性的知识也没有在不同朝代形成稳定的共同认识。如刘迎胜讨论中国古代东洋、西洋名称时所说：“基于不同时代文献中有关东洋与西洋的记载，所得出的有关东洋与西洋的区分，只能是文献所记载的时代的区分”，“五代、宋时开始有西洋、东洋观念的产生，宋元时代西洋的概念已经广为使用，而宋元时代的西洋与五代时的西洋名称虽同，但地理范围有很大变化”。目前尚未见五代以“西洋”命名海域的资料，但“洋”名确实尚不具有稳定和共同认知。同样，元代之东洋、西洋也与其后的明代有别。虽然我们不能说元代以前的西洋是一个仍然只能存疑的问题，但西洋内涵确实不断随时代变迁而具有不同的寓意。南洋、北洋也如此，认为“清代也同南宋一样，把中国沿海一带分称为南、北洋，只不过宋代系以泉州为本位，清代海外交通贸易的中心点则逐渐向北推移到上海一带”，显然是对南宋南洋、北洋命名海域的总体情况及其与清代的区别缺乏充分认识。
但是，宋元出现的“洋”的划分及命名方式被明清所沿袭，特别是以陆地地域命名和不同于“四海”原则的方位命名成为主要的命名方式。这表明在海洋地理认知上宋元既在先秦汉唐之后出现新变化，也是为明清海洋地理认知奠定了重要基础。而这一转折和奠基的意义还不止于海洋地理空间认知，在航海技术、造船技术等海洋知识的诸多方面都是如此。从这一意义上说，宋元是中国古代海洋知识发展史上一个全新而重要的阶段。而且，也正是基于航海实践的知识积累和新变，16世纪以后中国才得以在与西方广泛交流中逐步形成世界共同的海洋知识和海洋观念。而知识形成背后的逻辑是由“天下”“四海”转为海洋实践这一全球海洋知识生成的共同理路。
五、结 论
宋元是中国古代海洋地理空间认知历史上的重要转折和变化时期，一方面“天下”格局下的“四海”观念依然存在，并对海洋地理空间的认知产生影响，另一方面在航海实践中“四海”的知识被航海者无意识地“遗忘”，对航海活动密切相关的地理认知成为人们海洋知识的主体。这不仅表现在对“海”的认知，尤其表现在抽象的“海”向具象的“洋”的转变，对人们海上活动有直接影响的海域因所临陆地、方位、水情等而被划分和命名为不同的“洋”，命名的方式也不再停留于“四海”想象的方位命名。
宋元时期对“洋”的划分和命名仍表现出区域性知识的特点，同一“洋”名被用于不同海域的命名，在时间上也尚未稳定为各朝沿袭不变的知识，不同朝代，包括宋代与元代，出现同名的“洋”，其地理范围也并不相同。但是，宋元时期的海洋地理空间客观认识背后所根据的航海实践的认知逻辑，不仅是对先秦汉唐海洋地理认知的发展和转折，也奠定了明清海洋知识发展的路径和方向。16世纪以后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开始与西方展开规模不断增长的海上交流，逐步形成世界共同的海洋知识和海洋观念。中国古代海洋知识生成的两个重要路径——“四海”想象被逐步突破和“遗忘”，航海实践成为知识生成的主要路径。航海实践这一知识生成路径正是沟通不同朝代、不同国家，形成共同海洋知识和海洋观念的共同逻辑，而在这一进程中宋元海洋实践的空前发展开启了具有重要转折意义的新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