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中國考古學的發展與眾多考古學家的孜孜探求是分不開的，除了我們熟知的一些考古學家，如裴文中、賈蘭坡、夏鼐、尹達等，也有我們一些不是很熟悉的考古學家，如李濟、董作賓、石璋如、張光直等。其中李濟更是被稱為中國考古學之父，對中國考古學的發展做出了重大的貢獻。
1. 李濟在山西西陰村遺址的人類學考察
20世紀20年代，李濟從哈佛大學畢業，獲得了體質人類學的博士學位。在畢業後不久，李濟便獲得了寶貴的考察機會。在1925年到1926年間，他以國際合作項目人的身份，帶隊從北京出發，前往山西，途中經過介休、臨汾和運城等地，先後兩次考察位於山西夏縣的“西陰村”遺址。李濟帶隊考察這一遺址，是為了印證中國傳說中的王朝夏王朝是否真實存在，是否有考古學的證據支撐。
李濟
他們通過對遺址出土的石器、彩色陶器等物品的分析，李濟在發表的考察報告中提出了兩個重要的觀點，一是西陰遺址的陶器可與安諾及蘇薩所出土的類似器物對比；二是尚無可靠的證據可以讓我們斷定中國的帶彩陶器源自西方，西陰村出土的陶器所呈現出的文化是自成一系的，是別的地方所沒有的。
山西西陰村遺址
安諾和蘇薩是20世紀初人類學家在中亞和近東所發現的著名考古遺址。西方考古學家在李濟之前曾拿這兩個遺址出土的器物與中國華北出土的器物做過對比。安特生等考古學家通過對仰韶遺址出土器物的分析，得到這樣一個結論，即中國文化西來說。多年以後，李濟對現代中國的考古事業加以總結，概述說這一事業擔負著兩項重要責任：一是探尋“中華民族的原始及其形成”，二是考察“中國文明的性質及其成長”。也就是要通過考古追問並回答：誰是最早的中國人？中國文明是怎樣發展的？
2.李濟在山西介休的測量
李濟的團隊於1926年2月12日(陰曆新年之際)到達介休，停留了10天左右。期間除了對縣城及郊外綿山的佛、道廟宇，做了大致考察外，李濟還完成了一件重要工作：以駐紮城內的士兵和警察為樣本，做了人類學的體質測量。李濟自己評論說，這是繼他在黃陂和黃岡之後，“在一個縣的範圍內所作的規模最大的一組人體測量”。測量的內容十分完整，包括：
(1)測量：身高、聽高、坐高、頭長、頭寬、頭水平周長、最小額徑、橫經顴骨之面部直徑、鼻腔距、鼻長、鼻寬；
(2)目測：髮色、眼睛、眉毛、下顎、鼻型、顴骨、面型、牙床凸度、牙齒。
對於介休測量的初步結果，李濟在發表的報告裡做了說明。他首先就在介休觀察的直觀印象做了介紹，稱當地居民很像是“一群異種系的人”——其中有的人因長有連鬢胡而“堪與一般的亞美利亞人媲美”；繼而對測量結果加以小結說：當地最常見的一種體質形態是圓頭長面型，即“體質人類學所謂的不協調型”。對此，李濟指出這一點都不奇怪，“因為長顱的和短顱的人在這裡都能見到”。所以他得出的結論是，之所以出現這種不協調型的原因，很可能是這兩種主要類型的混合所致。
3.李濟關於黃土高原地質年代的猜想
為了探尋中華民族的“原始形成”，就不得不跨越以往舊史的時間侷限，因為“原始”的含義已延伸到了神話以前，遠非文獻史家所能企及。李濟認為“中國老派歷史學家所接受的教育，完全是培養盲目信從遠古時代又一個黃金世紀——堯舜之世的說法”。為此他還做了跨文化比較，指出這是現代科學出現前世界各地的普遍現象，即便歐洲早期的史學家和經院學派也如出一轍。這些人的特點是熱衷於相信一種不受挑戰的理論，即“自然界萬物和人類世界，都是由來自虛空的無以名狀的全能力量所創造”。
北京人遺址
李濟構想了更為宏大的新史學遠景，即“把中國境內的人類史從北京人寫起——也許更早一點——接連不斷的一直寫到中華民國開國。正是在這種科學理論和宏大理想支撐下，1926年2月9日，李濟一行離開太原，進入他特地說明的“地質學上所稱的黃土地區”。在1926年10月第二次到達夏縣發掘西陰村遺址的過程中，又由應李濟邀請一同參與考察的地質學家袁復禮描繪了該遺址的地層構造，從而為在當地獲取的出土器物提供科學年代證明。袁復禮，對西陰遺址的地質情況作了精細的科學描繪和剖析。其中的主要關注點為山脈、水流、土質和底層。袁復禮在報告裡介紹說，西陰及其周邊的地質特徵是雖“遍地都蓋有黃土”，但“沉積的狀況及構成的材料各地各是一樣”，例如絳山的巖質為泥灰岩，“構成類似三門，屬第三紀”；稷王山多“寒武奧陶紀”的石灰岩。土層方面，西陰遺址從底到上依次沉澱，每層厚度約為2米至4米不等，排列為：
紅粘土——紅色具鹼質黃土類粘土——風成的黃土——帶色的沙——雜土
根據地貌特徵，袁復禮推斷說，由於硬質地的山脈阻隔，使西陰遺址地段免於水流侵溶，此外又以地下水位較高而判定這一段曾有過歷史的繁庶。
4. 山西考察的意義
山西是傳說中夏王朝的主要活動範圍，也是華夏文明的主要發源地。但是在近代，西方人的船堅炮利使我們對自身的民族歷史和文化發生了動搖，再加上西方考古學、體質人類學等現代科學理論的衝擊下，中國傳說中的夏王朝一直遲遲找不到相關的考古學、人類學證據，因此李濟團隊的這次山西考察，進一步證明了中國擁有悠久的歷史文化，創造了不同於西方文明的燦爛文化，對國人的民族自信心是一次提振。（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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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1.李濟：《李濟文集》
2.徐新建：《科學與國史：李濟先生民族考古的開創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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