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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渝舞名首见于改初。但其乐舞形式早在商代即见于世。根据巴师陷阵前歌后舞的特点，巴渝舞属于古代武舞即战舞类型。其舞风勇武刚烈，音乐铿锵有力。司马相如《上林赋》描述说：“巴俞宋蔡。准南于迎文成帧歌。族举递奏。金鼓达起。铿锵档整。洞心骇耳。”
司马相如剧照
《隋书·音乐志》说巴渝舞“执杖而舞”，杖即兵杖。傅玄根据王灿改作的巴渝舞歌辞而作之《宜武舞歌》辞日：“乃作《巴俞》。肆武士。创弩齐列。戈矛为之始。进退疾唐鹞，龙战而弱起。”“疾逾飞电。回旋应规。武节齐声，或合成离。”“退若激，进若飞。五声协，八音谐。”并有鼓员36人鸣鼓助乐。中气势宏大，威武检壮，制造出惊心动魄的艺术效果。
巴渝舞的舞曲，据《晋书·乐志上》记载。有《矛渝本歌曲》《安弩渝本歌曲》《安台本歌曲》《行辞本歌曲》，共四篇。“其辞既古，莫能晓其句度”。四篇均以语演唱，很少有人知道它的意义。
巴渝舞
发源于巴山渝水的巴渝舞，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不仅从汉代起进入宫廷，至隋代一直是历代王朝朝延的宗庙条祀大曲，而且在民间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巴渝舞在西南地区历代相传。长久保存并有所发展，形成了诸多流派。从考古出土铜鼓上的“羽人舞”图像与文献结合考察。西南地区的谅人一直相袭巴渝舞。江南地区的“盾牌舞”，湘西地区土家族的“摆手解”。四川盆地东部巴人后裔的“踏蹄舞”。都是巴渝舞的变种。其影响之深之广，无论在中国音乐史还是舞蹈史上，都无可争议地占有重要地位。
盾牌舞
殷代的巴渝想还对西周乐舞产生过重要影响。历代史籍所载周初为纪念武王伐纣而创作的“大武舞”，其动作设计就是直接取自于巴渝舞，国大武舞是中国舞蹈史上常论不衰的主题之一。它的动作却模拟于巴渝舞，这对认识巴渝舞的历史地位是有帮助的。
巴人能歌善舞，还有丰富的民歌。《文速·宋玉对楚王间》所记郢都中有客歌《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巴人之歌所以能够在楚国郢都博得数千楚人的共鸣以至合唱，就是因为它是通俗易懂而易于为人理解和接受的民歌。
郢都
巴人的青铜乐器主要有于、 征、编钟，又有鼓，均是击之而鸣。于形如锥头，上大下小。征似钟而狭长。编钟因音阶高低而大小递减。于和征常用于古代战阵。巴人乐器以此为主。正与其武舞风格合拍。编钟之声。清新激越而悠扬。仅用于王室及其子弟。说明王族亦喜优雅闲婉的乐舞。
巴人的乐舞对楚文化产生过很大影响。楚地民间乐器大多以鼓为主中，统治者的乐队里也有不少鼓。从考古发掘看，楚人的鼓约可分作四类：第一类是悬鼓。第二类是手鼓，第三类是建鼓，第四类是鹿鼓。目前所知道的楚鼓，大多数属于战国时代。鼓主要用于乐舞，是武舞的重要伴奏乐器。
悬鼓
楚的武舞《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记有“万”舞。即是“大舞”四“干戚舞”国。这种舞除以鼓为主要乐器外，还用戈、矛等兵器为道具。战国楚墓所出的一件巴式兵器“大武兵”戈，便是楚国武舞所用道具。而这些又都是承巴文化之风而来的。
其上源便是古老的巴渝舞、楚国的武舞，以戈为道具，以鼓为乐器，反映了上承巴渝舞的历史事实。荆门出土的用于楚武舞的巴式青铜戈。上铸神人双耳珥蛇，左手操龙。右手操双头怪兽，左足踏月，右足踏日的下乘龙的图像。显然表现的是巴人古老的神话传说。同墓所出巴式剑，也为此提供了证明。表明楚人的大武舞是由巴人导演的。
青铜戈
其实楚国的巫舞，也同样与巴人有关。王逸《楚辞章句》记载，“ 楚国南郢之邑，元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俚，因为作《九歌》之曲。” 玩湘之间指巴黔中之地，历史上深受巴文化浸染。
巴王子灭于楚襄王后。巴子五兄弟的速难之地，正是巴黔中中。可见巴文化原本在这里就具有相当深厚的基础。元湘之间信鬼，与巫、巴之地“信巫鬼，重淫祀”毫无二致：而其祠必作歌乐鼓舞，又与巴氏祭祖“击鼓为躺”，“其歌必号，其众必跳”。恰好相同。显然可见。楚国所谓“巫舞”。究其原委，实为巴人的祭祀乐舞。王逸所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又“其词鄙俚”。恰好是对巴人
“信巫鬼，重淫祀”的正解。从这里也不难看出。江汉之间的巫风。完全是承袭巴人的巫鬼文化而来。参考资料：《中国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