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中、日、韩三国在地缘距离和文化传承上极其相近，然而在心理认知上却又极其疏远。网上有这样一种说法：“中日友好靠韩国，中韩友好靠日本，日韩友好靠中国”。这句戏言却生动形象地表现出了东亚三国纷繁复杂的国家关系。对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是我们每个中国人都应当牢记的：历史可以过去，但不能忘却，因为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事实上日、韩两国之间也有着复杂的恩怨情仇。
历史上朝鲜半岛曾长期作为大陆文明流入日本列岛的桥梁和中转地在日本历史发展进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考古学界最主流的观点一般倾向于认为：日本民族的祖先是由来自中国淮河下游及长江下游地区的汉族移民与来自西伯利亚及中国东北的通古斯人、南洋群岛的马来人、中南半岛的印支人、古代朝鲜人等多个族群融合形成的。公元5世纪左右日本列岛与朝鲜半岛及中原王朝间的交往日益频繁。
在大陆文明的指引下日本逐渐摆脱蒙昧状态。当时的日本称从中国和朝鲜半岛迁徙来的人为渡来人，这些人给日本带来了语言文化传统。日本“大和政权”也在相互交流的过程中由部落首领制逐渐转向律令制国家。公元815年日本朝廷编写了整个日本统治阶层的姓氏：在1182个统治阶级姓氏宗族里有205个来自中国（包括高句丽姓氏41个），154个来自朝鲜半岛（百济104、新罗9）。
日本上任天皇明仁就曾公开承认自己的祖先桓武天皇的母亲是朝鲜半岛古国百济武宁王的后裔。日本是位于亚欧板块和太平洋板块交界处的岛国，土地贫瘠、资源匮乏、多火山地震，在这种恶劣的生存环境下日本人很早就形成了大陆情结——取代中国成为东亚世界的领导者就是日本在漫长的古代历史上的野心。不过一开始日本的实力根本不足以挑战中国，因此当时日本将自己的目标锁定在朝鲜半岛。
根据日本史书的记载：早在公元4世纪六十年代尚未完全统一日本列岛的大和王朝就出兵朝鲜半岛并成功征服了所谓“弁韩之地”，此后日本在此设置任那府进行统治。在我国南北朝的刘宋时期当时倭国王曾遣使要求刘宋朝廷册封自己为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如果刘宋朝廷满足了日本的册封请求就意味着中国朝廷承认位于朝鲜半岛的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等地为日本的属地。
不过刘宋朝廷最终只册封倭国王为“安东将军、倭国王”，也就是说刘宋朝廷并没认可倭国对朝鲜半岛的支配权，倭国与百济、新罗等国一样是中国朝廷的藩属国，彼此之间属于平等关系。公元660年日本在朝鲜半岛的盟国百济在唐朝和新罗联军的打击下灭亡，百济遗民向高句丽和日本求援以图复国，公元663年支援百济富国的日军在白江口海战中被唐军击败，从此日本势力退出了朝鲜半岛。
日本在吸收唐朝文化的过程中同样接纳了中国的“华夷观念”，从而形成了自己的“小中华”意识。白江口一战并未改变日本视朝鲜半岛政权为其附属国的认知，反而在“华夷观念”的作用下进一步加深了对朝鲜半岛的蔑视态度。8世纪初日本在致新罗的国书中称“天皇敬问新罗王”以彰显高人一等。公元753年在唐朝含元殿朝贺礼上日本与新罗的使者争抢席位时日本使者称：“自古而今新罗之朝贡日本国久矣”。
公元918年高丽政权统一朝鲜半岛后日本在双方的交往过程中自称“上邦”，而将高丽贬称为“遐陬”的边境国家，称高丽王为“蕃王”。由此可见对朝鲜的蔑视和轻视始终隐藏在日本国家的精神深处。不过朝鲜半岛在古代也并非一直被日本欺负：在如今的汉语和韩语文献中有“倭寇”一词，然而殊不知日语中也有“韩寇”一词。事实上第一次韩寇侵袭日本时中华大地还在大唐王朝统治之下。
当时朝鲜半岛上的政权是新罗——《日本纪略》如此记载道：弘仁四年（西元813年）二月二十九日一百一十名新罗人驾五艘船登上小近岛，与当地人作战，杀九人，掳一百人。作为事后的对策：日本在对马设置新罗语翻译，以便审查每年大量渡至日本的商人、漂流者、移民、难民等新罗人集团。弘仁十一年（820年）二月二十六日居住于远江、骏河的七百余归化人（定居日本的新罗人）发动暴乱。
公元869年五月二十二日夜新罗海盗乘船二艘来至博多港，抢夺丰前年贡绢绵后立即逃窜。虽发兵追击但最终未能捕获。对此政府加强沿海诸郡的防备，还逮捕并放逐了作内应的新罗商人润清等三十人，赏赐了勇射海盗的百姓五六人。之后在新罗被捕的对马猎人卜部乙屎麻吕通报了当地的严重情况，最终大宰府决定将治下所有的新罗人迁至陆奥，给予口分田使其定居。
公元893年五月十一日大宰府发现新罗海盗。“新罗海盗于肥后国饱田郡杀人焚屋，由肥前国松浦郡遁去”。次年四月接到对马岛的受袭报告。九月五日对马守文屋善友率数百郡兵以弩迎击四十五艘船的海盗，据说射死二百余人，捕获一人。从俘虏口中得知新罗发生饥荒，都城亦不例外，故来抢夺谷绢。总共有船一百艘，约二千五百人。公元935年高丽灭新罗，并于翌年统一朝鲜半岛南部。
高丽为谋求恢复朝日国交在公元937年至公元1051年的百余年间曾多次遣使，终未能达到目的，但高丽私商一如从前频繁到九州贸易，日商去高丽的也络绎不绝：仅公元1073年至公元1093年的20年间日商去高丽的就有28次。9世纪下半期北九州沿海一带开始遭到来自新罗的小股海盗骚扰。公元977年10月来自高丽方向的海盗入侵， 筑前、筑后、萨摩等沿海地带皆受其害，奄美岛受害尤重。
当韩寇光顾日本列岛时早期倭寇对朝鲜半岛南部沿海的侵扰也已开始：由日本对马、隐岐、肥前等地的渔民和农民组成的倭寇在粮食歉收时就武装起来乘船到朝鲜半岛劫掠米粮。公元1223年高丽南部的金州发生了倭寇大肆劫掠的轰动事件，这种不间断的骚扰行为一直持续到公元1263年。公元1227年高丽方面向日本遣使要求查禁倭寇，然而事后倭寇的侵扰反而愈演愈烈。
一时间庆尚道、全罗道、杨广道、西海道等沿海地区频频受到倭寇袭扰。早期倭寇的活动在1263年后逐渐平息，然而等到后期倭寇骚扰中国明朝沿海时朝鲜半岛也受到日本倭寇的频繁光顾。公元1419年李氏朝鲜王朝主动出兵进攻盘踞在对马岛的倭寇。朝鲜军队在对马岛烧毁70余户房屋，焚毁船只15艘，杀死倭寇9人，救出被俘虏的15名中国人和8名朝鲜人。
公元1443年朝鲜与日本缔结了《癸亥条约》：开放釜山浦、荠浦、盐浦三个通商口岸。日本人在通商口岸设置倭馆。这三个港口合称“三浦”，所以在三地设置的倭馆称为“三浦倭馆”。1510年居住在三浦地区的倭人在对马岛的援助下发动叛乱，李氏朝鲜王朝随即驱逐了朝鲜境内的倭人，日本与朝鲜的国交也由此中断。叛乱发生一年后日本室町幕府遣使要求重开朝鲜与对马岛之间的通好。
1512年朝鲜与日本缔结了《壬申条约》：朝鲜重新开放与日本的贸易，但禁止日本人继续在三浦地区居住，同时对日本船只来朝鲜贸易的数量进行了限制，进入汉城的日本人也被禁止携带武器。1587年朝鲜迎来了一个比之前的小股倭寇更强大的敌人：在此之前侵扰朝鲜半岛的倭寇都说小股分散的海盗，然而在这一年统一了日本的丰臣秀吉政权向朝鲜提出了借道伐明的要求。
朝鲜作为明朝的藩属国在接到日本方面的要求后明确予以拒绝。1592年丰臣秀吉以朝鲜不肯借道为由发动了侵朝战争。战争爆发后日本仅用一个月时间就攻陷朝鲜三都八道，朝鲜国王李昖北逃到靠近明朝边境的义州避难，朝鲜半岛大部分土地都沦陷于日军的铁蹄之下。尽管后来朝鲜在明朝的援助下历时七年击败了日本，但这场战争使李氏朝鲜王朝元气大伤。
战后汉城的户数从战前的8-9万户减到战末3-4万户。战后全国户籍人口只有战前的六分之一，数十万人口被日本掠夺。战后百业萧条，农业产量更大减，使得朝鲜社会处于崩溃边缘。战后的朝鲜断绝了与日本的邦交，在日本方面取代了丰臣政权的德川幕府多次主动同朝鲜接触。1609年日本对马藩与朝鲜王朝签订《己酉条约》，从而恢复了因战争而中断的贸易往来。
此后直到1811年日本德川幕府先后派出过12次朝鲜通信使。朝鲜通信使并非单纯只是政治意义上的外交使节：通信使一般约有300~500人随行 ，在进行政治访问的同时也与朝鲜的文人墨客进行文化上的交流。从名义上朝鲜是与日本具有通信关系的“对等”国家，然而德川幕府却一直将通信使视为朝贡使节团。这在1610年德川家康命令林罗山起草致明皇帝的信函中可以看出。
在这封信函中林罗山写道：“其化之所及，朝鲜入贡，琉球称臣，安南、交趾、占城、暹罗、吕宋、西洋、柬埔寨等蛮夷之君长囚帅各无不上书输宝。”在“日本型华夷秩序观”下朝鲜与琉球、安南、暹罗等地一样处于附属国之列。由于朝鲜儒学尤其是朱子学等文化的发达使部分日本儒学者、大名对朝鲜学者所拥有的学识相当崇信。通信使所到之处都有通晓汉诗文的学者专程前来拜访。
然而此种对先进文化的尊敬和崇拜进而在文化层面上产生的连带、共鸣的情感似乎仅限于个人领域的敬慕。在日本的对朝外交态度及主要认知层面对朝鲜的优越感乃至蔑视感才是主流情感。在政治、情感上蔑视朝鲜的同时热衷于朝鲜文化的矛盾心态是江户时期日本对朝鲜认知的显著特征。另一方面朝鲜在明清鼎革之际自认为继承了明朝儒学正统衣钵，形成了以朝鲜为中心的“小中华意识”。
朝鲜在这种意识支配下视满清为夷狄，视日本为文化低劣的国家，朝鲜文人在儒学文化教养层面拥有优越感。互相蔑视的态度就这样贯穿着江户幕府时期日朝双方的人文交流和政治往来。这样的交往局面一直持续到日本和朝鲜相继被西方列强强行打开国门。1855年当日本自己还在异国黑船的威胁下战战兢兢之时吉田松阴就明确指出日本应当通过对亚洲邻国的侵略来弥补因西方列强入侵而损失的利益。
吉田松阴在《幽囚录》中提及：“一旦军舰大炮稍微充实，便可开拓虾夷，晓喻琉球，使之会同朝觐，责难朝鲜，使之纳币进贡，割南满之地，收台湾、吕宋，占领整个中国，君临印度。”这就是日本近代史上侵略亚洲邻国的大陆计划，在这一计划中我国东北地区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整个日本的侵略计划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东亚，欲征服东亚必先征服中国，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
朝鲜则被视为是横渡满洲的桥梁。1875年日本军舰云杨号闯入朝鲜海领域，在武力优势下逼迫朝鲜签订《日朝修好条规》，从而以暴力手段强迫朝鲜开放门户。1882年日本强迫朝鲜签署《济物浦条约》：日本不仅由此取得了在朝鲜的驻军权，还以巨额赔款牵制朝鲜的经济命脉。在日本的煽动下朝鲜国内一度涌现出主张依靠日本的力量脱离宗藩关系的开化党，由于其明显的亲日态度甚至被有些史料直接称为“日本党”。
1884年12月4日开化党甚至在日本驻朝公使的支持下发动甲申政变，结果被时任清政府驻朝鲜总督的袁世凯镇压。由于《马关条约》终结了中国与朝鲜半岛之间持续上千年的宗藩朝贡关系，于是李氏朝鲜王朝第26代国王朝鲜高宗李熙于1897年10月12日自称皇帝并改国号为“大韩帝国”。这件事被现代的韩国史学界称为“脱清独立”，视为是民族独立精神的象征，实际上这次称帝之举倒更像是一出闹剧。
朝鲜在当时根本不具备称帝的实力，这完全是中、日两个大国博弈所导致的偶然性事件，用不了多久这个新生的“帝国”就将失去其独立性。新生的“大韩帝国”试图利用当时沙俄与日本的矛盾在外交上左右逢源，然而1905年沙俄在日俄战争失利后与日本签订了《朴茨茅斯和约》，俄国势力至此退出朝鲜半岛。事实上当时的朝鲜根本无力守护自己的独立地位，完全是在大国博弈的夹缝中求生存。
随着中国和俄国的势力相继退出半岛之后日本吞并朝鲜半岛的时机已然成熟。在这样的背景下大韩帝国总理李完用与日本帝国代表寺内正毅于1910年8月22日签订了《日韩合并条约》，以此为标志日本正式在朝鲜半岛建立起长达36年的殖民统治。日本在殖民朝鲜半岛期间推行一种所谓“内鲜一体”的政策——“内”指日本本土内地，“鲜”指朝鲜半岛，说得通俗直白一些就是对朝鲜半岛推行同化政策。
在这时的朝鲜半岛日语被确定为国语，学校以“日韩同祖”的名义只教授日本神话传说中的神武天皇开国，而绝口不提朝鲜民族的起源历史。日本还与朝鲜王室和两班贵族精英阶层通婚联姻，试图从人种血统上进行同化：1907年11月19日朝鲜纯宗李坧下诏将太子李垠送到日本留学，拜伊藤博文为太子太师。日韩合并后李垠被授予日本皇族待遇并迎娶日本皇族女子梨本宫方子为妻。
二战期间李垠甚至以日本陆军中将的身份作为日本宣传“内鲜一体”政策的典范。与之类似的还有曾任韩国总统的朴正熙——他曾以“高木正雄”之名被授予日本陆军少尉军衔，直到战争即将结束的1945年1月他还因“清剿”抗日武装力量而晋升中尉。事实上朴正熙的例子绝非孤例：当时日本在朝鲜半岛推行所谓“创氏改姓”政策，一时间李、金、朴等朝鲜民族的传统大姓消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宫本、高木、北岛......
当1945年日本投降时据美国军队记者的回忆记录称：在1945年的韩国街上痛哭和自杀是随处可见，因为这些人已将自己视为日本人了。日本对朝鲜半岛的奴化教育取得了相当的成果，当然也不能否认一个基本事实——在日本殖民朝鲜半岛的36年间各种抗日斗争也是层出不穷的：1909年10月26日安重根在中国哈尔滨的火车站开枪刺杀了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
1915年申采浩、李东辉等人在俄国海参崴倡议成立的“光复会”是日本统治初期最有影响力的抗日团体，这个组织最初致力于在中国东北和俄国远东建立武官学校以培养军事人才，后来以秘密结社的形式深入朝鲜内部。1917年金亨稷在平壤组织了地下反日组织朝鲜国民会，后来金亨稷为躲避日本军警的搜查带着家人转移到中国东北，他的儿子金成柱成为了一名抗联战士，金成柱就是朝鲜光复后的第一代领导人金日成。
1919年3月1日上午10时独立派人士以悼念已故的朝鲜高宗李熙为契机在京城（今韩国首尔）塔洞公园举行民众集会并当众宣读了《己未独立宣言》。三一运动迅速席卷整个朝鲜半岛，但在日本殖民当局的镇压下到1919年6月失败。三一运动失败后独立派人士不得不远走异国他乡，试图为他们的复国之路寻求外部援助。1919年流亡在中国的韩国独立运动领导人们齐聚上海法租界。
在这里他们达成一致意见：在实现民族独立后应当建立一个主权在民的国家。因此他们宣布废除君主制，建立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并选举出了历史上第一任总统、第一任总理和第一任所有部长级长官。1932年1月8日出席完陆军阅兵式的日本天皇裕仁在返回皇宫的路上遭遇一男子投掷手榴弹，尽管天皇本人未被炸伤，但这一发生在日本本土的直接针对天皇的刺杀事件仍引起了日本方面的高度重视。
日本军警很快了解到刺杀者是来自朝鲜半岛的李奉昌，而派遣他执行这次刺杀天皇任务的正是金九。一·二八淞沪抗战结束后日本外相重光葵来到上海并决定于“天长节”（日本天皇生日）在虹口公园举行“中日淞沪战争胜利庆祝大会”。这种侵犯中国领土、杀戮中国人民后又在中国的土地上举行庆祝大会的做法激起了举国人民的同仇敌忾。时任行政院副院长兼京沪卫戍总司令陈铭枢为此专程秘密来到上海。
陈铭枢同蔡廷锴、蒋光鼐等十九路军将领以及当时上海滩的斧头帮帮主王亚樵等人商议对策，最终确定了捣毁此次庆祝大会一雪国耻的方案。日本方面为确保庆祝大会的安保禁止中国人入内，但日方对已被日本占领的朝鲜、台湾等地之人的防备相对松弛，同时日本方面为显示自己同这些地区人民的亲善允许他们入内参加庆祝活动。王亚樵敏锐觉察到日方安保方面的漏洞。
于是他让自己的弟弟王述樵同金九于静安寺路沧州饭店秘密会面。经过洽谈后金九同意配合王亚樵的暗杀行动并为王亚樵引荐了致力于朝鲜半岛独立运动的尹奉吉。4月29日被日方视为日本人的尹奉吉顺利潜入会场投掷炸弹，成功将日本关东军上海派遣军总司令白川义则、日租界商会会长岗村洋勇等人当场炸死，日本外相重光葵则被炸断了一条腿。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美、苏两国以北纬38度线为界分别占领朝鲜半岛南部和北部。1948年8月15日以李承晚为总统的大韩民国在美国的扶植下得以在朝鲜半岛南部成立，同年9月9日朝鲜半岛北部成立了以金日成为内阁首相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美、苏冷战的格局下日、韩两国都被美国纳入到遏制自己在亚洲的战略对手的同盟体系之中。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韩国军队在战争中一触即溃，战争打响仅仅三天汉城（今首尔）就被朝鲜人民军占领，韩军一路撤到半岛最南端的釜山地区。在这种形势下美军介入了战争并全面接管了韩国军队的指挥权，这使韩国对美国的依赖程度进一步加深，迄今为止韩国政府仍没能从驻韩美军手中收回本国军队的战时指挥权。对美国高度依赖的韩国在外交路线当然要受美国相当程度的影响。
美国出于自己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自然不希望看到作为自己亚太盟友体系中两个重要成员的日本和韩国大打出手，但其实美国也并不希望看到日韩之间出现亲密无间的现象。这其实和古代帝王的驭人之术是一个道理：大臣们公然对立弄得朝廷鸡飞狗跳自然不是皇帝乐意见到的，可臣子们过于亲密以致于暗中结党也不是皇帝所愿看到的。美国对日、韩态度正是如此。
美国既不愿让日、韩处于全面对峙状态，也不能让其团结犹如一体，只有日韩之间保持适度的矛盾才更需要美国居中调停，从而使美国的利益最大化。然而韩国独立之后民族意识被重新唤起，历史问题成为横亘在日韩之间的矛盾根源。然而除了历史问题之外韩国政府也必须考虑现实层面的国家发展问题：上世纪五十年代韩国的经济水平与黑非洲的加纳大约处于同一水平，被视为是全世界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
也许我们今天已很难想象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当时北朝鲜的经济水平是领先于韩国的，直到1960年韩国的人均GDP只有北朝鲜的1/3左右，要到1970年韩国的人均GDP才勉强与北朝鲜持平。面积比我国浙江省还略小的韩国受制于资源禀赋、劳动力、国内市场等方面的先天缺陷，因此对美日市场高度依赖。1965年6月22日在经历长达14年的谈判过程后韩国与日本建立了外交关系，两国关系开始解冻。
韩国的汉江奇迹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依靠财阀缔造的经济奇迹，而作为韩国财阀典型代表的三星恰恰是在日本殖民时期成立的具有亲日背景的财阀势力，作为韩国五大财阀之一的乐天同样有深厚的日本背景。事实上韩国经济对日本市场的依赖程度是极深的，同时鉴于日、韩背后的美国因素，两国关系不可能走向全面对峙状态。尽管如此日韩关系也绝对谈不上融洽。
韩国和日本的紧张关系首先当然是源自于历史问题，不过除此之外现实层面的独岛问题也是造成两国紧张关系的原因之一。独岛是位于北纬37°14′12″，东经131°51′51″的2个岛屿和礁岩群，郁陵岛东偏南94公里处，面积0.186平方公里。据韩国文献记载：在大致相当于我国唐代的新罗王朝时期这里被当成是郁陵岛的附属岛屿，这被视为独岛归属韩国的最早历史文献记载。
在日本古籍中称该岛为松岛，旧时为隐岐国番地，德川幕府时期为伯耆国番地。综合双方的文献证据来看：日、韩两国都曾一度控制过该岛。1905年1月28日日本内阁会议正式决定将过去的“松岛”改称为“竹岛”，在行政上隶属于岛根县管辖。1906年当时的大韩帝国议政府参政大臣朴齐纯在得知该岛被划为日本领土后于1906年5月20日指出“独岛划为日本领土纯属诡妄，此事状况及发展如何尚须调查”。
根据二战后期盟国《开罗宣言》的规定：日本的主权范围被限定在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四大岛，至于其它离岛则由盟国认定是否归属日本。独岛根据这一精神在战后被移送给了驻韩美军政府管辖。然而在1951年美国撇开中、苏等国擅自以盟国代表的名义与日本私下签订了《旧金山和约》，正是这一和约在东亚地区埋下了钓鱼岛和独岛两处领土争端的伏笔——因为在和约中美国刻意回避了这两岛的主权归属问题。
事实上这是美国人的一贯的两面派手法，我们可以设想如果美国明确独岛是韩国领土，那么作为战败国的日本压根就不敢提这事，然而美国没这么做就证明了我在上文所说的美国有意在日韩之间保持适度矛盾的说法。1952年1月18日韩国首任总统李承晚发表“关于毗连海域主权的总统声明”，该声明划定了韩国领海的范围，这其中也将独岛包括在韩国海域内。这引起了日本方面的抗议。
1953年5月日本趁朝鲜战争仍在酣战之际曾派兵一度占领了该岛。得知这一消息的郁陵岛居民自发组成“独岛义勇守备队”并在前韩国海军士兵洪淳七的领导下于1953年7月12日登陆独岛，驱逐了岛上的日军守备队。至此独岛处于韩国的实际控制之下——韩国将其归为庆尚北道郁陵郡郁陵邑独岛里1-37番地管辖。当然日本方面自然不甘心这样的结果，于是不断派兵前来争夺独岛。
1956年李承晚政府派出海上警察守备队接替“独岛义勇守备队”这一民间组织驻守独岛，此时洪淳七已带领“独岛义勇守备队”独自守卫独岛长达3年8个月之久。自1957年开始韩国在独岛修建永久性建筑物，如今独岛东岛上韩方设有1无人灯塔、2个瞭望哨所、3间房子以及各种天线和石碑等设施。1981年底韩国海军人员还在岛上修建了守岛工事。与此同时日本方面也从没放弃过对该岛主权的声明。
1983年1月中曾根在访美前夕对韩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日本首相首次对韩国进行国事访问。1984年9月全斗焕对日本进行回访，这也是韩国总统对日本的首次访问。90年代日韩双方领导人互访频繁。这一时期日韩双边关系时进时退，但总体上仍是朝着较好的势头发展。尽管韩国政府在这一时期与日本的外交互动越来越频繁，但韩国民间的排日情绪依然强烈。
直到亚洲金融危机时期韩国媒体和民众出于改善本国经济环境的考量提出希望进一步改善日韩关系。金大中执政时期日韩在政治、经济、外交、安全保障、文化等五个领域的交流合作都有了实质性的进展。2002年双方联合举办了世界杯足球赛，双边关系得到较大改善。进入21世纪后两国因领土争端、日本历史教科书、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殖民统治期间受害者赔偿等问题导致关系急剧恶化。
韩国当年的抗日独立运动是由金九领导的流亡在中国重庆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所领导的，战后李承晚所组建的大韩民国政府完全就是美国占领当局一手扶植起来的，不仅没什么民意基础，甚至还吸纳了不少日伪人员。李承晚上台后在美国占领当局的支持下排挤有临时政府背景的真正的抗日人士，所以韩国从建国之初就一直存在亲美日的政治势力和代表底层民众的政治势力两股力量。
2005年12月29日韩国颁布了《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归属特别法》的公布。这部法律的颁布归根结底是韩国国内亲日派政治势力和反日派政治势力博弈的产物：时任韩国总统的卢武铉作为一位强调民众权益和民族独立的总统自然是站在反日派一边。卢武铉推出《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归属特别法》就是要打击韩国国内的亲日派势力。卢武铉还呼吁国民要不惜经济代价准备同日本打一场“持久战”。
事实上在历史问题上没任何一届韩国政府是敢公开亲日的，但韩国国内的财阀等既得利益集团与美、日的特殊关系又使韩日关系极为暧昧。李明博政府上台后大幅调整了卢武铉政府的对日外交方针：尽管双方依然围绕历史、领土问题进行着激烈的较量，但都采取“冻而不僵”、“斗而不破”的现实主义外交策略。这一时期天安舰事件、延坪岛事件导致朝鲜半岛局势持续紧张。
在这种形势下美日、美韩之间频频举行各种形式的军演，日韩之间的军事交流合作也以此为契机日益密切起来。朴槿惠执政前期以日本战败70周年、日韩邦交正常化50周年为契机于2015年12月与日本就持续半个世纪的“慰安妇”问题达成协议。朴槿惠执政后期萨德部署问题导致中韩关系出现波折，与此同时日韩关系则随之升温，这也验证了所谓“日韩友好靠中国”的说法。
韩国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使韩国政治生活充满了复杂的政治斗争：作为韩国总统本来该代表韩国的国家利益，然而作为韩国的太上皇的美国以及韩国国内的军方、财阀等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却并不一定与韩国的国家利益一致。如果韩国总统屈从于这些既得利益集团的意志，那么就会使自己失去底层百姓的拥护，届时老百姓就会用自己手中的选票把总统赶下台。
可如果某个总统要张扬民权而同既得利益集团对抗，那么就会遭到既得利益集团的打击。在韩国现在的政治生态中韩国总统往往是被置于基层选民和既得利益集团之间里外不是人的角色。当初卢武铉就因为对美、日在韩利益以及美日势力在韩国的利益代言人财阀势力打击过甚而在卸任后遭到政治报复，之后的李明博、朴槿惠两届政府在外交上所奉行的都是亲美单边路线。
2017年5月10日文在寅当选并就任韩国总统。作为民族主义者的现任韩国总统文在寅是和国内的财阀集团及其背后的美国主子存在利益冲突的。1953年1月24日出生于庆尚南道巨济郡（现巨济市）一个贫寒人家的文在寅是家中的长子。也许是贫寒的出身使他更能体会底层民众的疾苦，所以从大学时代起他就积极投身反抗独裁政权的政治运动。1975年8月文在寅入伍参军。
文在寅在服役期间曾获得韩国陆军特战部队“最优秀特战军人”表彰。1979年文在寅参加了反对朴正熙独裁统治的示威活动，1980年又参与了“首尔之春”民主化运动。这直接导致他被捕入狱，在监狱中他听到自己通过司法考试第二轮的消息。韩国司法考试的通过率即使在今天也依然很低，而在文在寅参考的时代每年全国只有大约60人能通过司法考试。1982年文在寅加入了卢武铉的律师事务所。
文在寅从此成为卢武铉的左膀右臂。两个人在一起通过为底层民众进行免费辩护扩大了社会知名度。2003年卢武铉当选韩国总统后文在寅作为卢武铉的幕僚就在当时的政界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以致于被誉为”卢武铉之影“，事实上卢武铉政府的很多政策背后都有文在寅的身影。卢武铉的死对文在寅触动颇大。文在寅的施政理念几乎与当年的卢武铉如出一辙，以致于甚至有人称文在寅为现实版的梅长苏。
2017年12月13日文在寅访问中国时正值南京大屠杀80周年国家公祭日。这天原计划赴机场迎接文在寅的韩国驻华大使卢英敏得到文在寅的指示：前往南京参加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同一天文在寅在北京多个场合提及历史问题时表示韩国人民对中国人民遭受的苦难感同身受。他还表示：中、韩曾长期共同反抗日本殖民统治，对历史问题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必须敦促日方深刻反省战争责任问题。
文在寅上台后抛出了慰安妇和二战劳工等多个问题，更为强硬的是韩国军队居然对日本舰船进行火控雷达照射。2019年7月日本开始限制对韩国出口用于制造电视机以及智能手机的三种半导体原材料，此后韩国方面也宣布对日本进行相应的经济制裁。然而在经历了一年的“互相伤害”之后日韩均付出了代价。2019年4月至2020年3月日本本田公司在韩国的分公司的营业利润同比减少九成。
日产汽车基于销量骤减的现状已决定今年年底正式撤出韩国市场。与此同时包括优衣库在内的很多日本企业纷纷关闭了在韩国本土的门店，赴韩日本游客数量骤降也导致韩国经济受损。一年来日韩不仅在经济领域的纷争并未得到解决，矛盾还有延伸至其他领域的苗头。据《朝日新闻》2020年6月30日报道：日本方面就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韩国参加G7峰会一事已向美国发出通知表明不希望韩国参会。
事实上美国对日韩关系的走低并不太在意。韩国和日本的关系尽管一直颇为纠结，然而始终没发展到撕破脸的地步。只要日韩纷争没突破军事安保的底线，没危及美国的综合战略部署和利益，那么美国就乐得作壁上观。其实美国并不愿看到日韩关系过于接近：中日韩自贸协定的谈判已历经多年，日韩之间的分歧是影响东亚一体化进程的原因之一，所以日韩之间过于接近其实并非美国所乐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