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实在难以理解美国这样一个对控制非常敏感的国家，更难以理解美国人民对个人自由的极端追求。
东西方疫情治理的对比，使我们感慨：自由制度下的美帝人民真可悲，“病毒可怕、口罩有效、疫苗该打” 这些百年前就是常识的东西，如今的美国政府却无法让人民执行。
其实这并非自由民主制度的过错——韩国、日本、香港和台湾都属于自由民主制度，整个东方的疫情也都控制得不错。
东西方在疫情管控上的差异，跟国民气质有关：东方人自古深受儒家文化影响，性情相对内敛，习惯于自我约束，且大局意识和群体道德意识都很重。而西方人的自我意识以及对个体自由和尊严的超高要求，是由西方人热爱自由的文化氛围所决定。
韩国、日本、中国香港和台湾是东西方文化和社会制度相互交融后，所呈现出的社会形态。
东西方文化的一个明显差异是，西方文化注重个体存在、个人主义；而东方文化注重共存、整体主义。
由于人的存在既是个体的，又是共存的，所以人既需要活出个性，也需要活出共性。如果只注重个体或者只照顾整体，两者都只是做对了一半。
人需要活出个性化的自我人格，这个人格作为在世生存的工具，同时又要符合整体的规则。
个体与整体，又是一个对立的矛盾结构，所以二者的权重需各占一半，否则会失衡，会相互消解彼此的意义。
在中国人看来，儒家传统文化有多温暖，个人主义就有多冰冷。中国人理解的普世价值是照顾好整体的利益——从整体共存的角度温暖这个世界。
但是，如果没有个体感受视角的互补，整体利益的温情将会被解构 ，不注重个体感受的社会，人民也会变得世俗、浅薄、泛道德化、工具化，进而失去生命活力和创造力。
东方与西方，个体与整体，需要互融互鉴，人类才能更靠近存在之真相，世界才能完整。
在一些代表社会整体利益的国家级宏大项目上，权威制度更加高效，但这样的制度照顾了整体，却往往被认为以忽视甚至牺牲个体权益及个体感受为代价。
而纯粹的自由市场体制，以尊重个体权益为基础，但往往也被诟病为不能很好地兼顾整体、大局和决策效率，正如某些美国国会议员的感慨：我们多想做一日中国 (以高效决策一些因民主而扯皮的民生项目)。
中国传统哲学告诉我们，在整体与个体，集权与自由之间，两全之策在于平衡与兼顾。执其任何一端，都意味着看上去偏执又狂热，或被称为极端主义者。但也并非要站在中间的某一个位置，中间不是一个位置，它是一个平衡的连续获得。
事物存在于动态中，所以，任何确定性的概念、标签或主义，都可能是对真相的遮蔽。
为了靠近真相，为了不被遮蔽，为了保持活力，即使一个共产主义者也需要倾向资本主义者，而资本主义者也需要倾向共产主义者——存在之真超越对立面的两者。
思想概念总是直线式的，它定义事物的同时，也远离了存在。“石化的存在”总是由于僵化的思想。存在是活的阴阳鱼，当我们不得不使用概念来捕捉它、利用/摆置它，也不要忘了要像老子那样，一边用一边扫，一边说一边否：道可道非常道。
有人说，集权可以确保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凝聚，以抵御外敌，以确保文明的延续，以不至于使古老文明变成那些躺在博物馆里供人瞻仰的标本。
还有人说，威权体制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走向工业化，实现国家富强的制度保障，例如英国几乎是在普遍选举开始之前实现了世界霸权，并且在实现普遍选举之后，很快就从大英帝国，变成了欧洲小白兔。
这样的下跪式思维，把世界霸权等同于人类文明，把人性和人格降维到动物，把人类社会降格到丛林社会。
大英帝国的霸权没落以及普选制在英国的落实，实属人类文明之大幸，其本质是人类个体生命的自由、价值与尊严，战胜了原本属于人类工具的国家机器、统治概念，以及集权、霸权主义。
人类文明的方向，不仅只有权力的维度，还有爱的维度。在权力的维度，以价值判断为依据，以支配地球资源的多少为价值衡量标准。人类在权力的维度，生来不等，即，先天拥有的资源和资质都不等，唯有不等，人类才会活出个体独一份的生命。
但是，人的存在另有一个维度——爱的维度，人作为自然之子，因爱而生，生而人格平等。人类文明是为了活出爱，活在天人合一的德性中，活出创造性和存在的可能性。
爱的维度，是存在的维度，也是体验的维度，对应后现代存在哲学的身体主体；而权力的维度，可以看成头脑维度，对应自笛卡尔以来现代哲学的理性主体。
权力维度，是实现整体管控的理性工具。然而，放下权力，才能看见爱。爱是合一。爱是整体与个体的合一。
当一个社会只剩下权力的维度，意味着整体利益大于一切。当抽象的整体思维盘亘在社会的上空、黄金般炫目、统治一切……个体似乎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柔软的个体真实感受，被权力的意志和形式主义的戾气所取代，于是，人人都在说谎，人人都在下跪，人人都饱受着没有存在感的屈辱……个体人格的尊严、独立、活力与创造力，都无从谈起。
在一个空气中都充满了沙砾的粗糙的社会，在一个伟大的整体利益高于一切的国度，个体感受的疼痛从来没有被看见。万能的理性，父爱主义的权威，救赎的顽念，已经使生活变得令人窒息。
当学校里每一个人都必须步调一致、整齐划一，当学生和老师都被裹挟着，牺牲掉个性，或麻木或机械、或神经亢奋地旋转着……我们正在成功制造着大批量的肉身机器。其实，地球上的每一所学校，都是不同程度的衡水中学……
哈耶克认为，个体的“自由之根，就是世界具有不确定性，唯有自由的人才有能力应对”。
正因为世界具有不确定性，而追求确定性，才成了人性的一部分，确定性是人的理性和自我存在的根基，也是生存工具。然而，不确定性是本源。
一个反本质主义者，或一个存在主义者，甚至一个老子或庄子，都可能会追问——民族与国家的整体利益是否真的存在?
如前所述，整体与个体是一对悖论结构，一半一半，没有100%的整体利益，也没有绝对的个人利益，因为人的存在既是共存，又具有个体的主体性。强调绝对的国家至上，不顾及个体感受，以及强调绝对的个体自由，都是顾此失彼，也都是意识形态的骗局。
从存在哲学的视域来看，那些伟大的形而上的抽象目标，如果不能兼顾个体感受，无非虚妄。国家以及一切人类组织，都只是公共管理的理性工具，是抽象的统治概念，它服务于个体感受。
在一个蓬佩奥式的政治人物眼里，共产与自由不可调和，整体与个体自由不可调和。在这样的形式逻辑之下，人类是头脑理性主体与身体主体的分裂存在，然而，存在之真不是非此即彼——真理以身心一体统合自身。
存在，并不保持自身的同一。存在是悖论，即它是A又是非A。这种悖论，也可以看做是黑格尔辩证法，它作为理性自身的发展会在自身的逻辑发展过程中以辩证的形态将自身扬弃掉。马克思和尼采、海德格尔，和老子、庄子，都涉及到了存在自身的矛盾问题。
但老庄的思想与黑格尔辩证法有着天壤之别，道家是鲜活的存在哲学，是后现代反本质主义，黑格尔却是远离存在之真的形而上学，正是他把我们引向远离真实的抽象目标和宏大的整体思维，这必然导致权威主义。
作为悖论的存在，是非理性的。所以，理性对于存在的把握必然无能为力，它只好让位于由存在自身而来的经验与个体感受。个体感受力已经成为了后现代社会文化的最终价值选择。
而文明发展的大趋势就是，由现代文明向后现代文明过渡。后现代文化的包容性和世界主义、全球主义，以及欧美国家对异质文化的宽容，以及国家主义在日本九零后中彻底去魅与消亡，以及中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天下一家”等全球治理理念，实属人类文明发展方向之大幸——中国的对外开放的国策正是得益于这样的后现代文化氛围。
然而，中国人传统思维中不合时宜且老谋深算的上位思维和输赢思维，令今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的 现代主义价值观诈尸苏醒——为了对抗中国的威胁，他追求“让美国重新伟大”，重拾美国文明的优越感、使命感、霸权主义和领导地位，而这在西方属于逆后现代文化潮流。
绿！2020.9.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