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楊曉懌
經歷了今年上半年久違的寬鬆之後，城投債的發行規模與淨融資額都達到了新高。但在三季度資金環境收緊後，城投的現金流再次告急，多地又開始出現風險因素。因此，當投資人們看著還算不錯的城投報表，不禁發出靈魂拷問：城投的錢都去哪兒了？
一、財政隱性債務
隨著《預算法》及其實施條例的落地，政府對於預算的管理越來越嚴格。但由於歷史遺留問題多、過去兩年的操作不規範、以及近年來的財政緊張，地方政府始終無法消化問題，導致有許多隱性債務仍然存在、財政負有一定的支付義務。雖然2019年開啟了一輪隱性債務的置換，但置換對資金用途、償還方式作出了要求，許多隱性債並不符合置換要求，導致地方財政更難以解決、只能把問題甩給城投。
正如《政府投資條例》落地後許多EPC+F項目的業主從政府部門改成了城投公司一樣，地方政府唯一解決隱性債務的辦法就是把償付責任轉嫁給城投公司，讓城投公司進行“代償”。這一現象在各地都屢見不鮮，雖然保障了地方財政的穩定性，但也讓平臺公司的債務負擔進一步加大。不過，城投之所以特殊正是由於相對模糊的政企關係，幫財政渡過難關屬於應盡的義務。
二、高昂的管理開支
在經歷了兩輪“轉型”後，許多城投不再是隻負責融資的“空殼平臺”，而是成為了坐擁百億資產的企業集團。不過，企業與管理制度的完善也意味著城投管理成本的快速上升，在員工人數不斷攀升、管理資產規模不斷增長之後，城投公司的管理費用也動輒數億，且有一定的“剛性”，成為了蠶食經營利潤的大頭。
事實上，城投公司不僅要負擔自己的管理費用，還經常需要負擔一些財政上不好安排的費用。因此，隨著城投公司的壯大，管理費用及其他各類費用也在不斷的增長；無論財務報表怎樣粉飾，各類費用的規模一直在持續增加。
三、倒虧錢的固定資產
在城投評級、融資的過程中，資產規模是一項非常重要的指標。因此，許多地方政府都將大量資產裝入平臺公司，以達到評級的相關要求。但是，政府劃入平臺公司的大多是公益性資產，並沒有現金流入；相反，城投公司還需要負擔資產對應的各項成本以及人員安置問題。
尤其是一些民生類資產，以前還需要政府每年安排預算進行支持；在劃轉給城投公司後，往往由城投公司自行承擔，尤其在財政相對緊張之時，更是需要城投自己“解決”，財政並沒有餘力進行支撐。因此，許多平臺不僅沒有從資產中受益，還為了維持資產規模每年付出很大的成本；即使有一部分經營性項目的收入作為補充，但綜合來看依舊是入不敷出。
四、借新還舊與融資成本
城投債是“信仰”，城投借新還舊是一種常態。但在持續借新還舊、債務持續擴張的過程中，融資成本是一筆很大的開支；並且許多結構化融資的成本並沒有體現在財務費用上，而是隱藏在城投運行的綜合成本之中。
儘管許多城投都對外宣稱自己“不差錢”，賬面上還有大量現金；但除了一線城市、省會城市之外，城投真正可動用的“現金”規模並不是很多。正如城投賬面上的資產並不是真正的資產一樣，城投賬面上的現金往往也不是隨時可動用的現金。
五、履行公益性企業責任
城投作為地方政府投資公益性基礎設施的平臺，同樣擔負著很重的社會責任。在地方發生突發情況需要處置、或者是需要支出時，地方政府也會第一個想到城投，通過城投來解決資金問題。
但是，這些應急支出是不存在“歸還”概念的，花了就是花了；在政府看來，這就是城投應盡的社會義務，並不會給予更多的回報。
六、託底土地市場
在今年稅收收入下降的情況下，許多地方政府都把目光轉向了土地出讓，希望通過擴充政府性基金預算收入，來平衡地方可用財力。雖然有一部分地區的土地市場確實回暖、享受到了新型城鎮化的紅利；但也有很多地區的土地市場仍然處於封凍狀態，預計的政府性基金收入目標無法完成。
因此，一些地區的城投不得不擔任“白馬騎士”、親自下場摘地；既是為了幫助財政完成預算收入的目標，也是對當地的土地市場、地產市場進行託底。考慮到摘地的資金來源必須是自有資金，無法採用成本較低的方式融資，這一支出也加大了城投的壓力。
結語
地方財政與城投向來一體兩面，在財政基本面未能寬裕的情況下，城投的真實財務狀況很難得到改善。因此，一旦融資大環境收緊，城投必然面對資金壓力；雖然看起來家大業大，但架不住花錢的地方實在是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