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省廣州市政協“有事好商量”民生實事協商平臺聚焦0~3歲嬰幼兒托育難題
2019年10月17日，廣州市政協委員在廣州市幼兒師範學校，開展0～3歲嬰幼兒照護服務體系專題調研。向秋翰攝
說到生二孩，很多育齡婦女連連搖頭，因為家庭嬰幼兒照料負擔較重是不得不面對的問題。“全面二孩”政策實施以來，“沒人帶娃”成為影響家庭再生育的重要原因。就廣東省廣州市來說，0~3歲嬰幼兒入托率不足5%，絕大部分是由祖輩進行日間照護。可是，並不是所有老人都有精力、時間去帶孩子。把孩子交給陌生的保姆照顧，很多家長又不放心。托育服務的供需矛盾日漸突顯，可現有的托育服務機構不僅數量嚴重缺乏，質量也良莠不齊。
2019年5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促進3歲以下嬰幼兒照護服務發展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意見》指出，建立完善促進嬰幼兒照護服務發展的政策法規體系、標準規範體系和服務供給體系，充分調動社會力量的積極性，多種形式開展嬰幼兒照護服務，逐步滿足人民群眾對嬰幼兒照護服務的需求。
如何讓育齡夫婦擺脫“想生不敢生”的後顧之憂？落實《意見》存在哪些難點？廣州市政協“有事好商量”民生實事協商平臺把“探索建立0~3歲嬰幼兒照護服務體系”列為2019年的重要協商議題之一，自8月起開展了近4個月的系列調研與協商，推動這項工作取得可喜進展。
1.“養育”已成為影響“生育”的關鍵因素
肖女士在廣州一家民營企業工作，在孩子1歲8個月的時候，她面臨兩個選擇，把孩子放回老家讓老人照看，或是辭職回家自己帶。這都不是她想要的。
正在這個時候，她得知企業創辦了“職工親子之家”，幫助職工託管孩子。這對肖女士來說，是個雙贏的選擇，既不用讓孩子成為“留守兒童”，自己也可以繼續工作。現在，每天她上班的時候，孩子就在同棟樓裡上學。雖然她現在還沒有計劃生二胎，但如果想生，“職工親子之家”就是她的堅強後盾。
然而，並不是所有人都能像肖女士這樣幸運。據瞭解，廣州全市開展了這項工作的企業單位也才20多家。絕大部分育齡夫婦還得自己承擔養育壓力。
廣州市政協常委曹志偉已經連續多年關注並推動解決“‘二孩’政策放開後，育齡婦女重返職場”的問題。他認為，因為托育難，部分職場媽媽不得不留守家中照看子女，變成了全職媽媽，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育齡婦女生育第二個孩子的慾望。
他在自己經營的公司做了一個調研，“我們有超過50%的員工來自外地。一些育齡職場婦女為了重返工作崗位，要麼讓小孩回老家，由老人看護；要麼請父母來廣州看護。”曹志偉說，由於兩代人教育觀念差異很大，對孫子孫女不捨得嚴厲管教，讓孩子父母很是為難，很多家庭因孩子的管教問題產生矛盾。
廣州市政協委員賀惠芬也瞭解到，一些年輕家長因不贊成家中老人的養育觀念，寧願自己辛苦點，也不太願意讓家中老人看護。
沒有老人帶，或者不願意讓老人帶，又找不到合適的保姆，很多家長開始尋找托育服務機構以幫助解決嬰幼兒照護問題。“家長在選擇托育服務機構方面是很謹慎的，離家遠近、收費標準、正規與否、安全指數、環境和保育師的水平等，都是考慮因素。要想找到這些方面都符合家長要求的托育服務機構，真的不容易。”曹志偉說。
“放眼全球，國際上很多國家都非常重視3歲以下嬰幼兒教育。而廣州市嬰幼兒托育服務體系尚處空白，各種問題非常突出。”廣州市政協委員簡瑞燕指出，一是供給和需求的矛盾非常突出。二是行政主體和行政法規缺失，導致市場混亂無序。一直以來，廣州市尚無規範3歲以下嬰幼兒托育服務的法規政策，尚未明確行政部門進行監管。三是師資良莠不齊，課程缺乏標準規範，嚴重影響托育服務質量。
目前，市面上一些被定義為“早教”的機構，其實是想辦“託兒所”，但因為近年來市場監管部門沒有相對應的牌照發放，所以他們不得不註冊為“教育諮詢公司”或“教育培訓公司”。而政府部門對托育服務機構的監管仍相對空白，此現狀也令很多提供托育服務的機構十分無奈。
2.“帶娃上班”，實施起來有難度
賀惠芬在調研中發現，當前“帶娃上班”的概念得到重新認識。不少年輕父母希望單位內部能夠創辦托育服務機構，像肖女士那樣，帶著娃上班，以解決孩子無人照料或高價養育的問題。
記者採訪得知，企事業單位創辦托育服務機構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對國有企業來說，加快剝離國有企業辦社會職能，是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以及《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作出的重要改革部署。剝離企業辦社會職能，目的是減輕國有企業人員管理、運營費用的負擔，以便集中資源做強主業。對於國有企業辦的教育（含中小學、幼兒園）機構，原則上都要移交給地方教育部門管理。對黨政部門和事業單位而言，利用公共財政創辦主要面向自己職工子女的托育服務機構，容易引發社會對新的教育不公平的質疑。
一些民營企業為了增強對員工的吸引力，自行創辦了托育服務機構、幼兒園，並且以相對低廉的價格提供給員工子女享受。“但大多數這種機構並沒有取得相關部門的行政許可，包括辦學許可、收費許可、食品安全、消防設施驗收等，也達不到相關的辦學標準。因此，對於民營企業自辦的托育服務機構，還需要通過加強監管、完善制度等措施予以規範。”賀惠芬說。
曹志偉認為，托育服務是全社會的責任，如果要把這項工作轉嫁到企業身上，勢必會加重企業負擔。而且托育工作是很專業的工作，必須強化政府主導責任。
3.強化政府主導，因地制宜滿足托育需求
“當然，我們不能完全靠政府大包大攬來解決嬰幼兒托育問題。現在公辦的普惠性的托育服務機構嚴重不足，我們要因地制宜、多措並舉，鼓勵和支持社會力量創辦托育服務機構。”曹志偉說。
托育是完善生育政策的重要一環。曹志偉在與政府部門協商時建議，對托育服務機構在稅收上予以扶持、場地租賃費適當降低，以減低其經營成本。與此同時，應當對入托的嬰幼兒實施按人頭補助，以降低家庭負擔。
對此，廣州市發展改革委回應說：“在支持社會力量辦托育服務機構方面，國家通過採取中央預算內投資補助的方式，擬在全國開展支持社會力量發展普惠托育服務專項行動，支持示範性托育服務機構和社區托育服務設施等的建設，我委將積極配合相關部門推動符合條件的機構申報投資補助。”
簡瑞燕建議，成立0~3歲嬰幼兒托育服務發展領導小組，指導和統籌全市托育工作的開展。明確政府管理主體和管理責任，制定政策、法律法規及相關文件，研究符合廣州市實際情況的托育管理辦法與標準，通過公辦、公辦民營、民辦公助、市場化等多種模式，以廣覆蓋的思路發展托育普惠公共服務。
同時，她建議充分發揮工會、婦聯等組織的作用。比如工會支持有條件的企業開展托育服務工作，婦聯聯動街道、社區的婦女兒童之家，開展相關服務。“廣州南沙區東湧鎮婦聯早就利用其婦女兒童之家，開設了早教課程，把托育服務送到群眾家門口。”簡瑞燕說。
據悉，廣州市發改委已計劃將嬰幼兒照護服務納入“十四五”經濟社會發展規劃；廣州市衛健委正在牽頭制定《廣州市推進3歲以下嬰幼兒照護服務工作實施方案》；廣州市總工會、婦聯、行業協會、用人單位等社會各界也都積極參與進來。
廣州市市場監管局也表示，已經在現有的企業註冊登記系統裡增加了嬰幼兒照護機構的行業表述和經營項目，對全市營利性的嬰幼兒照護機構的企業名稱和經營範圍進行了統一規範，引導企業自覺依法進行註冊登記。
4.破除托育人才瓶頸，廣州已經在行動
隨著托育服務機構如雨後春筍般出現，托育人才缺乏將成為影響托育服務發展的短板。
破除托育人才瓶頸，廣州市早已有行動。廣州市幼兒師範學校從2018年開始，就開設了學前教育專業早教方向，目前在校生有100多名。校內有早教實訓中心，學校還跟早教協會合作，建立了13個校外實訓中心。
據廣州市教育局統計，目前全市有13所中職學校招收學前教育專業學生，在校生人數為5955人。2018學年有2796名中職學生考取了保育員（中級）證書。廣州市教育局鼓勵學校通過中高（職）銜接、五年一貫制以及舉辦學前教育專業學院的方式，不斷提高人才培養水平。另外，廣州市正在積極籌建幼兒師範專科學校，希望通過多方面的努力，為早教、嬰幼兒照護等相關行業的發展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撐。
廣州市政協委員付偉表示，要編織一張托育人才培養成長的大網，吸引更多年輕人投身托育行業。可以對相關專業（方向）學生在學費等方面進行補貼，免費、定向為農村地區培養托育人才；建立托育服務機構人員分類設崗、分類管理的機制，將在托育服務機構從事教育工作、持有幼師資格證的人員納入教師管理體系；建立執業資格註冊、職稱晉升、表彰獎勵的暢通渠道，拓展人才成長空間，讓他們有勁頭、有奔頭。（記者 龔亮 通訊員 李志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