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春秋战国，是一个孕育新生的时代。列国纷争五百年，最终由秦国一统天下，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并由此开辟了中国两千年的封建时代，使得中国在较长的历史时期中一直是世界文明中最强盛的国家之一。问题在于，战国群雄并起，为什么只有秦国能完成这一伟大事业？
在我们既往的认知里，大多数人知道的是，商鞅变法起到了一个决定性的作用，但是仅仅因为这一个原因吗？今天，我们从秦王朝建立的特定时代出发，来系统的探讨一下秦国取胜的奥秘，深思秦王朝一统天下背后的时代逻辑。
秦王扫六合
时代使命：列国纷争原因与归宿
春秋战国历时五百余年，分两个时期。前一部分是春秋时期，得名于孔子。后一部分是战国时期，得名于西汉刘向的《战国策》。这一时期是中国最为分裂动荡的时期之一，动荡的根源在于从公元前十一世纪建立起来的“分封制”走向崩溃。武王伐纣，建立西周王朝，并为之构建了一套符合当时历史形势的统治法则。
分封制、宗法制以及礼乐制度，三者共同维护着西周社会的稳定。但这一秩序的特点在于宗主国必须长期保持强大的控制力，能够压服诸侯。但随着历史的发展，诸侯的势力不断膨胀，周王室的控制力衰弱，反而不得不依赖于诸侯，旧秩序的崩溃就成为必然的趋势。当社会秩序走向混乱，社会的分裂也就不可避免。历史的使命在此时就转变为如何完成社会秩序的重构，要完成这一任务，就必须涌现出一个像曾经的周王朝一样强有力的政权。
陵夷迄于幽、厉，王室东徙，而自列为诸侯。厥后问鼎之轻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诛苌弘者有之，天下乖戾，无君君之心。余以为周之丧久矣，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耳。得非诸侯之盛强，末大不掉之咎欤？—— 柳宗元·《封建论》 分封制下存在着大大小小上百个国家，谁才是历史的“天选之人”呢？在经过长时间的分裂混战后，涌现出“春秋五霸”以及“战国七雄”。齐、晋、楚、秦、宋，在第一轮的角逐中脱颖而出。晋国本来是很有希望夺取华夏王朝的皇冠的，可惜在长时间的政治斗争中，公室衰落，大夫崛起，最终被权臣瓜分。三家分晋拉开了战国的序幕，也让国际局势产生了新的变化。宋国的崛起是短暂的，很快就丧失了其霸主地位。新的历史格局是由韩、赵、魏、楚、燕、齐、秦七国主导。晋国在一分为三后依然称雄中原，可见其国力的强大。燕国是自召公分封一直存续而来，虽然春秋时期他的存在感不高，但在战国成为新起之秀。
进入战国，各国冲突的量级得到了更大的提升。而最终夺取胜利的秦国还相对比较落后，七雄之中，不管是老牌强国的齐、楚，还是新兴的三晋，都要比秦国更为强大。转机发生在哪里呢，是公元前356年开始的“商鞅变法”吗？这没错，但秦国想要取得日后的成就，其路途还很漫长。
一个国家的强大，就是看他综合国力的强盛。政治、经济、军事三者齐头并进，是其强大的根本。所谓政治，一在于政治建设，二在于政策指向，而经济考量在一定历史时期有一定的条件，军事实力的强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前两者。这三者是一个国家强大的内在要求，再辅以一定的外部条件，才能最终促成其事业的进步。
秦灭六国
经济溯源：新的经济形势的形成与走向
我们之前说过，时代的使命是要重构社会的秩序，那要构建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秩序才符合时代要求呢？这不是依据某个人的奇思妙想决定的，而是取决于一定的历史条件。春秋战国的历史条件是什么呢？
马克思主义原理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以我们要把目光放到当时的社会经济上来。春秋战国是一个旧制度走向崩溃，新制度在孕育萌发的时代。而体现在社会经济上，就是井田制走向没落，土地私有制度在发展。“罗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更不要说一个社会的发展嬗变。一个宏观的社会变革的时间尺度，仅仅看春秋战国这五百年岁月犹显不足。井田制是建立在土地国有制度下的，其历史起源甚至可以追溯到氏族社会时期。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诗经·小雅·北山》正是由于那一时期，随着氏族社会的发展，氏族首领或者说奴隶主贵族可以凭借其公权力强迫氏族成员和奴隶参与自己的生产劳动，井田制就是这一现象的制度化。在夏商周时期，受限于生产力水平的落后，集体劳作是保证社会生产稳步发展的重要因素。而从大禹治水以后，因为河流冲积带来的平坦肥沃的土壤，为这一生产模式的形成也提供了充分条件。多个因素共同促就了井田制的形成。井田制下，土地归以国君为代表的奴隶主阶层所有，农民需要首先耕种“公田”，然后耕种“私田”。公田的收成归贵族所有，这实质上还是一种租税。
变化的原因在于生产力的发展。农业的发展主要在于农业产能的进步，为了促进粮食产量一般有两种方式：提高单位面积产能或者扩大耕种面积。前者的发展要求要精耕细作，在育种、施肥、防灾等方面下功夫。后者则要求受限比较多，当时实行土地国有，就不允许私人开垦田地，而生产工具的落后也限制了这一切。我们的历史课本着重为我们提到了“铁犁牛耕”出现的重要意义。
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锄夷斤欘，试诸壤土。—— 左丘明·《国语·齐语》
虽然当时的中国早就进入了“铜器时代”，但由于金属冶炼的技术难度较大，成本较高，其主要用途是制作礼器、兵器、食器等器物专供贵族享用，而农具则普遍使用新石器时代以来的磨制石器。后来由于铁器出现，因为铁器的冶炼技术并不成熟，铁器的质量并不好，因此被视为是“恶金”，铁器得以走进农业。铁器农具的出现与牛耕技术的进步使得生产效率大大提高，使得农民有精力开垦更多的农田，于是私田的出现便不可遏制。虽说在法律上土地归国家所有，私人不得开垦。但由于当时的技术条件下，现有的农田不能满足农民的生活所需，而现在农民又有能力去耕种更多的土地，这种斗争就不可避免。
初税亩，非礼也，谷出不过藉，以丰财也。—— 左丘明·《左传》斗争一直延续到春秋战国时期，最终是以鲁、郑两国的改革最终确定了土地私有化的发展方向。鲁国的“初税亩”改革就是土地不分公私，一律按亩征税，在法律上承认了土地私有。自此以后，各国都遵循了这一发展方向进行改革，最出名的就是秦国的“商鞅变法”。
商鞅变法的经济措施在于重农抑商、鼓励耕织，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主要发展种植业与纺织业。粮食与布帛都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商鞅为秦国制定的经济措施就在整合资源，促进生产潜能的发挥。其改革最彻底，收效自然最好，所以“秦民大富”，为后来的统一战争提供了物质支撑。
政治探究：战国时代国家机器的重构
说完了经济基础，我们就来说说上层建筑。之前说过，西周以来中国是处在分封制下，但这种制度的固有缺陷在新的历史形势下难以维持，其根源就在于分封制并不是垂直管理方式，地方是实权派。而列国之间的争霸战争在进入战国时代后冲突的量级进一步提升，这就对诸侯国的统治提出了严峻考验。
在春秋时代，战争还是延续古典的战争模式，士兵只能由贵族充任，平民是不服兵役的。但这种模式就决定了战争的规模不会太大，对综合保障能力的要求也相对较低。但进入战国，各国动辄数万的大规模战争使得国家机器受到严峻考验。战争的最大消耗品是士兵，动辄数万士兵的动员与伤亡使得原有的以贵族为主体的兵役模式难以维持，农民不得不被征召入伍。而长期的大规模的战争对物资的消耗是惊人的，诸侯为了满足军队的需要不得不建立一个更有效的综合保障体系。
而这一体系的建立是依赖于一个强有力的政权来完成的，这就需要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而在这一过程中，占有大量生产资料的奴隶主贵族成为了集权国家建立的障碍。削弱封建贵族的实力，把原本由贵族享有的世袭土地纳入国家控制之下，促进自耕农的发展，这是新的历史形势。摧毁世袭贵族阶层，发展新兴的地主阶层力量是这一时期的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但这样一来就要求各国要和旧势力做斗争，而旧势力往往是强大的，这个斗争的过程充满了血腥与残酷。
而集小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平斗桶权衡丈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复犯约，劓之。居五年，秦人富彊，天子致胙於孝公，诸侯毕贺。—— 司马迁·《史记·商君列传》不仅是商鞅变法，其他国家也在进行类似的改革斗争，只不过大家下场都不好，商鞅被车裂，吴起被射杀。只不过商鞅变法的成果被完整保留并发展，所以秦国取得了成功。商鞅取消了秦国的世卿世禄制度，确立了军功爵制，基本摧毁了世袭贵族；商鞅为秦国建立县制，确立了新的垂直管理的政治模式，有效加强了中央集权。这带来的作用是秦国成为了一个统一的国家机器，为统一战争提供了政治保障。
而关于为什么列国都在尝试打击旧贵族，但只有秦国取得了成功，这是和秦国的国情分不开的。秦国得到分封比较晚，相对比较落后，其封建贵族势力也就相对薄弱。秦人以武立国，秦国的国君在秦国的兴衰历程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使得秦国的君权相对强大。秦孝公对商鞅的坚定支持是最重要的，而后续的秦惠文王能继承商鞅的政治遗产也是其变法成功的重要原因。
可以说在政治建设与经济改革中，秦国走到了列国的前面，但仅凭这些还不足以支撑秦国的统一梦想。
内外条件：先天的优势与开明的政治决策
从地理位置上看，秦国地处中原的西部，其核心地带是关中地区。而关中地区四面环山，地势险要，函谷关是进出秦川的重要门户。而秦国的北部是黄河天险，自从秦国从魏国手中夺回了河西之地，其战略形势更为有利。秦国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得其进可攻，退可守，占尽先机。 而反观三晋，尤其是魏韩两国，则吃尽了地理环境的苦头。
本来在春秋时期，强大的晋国是挡在秦国东出路上的一座大山，但随着晋国的分裂，使得秦国的压力骤然减小。魏韩地处中原，地势平坦，无险可守。其北有燕赵，南有强楚，东齐西秦皆是强敌，可谓强敌环伺。在这样的环境中除非其永葆强大，否则必被宰割。春秋时期崛起的郑国在郑庄公时期称雄一世，但其死后诸子夺位，郑国迅速没落，被卫、宋、楚、晋轮番侵辱，沦落为仰大国鼻息的“骑墙派”。继承郑国基业的韩国下场也是这般凄凉，魏国还强大过一段时间，但魏国的国力在魏惠王手中迅速衰颓，被齐、秦、楚等国打到一步步沦为二流国家，下场也是凄惨。而这两国也作为秦国家门口的挡路石，在统一战争中被秦国第一个一脚踢飞。
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 李斯·《谏逐客书》秦国的国君相比六国更为进取，能够吸纳人才，采取有利于自己的政治举措，是秦国夺取胜利的又一个充分条件。秦国自战国以来先后涌现出秦献公、秦孝公、秦惠文王、秦昭襄王、秦始皇多位雄主。其捍卫秦国基业，为秦国强大奠基，推动秦国迅速扩充实力，最终完成统一大业，历经七代国君，可谓艰辛曲折。商鞅变法给秦国凑了一副好牌，但再好的牌也要一个优秀的牌手才能打好。
秦孝公任用商鞅，秦惠文王任用张仪、司马错；秦昭襄王任用范睢、白起；秦始皇任用李斯、吕不韦；这都为秦国的继续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反观六国不是昏君就是佞臣，不能很好的吸纳人才。商鞅本是卫国人，求仕于魏而不得；张仪也是魏国人；司马错祖上是齐国人；李斯是楚国人，但他们都来到秦国，因为只有秦国肯吸纳人才。六国之内最负盛名的是“战国四君子”，这其中只有信陵君魏无忌是有才德之人，其他的都空负盛名，尤其是平原君赵胜，没有他的利令智昏，也许就不会有赵国的长平惨败。
夫蜀，西僻之国也，而戎狄之长也，而有桀纣之乱。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也。取其地足以广国也，得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西海，诸侯不以为贪。 —— 刘向·《战国策·秦策》
在任用人才的基础上，秦国做出了一系列有利于国家发展的战略决策。就比如著名的“司马错论伐蜀”，如果秦惠文王没有采取司马错的建议，秦国就不会夺取巴蜀。而秦国夺取巴蜀，派太守李冰治蜀，李冰在任期间修建都江堰，使得巴蜀成为旱涝保收的“天府之国”。有了巴蜀这样一个重要的后勤基地，秦国的战车才能走的更远，打的更久。在秦赵长平之战中，正是有了巴蜀的物资支持才使得秦国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成功夺取了长平之战的胜利，这对秦国的发展意义重大。而后来的秦王政在位期间任用“间谍”郑国修建郑国渠，使得关中平原农业的发展得到极大促进，秦国的造血能力不断强化。
所以，六国打一次弱一次，越打越弱，而秦国即使失败也能很快恢复，越打越强。小结
秦国的强大正是建立在这一连串的内外优势上，对内有强有力的政治机器、有更合理的经济制度、有开明的人才机制、有合理的政策指向，对外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以及相对弱势的六国政治，所以秦国才能完成历史使命，重构中国社会的社会秩序。这得益于上天给予的机遇，更多的是秦人自己的进取精神，其艰辛历程复杂曲折，并不仅仅包括在一次彻底的变法之中，也不仅仅在于某个人物的推动。
参考文献：刘 向 《战国策》；司马迁 《史记》；左丘明 《国语》《左传》；李 斯 《谏逐客书》；柳宗元 《封建论》文：故垒萧萧 图：网络与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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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历史的悲凉感才最让人陶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