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章譽文化
談《菊與刀》
文/金克木
美國人類學家本尼迪克特的這本《菊與刀》是一九四六年出版的，離現在三十五年，已是一本舊書了；不過在我國似乎還值得一談，並不只是因為這書已成為名著。
先要談這本書的“緣起”。
當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趨勢已經明顯，德、日的失敗已成定局的時候，美國政府便著手製訂對待戰後德、日的政策。對德國的辦法是明擺著的：將同納粹打到底、盟軍將佔領德國，粉碎舊統治機構，由盟軍直接管理行政。美國對德國比較瞭解，這一方面沒有什麼大問題。但是對待日本卻不同了。美國對日本不大瞭解。兩國的國情很不相同。當時有兩個問題：日本政府會不會投降？對日本能不能用對德國的辦法？倘若日本不投降，盟軍要直接用武力攻佔日本本土，那就是同對德國一樣。假如日本承認戰敗而投降，那麼，還要不要照對德國的樣子實行打垮舊行政機構而由盟軍直接統治？為了制定最後決策，美國政府動員了各方面的專家來研究日本，提供資料和意見，其中包括了這位人類學家。
她接受了任務，但這是一個難題。她是文化人類學家，曾在太平洋的小島上作過調查，卻沒有研究過日本，戰時更不可能去實地調查；而且人類學一向是研究比較原始的社會的，這次卻面對著一個能同美國打現代戰爭的日本。怎麼進行工作？這位夫人根據她自己的“文化類型”理論，運用文化人類學的方法，把戰時在美國拘禁的日本人作為調查對象和直接資料，同時也大量讀書和看日本文學及電影。她工作的結果是一份報告。這份根據人類學觀點的“日本文化的一些類型”(本書副標題)的報告中推斷出的結論是：日本政府會投降；美國不能親自直接統治日本；要保存並利用日本的原有行政機構。因為日本跟德國不同，不能用對付德國的辦法對付日本。假如那樣，日本人會拚命打到底，而且美國人也無法直接統治。美國人不瞭解日本國情，兩國的文化類型不同。
戰爭結束，美國的決策同這位人類學家的意見一致。事實發展同她的預料和建議一樣。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一九四六年她把這份報告寫成書出版，前面寫了一章論述她用的人類學的方法，末尾有一章講日本投降後的情況。她表示同意美國政府的決策和麥克阿瑟的執行方式，因為這正和她原先的意見一樣。
據說這本書譯成日文出版後在日本有過相當強的反應。原書名可譯作《菊與劍》，日譯是《菊與刀》。很明顯，歐美人習慣於擊劍而日本人習慣於用戰刀。(若用中國所熟悉的日本情況說，那大概可以叫做“櫻花和武士”吧？)這書題指出日本文化類型中的兩個矛盾的方面。
全書並不長，只有三百一十六頁；共十三章，附一些日本詞的註釋和全書索引。除前述首尾兩章外，從對戰爭的看法講起，講到明治維新，再分述日本人風俗習慣、道德觀念、一直到怎樣“自我訓練”(修養)和孩子怎樣學到傳統。全書夾敘夾議，貫串著作者的人類學文化類型論的觀點，一點也不枯燥。
這本書中論述日本文化是否有錯誤？日本人自己怎樣看待美國人對他們的觀察？戰後日本在美國管制下有過什麼變化？現在是否還同本書所說的戰前情況基本一樣？這些問題我不能談。我也不想具體介紹本書的內容。我想談的只是下面兩點。
一是希望由提起此書能使更多人知道人類學也有用處，文化人類學並不是只調查原始的落後的社會情況和蒐集一些民間傳說、風俗習慣。這在前面談本書“緣起”時已經給讀者一個印象了。我們這幾十年不談人類學、民俗學，解放前的一點點介紹和工作已經差不多都中斷或改了名目了(如民間文學研究和民族研究)。我覺得實在可惜。近幾十年來人類學又有發展，看來彷彿其中有些分支已經獨立出去了，可是還有不少舊工作和新工作可作。文化人類學在國際上還是一門重要學科；儘管現在裡面包括了許多其他科學，但仍自有其觀點和方法。這一層就不多講了。至於如何以馬克思主義指導研究，那更是新課題了。
二是希望由此能引起一些人注意到比較文化的觀點和方法。(這裡以及前文所說的“文化”應當看作一個術語，和我們常說的“文化水平”、“文化革命”中的“文化”在詞義上有區別。)這本書的作者認為人類學是研究風俗習慣的科學。沒有一個人能只是一張白紙或一臺機器一樣的生物的人，而是從生下來就要接受無形的社會傳統教育的社會的人。每個人的心理狀態不能只是生理的，而必然同時是社會的。社會學、社會心理學、社會語言學等所研究的各有一個方面，而人類學則從文化即民俗的方面來觀察研究，分析個人不自覺也不自主的，從小就接受下來的風俗習慣、行為規範、道德觀念等等。她用這一觀點研究日本，其實所研究的就是我們常說的“國情”中重要而常被忽略的一方面。在本書第一章中，作者論述了人類學的方法，提出了一些很值得注意的意見。其中重要的一條就是比較文化的方法。人類學者不能只是調查統計搞民意測驗，也不能只是象旅遊者或僑居者那樣描述見聞，而要作比較文化的研究，並且要應用自己的專門訓練。她指出，儘管一個部族可以有百分之九十的行為和鄰居各族共同，但總有一點根本不同。這一點也許很小，但它對這個部族的本身獨特的發展方向和趨勢有重要作用，使這一族成為這一族而不是其他族。人類學者還要特別注意習慣於看待那種和自己文化大不相同的其他文化，必須尊重人家的文化和人家自己的看法。例如看日本電影，其中有美國人看來大惑不解的行為和語言，而日本人自己卻視為當然。兩人都是帶著自己所受的傳統社會文化去看這同一電影的。這種對不同文化行為的客觀分析態度的訓練就是研究人類學的一項重要條件。這些文化行為是一個人每天都在從生活中學習的，是社會的積累，是交互影響，是環境的要求。許多零星的似乎彼此不相關連的小事，其實往往是社會文化大系統中的構成部分，彼此大有關係。經濟的、家庭的、宗教的、政治的等等行為都是互相滲透的。人類學者並不專門研究其中一個方面，而是要找尋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的行為所內含的前提。人都是帶著眼鏡看事情的，看法指導行為。人類學者就要分析研究這些不同眼鏡的鏡片，並且歸納出類型。硬心腸的客觀和軟心腸的同情都是系統研究各民族不同文化特點所必需的。比較宗教學顯示了這種必要性。如果只防衛自己的生活和行為方式，而敵視不同的，並且以為人家都應當同自己一樣，那就不好研究人類學。社會學家和心理學家著重調查統計，而人類學家則不然。他研究的對象是普通人，這不能象美國選總統一樣搞民意測驗統計數字。文化人類學研究的是各民族風俗習慣中所存在的，作為行為基礎的，對生活的看法。在這樣比較之下，一個美國人就能看出日本人行為的猛烈擺動並不是自相矛盾，而是有其社會文化傳統觀念體系在後面。這本書正是一個美國人類學家以自己的文化同日本的文化作比較研究的結果。美國因為不瞭解日本國情而吃了珍珠港被襲的大苦頭，就下工夫研究日本國情而得到戰後對日政策的成功。這是值得注意的。這本書正是從美國人和日本人對待戰爭的不同看法講起的(第二章)。我們看了這樣的比較，對書中講的日本文化和在背後作為對照的美國文化都可增進一點了解。
至於書中具體內容當然本文不能作介紹。這裡只隨手提出一兩點。例如她說，日本文化就是日本文化，既不是佛教的，也不是孔夫子的。在日本大概除了少數虔誠的和尚以外，沒有人真相信“涅磐”是最大幸福。她又說，日本是等級森嚴的，“各就各位”的社會中人的結合(其實這也可說是指“各安本分”，“安分守己”)，既同美國的自以為“人人平等自由”想法不同，也不同於印度的乃至中國式的“種姓”制度。她指出日本人的洗熱水澡乃是一種享受，上下風靡，不可缺少。這使我明白了關於日本到處都是“風呂屋”(浴室)的描寫，以及從前中國人下澡堂中吃點心和談事情的習慣。從這些小事中看出人生觀、世界觀以及一個民族的傳統社會心理，這卻是需要經過文化人類學的科學訓練的。我也由此明白了一些日本小說和電影中的描寫。我覺得，研究文藝的人最好也能有一點文化人類學和社會心理學的知識。
《菊與刀》的第一章開宗明義就提出研究方法問題，把文化人類學的方法要求明白說出來，這是很重要的。作比較的範圍、目的、方法是首先要明確的。但也得注意，無論什麼作法，背後總會有一個哲學體系的思想在指導，卻不可以是先有一個既定的具體結論作為前提，否則就會得不出令人信服的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