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府井大街東廠衚衕，貼近鬧市的一條僻靜小巷。這是我過去三四十年每到北京出差，就端在心裡必定要拜訪的地方。那兒有蔡美彪老師一直使用到他離開人世前不久的辦公室，位於坐落在巷內的原中國近代史研究所大樓裡。
在絕大多數場合都未經事先電話預約，一敲門，總能聽見他從裡間走出來的腳步聲。開門後，又總能聽見他微笑著說：“呦，你來了？”我們隔著他那張不太寬的書桌面對面坐下。對小輩，他很少倒茶相待；偶爾會想到遞水，那也是白開水而已。在他的性格中，淡然和坦然不可分解地交融在一起。
他的談話方式很有藝術性，讓你不會感到侷促。你只要提一兩個問題，他就慢條斯理地打開話匣子。接著，時間會在我們毫無覺察之中很快從辦公室溜走。蔡老師一般不留人午飯，因為他習慣於飯後準時在摺疊床上小睡一會；他更不留人晚飯，因為他自己總是回家吃晚飯的。但是我們每次都會帶著學術上極其豐盛的收穫，心滿意足地離開他的辦公室。
現在回想當年情景，我很後悔自己沒有在事後留下一些備忘的文字。歲月流逝，很多談話內容已淡忘了。例如他曾用了幾乎整整一個上午，很詳細地敘述他對明代歷史的一系列細節性問題的看法，把我聽得目瞪口呆。那時他剛完成對《中國通史》明史部分書稿的改定。他提到的很多細部討論，顯然寫不進那本概述性的著作中去。我對他說，您不把這些見解寫成文字，任它們流失，這不是太可惜了嗎？他還是以一貫淡然的風格回答：那有什麼辦法？只能知之者知之，不知者不知。從他那裡，我更深一層地懂得了“由博返約”這句話的意思。他曾回憶當年做邵循正先生研究生的往事說，那時每一兩個星期要從城裡去一次清華見邵先生，然後就順便去看看正在那裡學習的胡老師，當時他們還沒有結婚。邵先生布置給他的入門功課，就是結合參看各種史料文獻，精讀《〈馬可波羅〉注》。記得周良霄老師說過，他專修元史時的重要課業之一，也是精讀《〈馬可波羅〉注》。
現在回想當年情景，我又很有一點驚奇的發現，在我們之間的那麼多次談話，也包括由我們耳聞目睹的他與他同輩朋友間的許多次交談之中，幾乎從來沒有聽見過他對學術之外諸多話題發表什麼議論，儘管這數十年間中國經歷了好幾次風雲變幻。楊訥老師提起“文化革命”中他在王府井碰到蔡老師的往事說：我們一句話也沒講，只是對望了一眼，就互相擦肩而過。我老是覺得自己可以在想象中看見蔡老師在那一霎的眼神。他就是用這種淡然、淡定的眼神，來看待他所全身心關注的自己工作領域之外的其它任何事情。研究和寫作，如果不算休閒時喜歡聽的京戲，才是他全神貫注的所在。面對潮漲潮落，他安之若素，幾十年如一日，走路上班，坐公交車回家，在那張不大的書桌旁磨鍊洞穿歷史的銳眼，堅定不移地做自己認定的事，不求人知，也不懼人不知。從這一點來說，蔡老師屬於那種很少有的純真的人。
他又是一個很少有的頂真的人。他擔任續寫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的主編。我們都知道，與許多隻掛名、不統稿，甚至連書稿也沒有看過的“主編”不一樣，他堅持從頭到尾把稿子改過來改過去，為此還得罪過不少提供初稿的作者。香港要出版繁體字版的“通史”，他反覆猶豫，就是不敢答應。使用電子排版系統把簡體字轉換為繁體字文本，看起來很容易，但又必定會出現許多錯改。他說，自己精力已不如過去，即使能勉強通讀一遍，恐怕也不易把錯排的字都檢出來，更何況現在可能連勉強通讀都難以做到了。他對請他當掛名主編的各種邀約，總是婉轉但毫不妥協地一拒到底。
蔡老師是我博士學位論文的答辯主席。他對我的學位論文不太滿意，但沒有直說。在答辯過後坐車去吃飯的路上，他說，昨天晚上我本來打算把你的論文再看一遍。但你的論文到底不如某京劇演員的戲吸引人，所以最後我還是放棄讀論文，看起戲來。他指的是當晚北京電視臺播出的一齣戲；如果沒有記錯，戲目好像是《拾玉鐲》；他提到的那個演員的名字，現在記不得了。他對出於自己之手的文字要求極嚴，但對別人，尤其是後輩的作品，其實是溫和與寬容的。
他的眼界和稟賦都是第一流的，表現在學術上有很多為常人所不及的高明之處。對我來說，印象最深刻的一點，是他化平易為神奇的本事。讀他的文章，聽他的講演，一開始總似乎給人一種“無甚高論”的錯覺。但隨著討論的推進，出彩之處就逐漸顯現出來，最後從平易中化現出常人所見識不到的神奇。他站得比一般人要高，所以對很多我們自以為已經看清楚的問題，他常常會從中演繹出還未曾被我們識破的意義。但他從不故作深刻，不使用夾生的新概念，而總是選擇從平易處入手，把讀者和聽者引向森然重厚的境界，不讓他們有跟不上節奏的吃力感覺。即使是一二十分鐘的講話，也每次必有新意從看似老套的言說中被提煉出來。這與他淡然做人的格調是一致的。淡然但不是淡而無味，從淡然中推陳出新，讓新奇好像是水到渠成般地從淡然中自動湧現出來。
最後一次見到他，是2019年暮春時在他家裡。在時間不長的談話中，他突然慨嘆道，社科院在科研機構和政府機構之間搖來擺去，已經不止一次了。當時我們都沒有把這個話題接下去。現在回憶，在這句話背後，他可能有一些更深的想法。歷史記憶作為構成國家和國民集體智慧與集體經驗的一個必要組成部分，它的研究者們本身就天然地屬於國家智庫的成員。歷史學家以國家公民身份，當然還應該在這屆或那屆政府需要的時候提出一些政策建議。二者之間全無衝突；但它們又是兩種性質很不一樣的工作。這些未必是蔡老師那句話背後的意思，但他確實向我們提出了一個非常值得進一步思考的嚴肅問題。
蔡老師帶著他的一身瀟灑走了。他或許並不在意我們如何評價他，很可能也不一定完全同意我們對他的評價。可是蔡老師的學術與精神遺產對我們卻彌足珍貴。老一輩日漸凋零。當我們自己也慢慢在變成“老一輩”的時候，我們以及比我們年輕的同行們，還能保持住老學者們的那種淡定與坦然，那種安之若素，那種純真與頂真，那種從平易中化現出神奇的學養與功力嗎？我以為，這是在緬懷蔡老師時，最應該放在心底裡自問的。
姚大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