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海宗（1902-1962）
雷海宗，字伯倫，1902年出生，河北永清縣人；一九二七年獲美國芝加哥大學博士學位；回國後先後執教於南京中央大學、武漢大學、清華大學和西南聯大，擔任教授、系主任等職；一九五二年全國院系調整，雷海宗調任南開大學歷史繫世界史教研室主任；一九六二年十二月病逝；雷海宗先生碩學高德，學貫古今中外，其學術研究自成體系，博大精深，曾發表《殷週年代考》、《歷史的形態與例證》、《古今華北的氣候與農事》等重要論文，代表性著作為《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最近整理出版的著作有《西洋文化史綱要》和《伯倫史學集》。
文|王京州，暨南大學文學院教授
經過一番搜索和梳理，我在河北師範大學圖書館借出了《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雷海宗、林同濟卷》，在雷海宗文集的後面，欣喜地發現附有江沛先生的《雷海宗年譜簡編》；又通過網絡查得江沛先生的聯繫方式，貿然發信，希望收錄此譜，很快便獲得先生慨允，這著實讓我編集《河北近現代學者年譜輯要》的信心大受鼓舞。
《河北近現代學者年譜輯要》
然而後來真正迻錄原文，卻發現該譜僅兩千餘字，內容不夠充實，於是又冒昧請求江先生進行增訂。江先生簡單詢問了續寫的規模，便沒了下文。兩月過後，我意外地收到了增訂一新的年譜。作者多了馬瑞潔女史，我猜她定是江門高足，奉師命續成之。文筆簡練宏粹，相信又經過了江沛先生的審讀和潤色。
修訂後的年譜逾一萬一千字，較原譜已不啻四倍的規模。我所能讀到的懷念文字，如王永興《懷念雷海宗先生》、王敦書《雷海宗的生平、治學特點和學術成就》、肖黎《聆聽雷海宗先生最後一課》、資中筠《關於雷海宗先生二三事》等，凡涉及年曆、可資系入年譜的內容，均能在該譜中一一找到。萬字篇幅並不長，但其中蘊含的信息量卻極大。
王敦書在《中西融匯、古今貫通的雷海宗》一文中將雷海宗的學術生涯分為兩大階段四個時期，文稱：“雷海宗的學術思想和學術生涯，總起來說，可以分為解放前和解放後兩大階段，而每個階段又可各以1937年和1957年為界，分成前後兩個時期。”雖然不錯，但稍顯迂折，不夠直截。從本譜的展示來看，我認為雷海宗先生的一生可以清晰地分為三個階段。
王敦書在國外講學
第一階段是三十歲之前（1902—1932），包括求學中外和初執教鞭。總的來說，這是雷海宗學問的培植和涵育的重要階段。十七歲的雷海宗受教會資助轉入清華大學高等科；二十歲畢業後獲公費赴美留學資格，入芝加哥大學歷史系，主修歷史，輔修哲學；二十二歲起繼續攻讀博士學位；二十五歲獲哲學博士學位後旋即返國，先後執教於中央大學和武漢大學，任期都不長。
雷海宗在《專家與通人》一文中指出：“凡人年到三十，人格就已固定，難望再有徹底的變化，要做學問，二十歲前後是最重要的，這正是大學生的在校時期。品格、風趣、嗜好，大半要在此時來作最後的決定。”以此來揆度先生本人，他在二十歲前後正優遊於中國和世界上最好的大學，奠定了一生學問的基礎；學成歸來，又在五年的時間裡轉歷了南方的兩所一流大學，學術發軔，鋒芒初試。
第二階段是三十歲到五十歲（1932—1952），包括清華和西南聯大時期，這是雷海宗學術人生的黃金時期。雖然他在知命之年移硯津門，並終老於南開大學，但學術成就的奠立卻是在清華任教期間，尤其是西南聯大時期，這是雷海宗聲震學的重要階段。他的代表作《中國的兵》《獨具二週的中國文化—形態史學的看法》《論中國社會的特質》《中國的家族制度》《中外的春秋時代》等均出產在這一時期。在雷海宗先生身後，各種文集所採入的論文大都撰寫於此時。
《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
1940年4月，雷海宗聯合林同濟、陳銓等，在昆明共同創辦《戰國策》半月刊，“戰國策派”由此樹立。這一名稱源自雷海宗以文化形態史觀推演出當今世界乃是古代中國“戰國時代的重演”，而知識分子縱論時局，將成為國家、民族之“策士”。《戰國策》因經濟原因被迫停刊後，“戰國策派”的陣地遂轉移到了《大公報》“戰國副刊”上。當抗戰正如火如荼之時，搬遷到大後方的學術界也是波詭雲譎，以雷海宗為領袖的“戰國策派”堪稱是雲波中最為奇詭者之一。
第三階段是五十歲到六十歲（1952—1962），這時的雷海宗已移硯津門，全副身心投入在南開大學歷史學尤其是世界史專業的教學和學科建設上。江沛先生在《雷海宗的最後十年》中說：“在南開，屈尊任世界史教研室主任的雷海宗，並不以此為忤。在教學上，他請教研室其他老師先認定課程，別人不願承擔或者難以承擔的課程由他來講。”而根據當時教育部的新規定，“世界現代史”和“物質文明史”必須開設，在所有高校都無法立即執行新計劃時，南開的雷海宗卻能率先開出此兩門課程。
然而政治風雲變幻，早年曾加入國民黨、倡導戰時專制主義的雷海宗不斷受到牽連，每次政治運動都未能倖免。尤其是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雷海宗在參加“百家爭鳴”座談會時直言1895年恩格斯逝世以後的社會科學發展處於停滯的狀態，雖然“在這62年間，國際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革命運動積累了很多的革命經驗”，然而“我們今天仍滿足於六十年到一百年前馬克思或恩格斯在當時認識條件下對問題所說的個別語句”。雷海宗的這一提法，無疑是學術上的睿見卓識，即使在時隔五十多年之後的今天，回首當時雷海宗的論點，仍然讓人覺得銳氣十足，具有超強的時空穿透力。
1957年雷海宗先生全家福
然而正因為這一觀點的鳴放，雷海宗引禍上身，他開始遭受最後十年中最為嚴厲的批判。由於生不逢時，在另外一個時代佔盡鰲頭、風光無限的雷海宗，在這個時代卻不得不低下頭，佝僂起身體。據雷海宗夫人張景茀回憶：“天津市內開反右大會，會上海宗被劃為右派分子，會後他回家進門時彎著腰，十分沉痛地對我說‘對不起你’。這突如其來的惡訊，對他打擊太大了。次日他忽然便血兩馬桶之多，他躺倒了，從此無人敢進我們家門。當時，我能向誰求援，又有何人敢來幫助我們？”
無獨有偶，就在雷海宗被迫害致死的1962年，與雷海宗列為同卷思想家的林同濟，此時正孤身一人躲在自己的公寓裡，“蜷縮一角，苟延殘喘”。兩位“戰國策派”學人晚年遭際如此相似，令人唏噓不已。
同時，讓後人津津樂道的是，雷海宗曾入選當時中央研究院院士初選名單，隨後又被蔣介石列入“搶救北方學人”的計劃中。在北平解放前夕，梅貽琦、劉崇鋐等多次動員雷海宗南下。雷海宗不可避免地陷入去還是留的彷徨中。此後，時任教育部長的陳雪屏12月11日致信北大秘書長鄭天挺，再次敦促若干關鍵人物早日南下，其中也特別提及雷海宗。然而雷海宗固執地留了下來，準備好了與國人一起，迎接新中國的誕生。
追尋雷海宗的心路歷程，還可以從此前他在抗戰時的一次人生抉擇中窺得端倪。五十年後的1992年，學者資中筠到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檔案館查閱檔案，意外發現幾份令人饒有興致的文件，大約在中國抗戰最艱苦的年月，即1943年前後，時任美國駐華使館文化官員的費正清與清華大學美籍教授溫德聯名給洛克菲勒基金會寫信，建議洛氏基金會資助一些教授赴美講學，以搶救那些對中國復興極為寶貴、如今的生活卻陷入極端困境的知識精英。
這一方案很快便得以實施，建議名單分A、B兩批，A批是被認為不但著名而且最有創造力的學者，包括聞一多、費孝通、馮友蘭、梁思成、羅常培等十幾位學者，雷海宗便在這一份名單上。其中多數都應邀成行，並利用這一機會，在學術上做出了斐然的業績。而讓人頗感意外的是，雷海宗堅拒了洛克菲勒基金會的訪美邀請，堅持留在國內參與抗戰。甚至連梅貽琦校長親自出面，動員雷海宗接受邀請，他仍然答覆以學校正在最困難時期，自己不宜出國而拒絕。
資中筠說：“這幾句話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引起我很大的心靈震撼。……在檔案館裡掩卷沉思，想到他的人格和強加於他的種種罪名之間的反差，又聯想到整個一代知識精英的學識、風骨和以後類似的遭遇。”雷海宗沒有接受美國大學的邀請，選擇在國難時期留守祖國，與人民共命運，一起承受苦難，這實際已為他在1949年前夕堅拒國民黨的邀請、拒赴臺灣埋下了伏筆。
據雷海宗內侄張啟明回憶，堅持自己看法的雷海宗，在晚年的時候難得地後悔了：“他當時跟我說：‘如果我是學數學的，那就不會像現在這樣了。’因為他年輕的時候數學和歷史一樣好，本來也可以念數學，但偏偏就唸了歷史，後來遭了這麼大的罪。”雷海宗後悔沒有學數學而學了歷史，不過是對命運的一種揶揄，當不得真。似乎可以當真問一問的是，如果命運可以重新選擇，他會不會接受邀請揚長而去呢？
2017年1月18日深夜寫於石門
1月19日改定
（本文選擇自《北望青山：年譜中的那一代學人》，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王京州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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