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在夏、商、週三代傳統文化基礎上形成的、先秦時期的儒家思想，至今已有幾千年的延續、發展史，是博大精深、源遠流長的中華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影響彌久深遠。
自漢武帝時期的董仲舒倡導“獨尊儒術”之後，儒家思想更是為歷朝歷代所尊崇。儒家思想的創始人孔子的社會政治地位，也隨之不斷提高。唐王朝初期的高祖李淵、太宗李世民父子就非常重視儒家思想，並在學習運用的過程中，接連抬升了孔子的地位。
一、李淵重視儒學，孔子“配享”於周公。
李唐王朝的建立者唐高祖李淵，出身於世代以武建功的關隴貴族，對於儒學原是不怎麼熟悉的。但是，在晉陽起兵後的艱難繁重的創業歲月裡，李淵以一個政治家的遠見卓識，逐漸領悟到了儒家思想對君臨天下、管控國家的積極作用。
這樣，李淵就與儒家學說結下了不解之緣。李唐王朝建立以後，當唐高祖李淵思考著如何確立一個“思想路線”時，不可避免地偏向了儒家思想。
李淵（劇照）
於是，在武德二年，唐高祖李淵詔令國子學分別為周公、孔子修建了一所廟宇，並按四時進行祭祀、供奉。與此同時，李淵還命人尋訪周公、孔子的後代，予以撫慰、安置。
武德七年，唐高祖李淵把周公樹立為“先聖”，同時給予孔子“配享”的待遇。武德九年，唐高祖李淵詔封孔子的後代為“褒聖侯”。
在唐高祖李淵的高度重視、大力提倡下，唐王朝初期，朝野上下學習儒學的氛圍越來越濃厚，秦王李世民自然也深受影響，對儒家學說頗為關注。
二、李世民與朝臣達成共識：用儒家思想治理國家。
1、自我的學習悟解。向來酷愛弓馬騎射、喜讀兵書的李世民，原本對儒家經典幾乎不曾涉獵、研讀，更談不上體會應用。可是，隨著李氏大業的發展需要，加之僚屬們的影響，李世民也在戰亂年代體會到了儒家的思想理論在統御軍隊、管理使用人才等方面都有著不可或缺的作用。於是，李世民也在戎馬倥傯之際，利用閒暇研讀儒家經典。
久而久之，李世民初步明白了一個道理，要想治理好天下，必須讓世人知上下，明貴賤，懂禮儀；要想改善社會環境、改良風俗習慣，必須藉助儒家思想。胸懷大志的李世民，受到儒家思想的影響越深，對孔子、孟子等先儒也就更加推崇和敬仰。
李世民（劇照）
唐太宗李世民承繼大統之後，面對戰亂後蕭條衰敗、民不聊生的社會局面、經濟現狀，就欲從儒家學說中尋求恢復發展乃至振興之道。為此，李世民經常與大臣們談論儒學，賞析其中蘊含的治世哲理，並努力踐行於百廢待興的李唐王朝。
貞觀二年六月，唐太宗李世民對大臣們說，“朕今所好者，唯堯舜之道，周、孔之教”。他還形象地說，儒家思想就像是飛鳥的翅膀、魚兒賴依活命的水源，如果飛鳥失去了翅膀就不能夠飛翔，魚兒離開了水源，也就不能夠存活。那麼，大唐王朝離開了儒家思想的指導，也就難以有令人滿意的發展。
李世民與朝臣談論儒學（劇照）
而且， 李世民還認為，孔子的思想，在戰亂年代難以行得通；商鞅的嚴刑峻法的法家思想，在和平時期也算不上好的治國之道。既然兩者各有所側重，有著一定的差別，甚至對立，那麼對這兩種思想就不能一概而論。
由此可見，這時的唐太宗李世民已經認識到，以商鞅、韓非為代表的法家的那種貶低古道、崇尚嚴法的思想過於殘虐，不是王者仁政之道。而且，法家思想與儒家思想很有些對立之處，不能同時用來教化萬民。
2、朝臣的諫言勸解。在李世民自省自悟的同時，魏徵等人也進一步向李世民解釋商鞅、韓非他們的那一套，解決當時的一些問題，一時間急用或許有成效；但若著眼於長治久安，通用於各個時期，就不太合適了。
諫議大夫王珪也曾經對李世民說，漢朝時的宰相們，都精通一種或多種經學。當國家遇到了需要解決的政務時，他們都能引經據典地予以處置。但是，大漢後的一些朝代，偏重於以武治國，不能充分地重視、發揮儒家思想的作用。甚至“參以法律”，導致“儒行既虧，淳風大壞。”李世民聽後，深以為然。
王珪（劇照）
這樣一來，大唐王朝貞觀時期的君臣，達成了治理天下就應該運用儒家思想的共識。
3、達成共識的原因。貞觀時期的君臣，之所以如此重視儒學，是因為他們都清楚儒家思想自有它的妙用。
《舊唐書•儒學傳》中這樣說：
“古稱儒學家者流，本出於司徒之官，可以正君臣，明貴賤，美教化，移風俗，莫若於此矣。”
這一認識，充分揭示了統治者尊崇儒家思想的根本目的，那就是維護封建等級制度、保障封建皇權，用外表看來比較柔和的方式進行封建統治。
三、李世民立孔子為“先聖”，光大儒學。
在這種執政思想的指導下，李世民開始進一步抬升孔子的社會地位，光大儒學。
貞觀二年，李世民專門在國學設置了孔子廟堂，而且不再以周公為“先聖”，改以孔子為“先聖”、以顏子為“先師”。
孔子（像）
國學的規模也隨之擴大。增建房舍四百多間，國子、太學、四門、廣文也都增加了生員數額。而且，唐太宗李世民還親自多次到國學瞭解辦學情況。曾讓祭酒、司業、博士等人講解儒學，然後根據他們講解的情況，都給予了賞賜。
李世民對儒學的高度重視，極大地調動了全國上下學習儒學的積極性，導致“四方儒生負書而至者，蓋以千數。”甚至影響到了吐蕃及高昌、高麗、新羅等地區，他們也都安派遣子弟前來學習。於是，“國學之內，鼓篋升講筵者，幾至萬人，儒學之興，古昔未有也。”
大唐及外來學習者（像）
貞觀四年，唐太宗李世民詔令全國各州、縣立孔子廟。貞觀十一年，李世民下詔尊孔子為“宣父”，並在兗州為孔子修建了廟宇，而且調撥了二十戶人家專門服務、供養孔子的廟宇。
這樣一來，唐太宗李世民的尊孔崇儒、光大儒學的行為，遠遠地超過了唐高祖李淵，把孔子的社會政治地位提升到了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
主要參考文獻：《貞觀政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