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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是一部非常著名的中国历史研究著作，在国际上的学术地位超越了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
其采用了以小见大的写作手法：从乾隆年间一场小小的“叫魂案"入手，提出疑问，扫描焦点，继而逐步开拓视野，最终将整个“康乾盛世"的中国社会众生相、官场运作套路以及清朝官僚体制特色一一描绘到位。微观史料选用清晰得当，宏观分析总结大气磅礴，令人读后不禁拍案叫绝。
本书作者孔飞力，是位出生于英国的汉学专家，费正清的得意门生，被认为是美国第二代汉学研究的领军人物。他曾担任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
芝加哥大学远东语言文明系主任、芝加哥大学远东研究中心主任，以研究晚清中国社会史、政治史而蜚声国际学术界。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正是孔飞力最具影响力的代表作之一。在这本书中，孔飞力将其秉承的“中国中心观"学术思想体现得淋漓尽致。不仅展示了其扎实的治学功底，而且综合运用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多种研究方法，做出了精彩的跨学科社会历史研究。其大家风范，令人折服。
本书通过“叫魂案”入手，对乾隆时期社会、经济、司法和官僚系统运行机制进行了分析。作者认为：当时经济发展但贫富差距扩大，带来人与人之间关系紧张，人们疑心加重并易于冲动；官场腐败，特别是司法系统的混乱，加剧了社会矛盾。表面盛世繁华之下危机四伏，一个小小的治安案件就可能引发激烈的社会动荡。依靠高层官员与皇帝的博弈，暂时维持了一时的局面安稳，但无法解决封建统治的根本问题。
一、1768年“叫魂案”的开端和升级
乾隆33年1月下旬，浙江德清乡下修建石桥。一个沈姓农夫，要求修桥石匠将一张写有人名的符粘在桥桩上，用锤子砸这张符，以便帮其发泄私愤。石匠跑到县里揭发检举了沈农夫。沈农夫以涉嫌寻衅滋事、扰乱社会治安罪名被县衙逮捕。这是清政府官方史料正式记录的第一例“叫魂案”。
从1月末至11月初，各地陆续出现一系列涉及“叫魂”案件。案发地点从浙江蔓延至全国，涉及十来个省市。作案嫌疑人以流动人员为主，作案手段千奇百怪。由于案件过多，最终被上报中央。乾隆皇帝发现有“叫魂案”的作案手段是偷剪别人头发，这引发了他的高度警觉。他担心“叫魂案一旦跟剪头发挂上了钩，可能引发汉人对“留头不留发”的痛苦记忆，进而动摇满族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对中原统治合理性，因此龙颜大怒。“叫魂案”被最终定性为“反叛政治“。
二、当时三个社会阶层的分析
1、社会底层百姓
乾隆年间江浙地区百姓生活水平较高，但也必须通过勤奋劳作、精打细算才能维持，万一遇上天灾人祸，就很有可能跌至贫困线以下。
这些百姓世代生活在自己家乡，非常珍惜自己家园的安全稳定。而当时中国其它落后地区的“流民”，不断向江浙地区涌入，激发了当地居民的警惕。特别是流民当中有一些游荡和尚、道士和乞丐等，不愿意也没能力融入江浙地区劳动生产环节中，有时会以所谓“妖术”混吃骗喝，更增加了当地居民对流民的恐惧和敌意，最终形成了群体意识，产生了集体暴力对抗行为。
2、清朝政府各级官僚
“叫魂案”刚出现时，江浙地方官员大多选择了简单处罚、息事宁人。但随着此类案件越来越多，不得不向上级汇报，没想到居然引起了乾隆皇帝的重视。在上级压力之下，地方官员为了迎合上峰指示，大肆纵容甚至鼓励部下制造冤假错案，以显示忠于职守、政绩斐然。而乾隆皇帝身边几个军机大臣们，深受儒家学说教育，生活阅历丰富一方面他们不相信“叫魂”这种小儿科把戏，另一方面，凭借其丰富的政治阅历，他们也不相信真出现了所谓实力强大的敌对势力。他们不愿意搞得社会动荡混乱、朝廷血雨腥风，但另一方面也不能不配合皇帝的指挥。所以他们的选择是：表面上装出积极配合姿态，实际上绞尽脑汁规劝皇帝收手。
3、乾隆皇帝
“叫魂案”发生时正值所谓的“康乾盛世”的鼎盛期。虽天下太平，但乾隆居安思危，内心有两大担心：一是汉人是否真的接受了满人统治，二是满朝大臣们到底有没有合伙糊弄他。所以当“叫魂案”跟剪头发挂上钩，引起了乾隆皇帝高度警觉，特别是这些“叫魂案最初出现在浙江、江苏，那里是以前“反清复明”老根据地。他最害怕有人重新点燃汉人对满人的仇恨，因此决定将“叫魂案”定性为“政治事件”
另一方面，乾隆皇帝担心臣子们长期沉浸于奢靡生活、习惯了为官自保的套路，他害怕自己在一片唯唯诺诺中被蒙骗、被架四处蔓延的“叫魂案”正好给了他一个整肃朝纲的好机会。因此他决定直接督导办案，找理由斥责乃至罢免他不喜欢的官员，从而强化个人权威。
4、“叫魂”事件的和平终结
这场风波的平息，两个军机大臣发挥了重要作用：傅恒和刘统勋。大学士傅恒对“叫魂”风波忧心忡忡，虽心知肚明，但他不好在乾隆皇帝面前直接戳破。思来想去，搞了个“曲线救国，一边进一步提升中央对案件的重视程度，另一边要求地方把涉案嫌犯押解至京城，由军机大臣直接会审。而至于刘统勋，玩的也是“曲线救国”他坚持把军机处审问纪要塞给乾隆皇帝看，并且刻意塞进大量前后矛盾、无法自圆其说的案情，希望皇帝自己看出破绽。铺垫了一段时间后，刘统勋拉上傅恒，跑到承德给乾隆皇帝做思想工作。当年11月初乾隆皇帝回京后，低调叫停了对“叫魂”案的追查，闹腾了十来个月的所谓“叫魂案”，最终彻底平息。
孔飞力认为，这些军机大臣们为了朝廷安定，不惜设法规劝皇帝，不仅要拦住皇帝，还要给他留足面子，绞尽脑汁使用各种套路，可谓左右为难，煞费苦心。这种“柔性约束”是非常不同于西方的一面。
整个“叫魂案”所谓的幕后黑手，其实正是当时社会普遍存在的两种群体性心理：一个是恐惧，全社会各阶级层里不断蔓延的恐惧；另一个是欺骗，渗透了从上到下整个清朝官场、一种心照不宣的欺骗。“叫魂案”本来不过是民间普通的社会治安案件，可大家各怀心思，在三个社会层面的相互作用影响下，逐渐发酵，愈演愈烈，结果造成大范围的社会混乱。中国封建官僚体制有着不同于当时西方的柔性约束机制。表面上看皇帝绝对集权，但背后整个官僚体系与皇帝间还存在微妙关系，这种均衡使得统治保持稳定。依靠几位臣子的责任感，能够维持一时安稳，但无法改变封建统治的根本问题。到了慈禧太后当权时代，满朝文武连愿意或者敢于站出来规劝她的人都没了，封建王朝只能走向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