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6世纪的天清晨，楚国史官左丘明因为战乱，携妻带子离开楚国、辗转来到鲁国。除了家人外，他随身携带着大量史书典籍，还有一棵银杏、一捆桑苗，看来他打算耕读传家,过安宁的平民生活。
定居后，左丘明亲手种下银杏树和桑苗，闲暇时读书著作，为乡邻们讲述历史故事，日子过得倒也很舒心。不幸的是，左丘明患有眼病，这时病情日益严重，最后双目失明，什么也看不到了。
对于一位终生与史籍为伴的人来说，无法阅读史书是莫大的打击。左丘明面对着混沌世界，陷入绝望之中，他把所有书籍都扔到地上，不再讲述史实，不去探讨历史的真伪了。就这样，他被残酷的现实打倒。
在苦闷中，左丘明度过了一个个难熬的日子。渐渐地，理智在他的头脑中慢慢恢复，并战胜了痛苦，曾经身为史官的他感受到身上的使命，重新拾起史书。这时，他有了一个更为大胆的想法:“虽然我什么也看不到了，可是我多年来著述的史学资料，不能随我一起埋没地下，我要把它们奉献给后人。”
于是，他不辞辛劳地投入撰写史书的工作中。几十年来，他听闻了各诸侯国的政闻要事，亲眼目睹了君臣谋议的得失之词。他把这些数据详细地口述下来，让弟子加以记录，并汇集成卷，经过几年辛苦，终于编成中国最早的一部国别史《国语》。
左丘明在撰写《国语》的同时，为了让后人更准确地理解《春秋》这部史书，还专门写了一本《左氏春秋》，用来解释其中的要义。这本书又叫《左传》、《左氏传》，与(《公羊传》、《谷梁传》同为解释《春秋》的三传之一。
左丘明的《左氏春秋》是一部较早的历史学著作，反映了中国历史学研究的渊源之久。史官在史学中的地位向来举足轻重，比如司马迁、班固，他们都为史学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不过，“史学”这一概念真正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是在南北朝时期。
当时，后赵的石勒称王， 设立了史学祭酒这一职务。此后，历代君王多有尊崇史学者，比如南朝宋文帝.曾经命令太子立史学;宋明帝时又设置玄、儒、文、史四科。到了晚唐时期，殷侑将史学的内容进一步扩 大，不再局限于科举考试，而是着眼于史书本身的社会意义。
宋元时期，史学的内容扩展到编纂学、文献学等领域。此后史学的内涵越来越新颖多样，既包含了广泛的社会历史，又包含了专精的治学之道。到了清代，钱大昕提出了“于正史、杂史，无不寻讨，订千年未正之讹”的主张。他认为史学的任务，既要纠正史事之讹，也要纠正编纂之讹，这一说法无疑赋予史学以更丰富的内容和更深刻的涵义。发展到今天,史学已经成为一门独立学科。
从中国历史学的发展来看，史家不断涌出，史籍典章更是浩瀚无穷，成为人类文明史的见证。
小知识:
左丘明(约公元前502一前422)
春秋末期鲁国人，曾任鲁国太史。他历时三十余年，终于完成一部纵贯二百余年、十八万余字的《春秋左氏传》，其历史、文学、科技、军事价值不可估量，为历代史学家和文人所推崇，他还撰写了历史名著《国语》，与《春秋左民传》成为珠联璧合的历史文化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