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68年到山西省定襄县季庄公社横山大队第三小队插队的。那时候我们曾认真的探讨过为什么叫插队？不叫排队？插谁的队？ “插队”用北京话说叫“加塞儿”，“加塞儿”那是件特缺德的事。我们终于闹明白了，人家农民本来排着好好的队，我们千里迢迢跑来不论前后硬挤到队伍中加塞儿，故名曰“插队”。
插到生产队来了，队上分粮你分粮，队上分菜你分菜，队上记工你干活，队上分红给你记账，就是记白条，因为队上没钱。当时我们生产队的队长叫祁黑小，一个典型的晋西北汉子。背着手对我和许伟说：“走，看看给你们分的自留地去。”猛得一听，我的脑子一阵发懵，祁队长不是在说梦话、酒话、昏话、逗我们玩的话吧？许伟是八里庄中学的，因为个矮，在学校就有“日本”的绰号，一直带到农村来。“日本”问：“什么自留地？”祁队长咧着嘴，笑着说：“连自留地都不懂？难怪毛主席把你们送来接受再教育！”
我们大惑不解地问：我们在北京天天批的就是刘少奇的“三和一少”“三自一包”。批的就是资本主义路线，割的就是资本主义尾巴。“祁队长咱们怎么敢明目张胆地分自留地呢？那不是自己把自己送到枪口上了吗？”祁队长笑容未褪，黑灿灿的脸膛上泛着朝霞般的红光。他一指干打垒墙上用白石灰水刷写的大标语说：“咱那不是在批着嘛，但你还得活命啊。去年咱队上满打满算，一个人分了二百二十五斤毛粮，去糠去壳吃到嘴里也就一百七八十斤，没有自留地早就饿死狗日的们了！”我和“日本”小声嘀咕，这些孙子真敢干，北京大批判火力那么猛，到了农村竟化为春风细雨了。祁队长似乎听见了我们发表的不同政见了，他回过头来对我们说：“割资本主义尾巴是对的，要先割自己的尾巴。”我们又大惑不解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确实很有必要，为什么割资本主义尾巴要先割自己的尾巴？祁队长又咧开大嘴爽朗地笑了，他说：“脱下裤子，割下你狗日的二斤半！”
这地就是你的了，想咋弄咋弄吧
祁队长领着我们把地界走了一遍说，想种啥你们自己定，收多少都是自己的。祁队长得意地说，这是全队最好最肥的一块地，插根筷子也能长成棵树。这块地就是你们的了，想咋弄就咋弄吧！他哼着小曲走了，我们一屁股坐在地头上，马上就要春耕春种了，我们种什么？会种什么？我和“日本”发自内心地开展了一场革命大批判，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难道真得照不到我们队这一亩三分地啦？
自留地就像压在我们心头的“三座大山”。除了用北京话骂丫挺的，简直找不出什么合适的发泄词了。房东大爷大娘听说以后，瞪大眼反复打量我们。
大爷说，那不是自留地，是救命地、保命地。大爷又说了两句顺口溜，至今我还记得清清楚楚，因为里面也包含着挺深的道理。大爷说：生产队胡日粗（说大话的意思），打一石报石五；自留地自己收，打一石报三斗。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确实很有必要。
祁队长给我们当的家做的主，种红薯。他教我们起垄，作窝。红薯苗是由队里支援我们的，说是支援也是先记账，收了红薯再还上。这些活我们都能干，让我们彻底“缴械投降”的是担水，种红薯要在每个新栽的红薯窝里浇上一窝水，而这水要从村里挑到地头上，我们那时干活有的是力气，但肩膀还是嫩豆腐，一担水从井口上挑到地里压得我们龇牙咧嘴，仅够浇十几窝，前十来担水挑起来还能咬咬牙坚持，越往后，水桶越沉，到后来真是连一担水也挑不动了。我和“日本”坐在地头上又大骂了一阵资本主义道路，用我们刚学会的定襄话骂这挨千刀的自留地。最后还是祁队长动员队上的几个壮劳动力帮我们栽种上了红薯。我们想也不能“义务”了农民同志，跑到供销社里买了两盒一毛七分钱一盒的“白皮”香烟（用白色的纸简易包装没有任何商标）发给大家，他们都高兴得像捡了个大便宜，舍不得抽，一边耳朵上夹一支，说说笑笑地走了。“日本”摸着红肿的肩头说，现在才知道，种丫挺的自留地真比打日本还他妈的难！
我们很快就把自留地忘了。谁知道有一天祁队长黑着脸指着鼻子把我们臭骂了一气。我们渐渐地把“狗日的们”后面的话听明白了，原来是因为我们荒了自留地。不就是那块让人受苦受累的破自留地吗？干什么跟让人挖了祖坟踩着尾巴似的？
谁知道房东大爷也像着魔似的，拿他的大烟袋锅子把我们的炕沿子都敲出一排不浅不深的小坑坑，也骂我们不该荒了自留地。大爷的话说得慢，听得明白，那自留地是活命的地，那么好的地，荒了要遭报应的，对不起祖宗。
舆论压力是够大的，队上的社员都戳戳点点地议论我们，仿佛我们犯了欺天大罪。“日本”和我嘀咕，不就是没和你们一起真心实意地走资本主义道路吗？
我们很不情愿地走到自留地，一看，用现在的流行语说叫大跌眼镜，我们自留地里郁郁葱葱，生机盎然，红薯刚刚翻过秧子，垄上一根杂草都没有，地边上还种着好几排黄豆、玉米，都长得极水灵，不知道是哪位贫下中农学雷锋。我想起房东大小子叫张范林唱的那首篡改歌：天大地大不如自留地大，爹亲娘亲不如自留地亲，千好万好不如自留地好。下面也记不清了，反正是真心诚意地歌颂自留地的。
农民热爱自留地，胜过老鼠爱大米
有一天，我们突然想起我们的自留地来了，因为哥儿几个想起吃红薯来了。胃是有感情的，也是有脾气的，于是我们直奔自留地。虽说快一年了我们没管过自留地，但那地真肥，劲真足，我们自留地的红薯长得都像玩具娃娃的大腿。大家赶快拔掉秧子挖了几窝红薯，粉红色的皮长得嫩嫩的，擦干净上面的土以后，放在嘴里一咬，嘎巴脆！真叫甜！城里人永远吃不上这个时令的鲜红薯。没过几天，房东大爷极其严肃又极其神秘地对我说，这两天队上正在追查，看是谁偷了北京知识青年的自留地？我们听他细说“偷案”，都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一开始大爷还不相信，后来他终于相信了，眼前就是偷红薯的贼，监守自盗。房东老大爷狠狠地瞪了我们一眼，提起大烟袋愤愤地走了。不一会儿，就听是祁队长骂骂咧咧地进了院门，撞开房门劈头盖脸就是一连串的骂，后来我们才知道，偷自留地里的庄稼就等于掐人家脖子要人家的命，罪等同于当汉奸。
这句话是祁队长说的，原来经过1961年这一大灾荒年，村里的老百姓形成了一种观念，偷公家的，偷生产队里的东西不算偷，因为那里就有你一份，让人捉住你偷，算你倒霉！但没人用“偷”字说话，大家都同情你，因为“庄户人不偷，五谷不收”。你就是运气差了点。但穷死饿死不能偷老百姓家里的、院里的东西，那就叫贼。祁队长说：“如果真有贼敢偷咱自留地里的庄稼，我就敢给狗日的挂牌子游街！”
收不收，吃一秋。秋天是农民的季节，也是我们北京知青的好日子。收芝麻，吃得顺着嘴两边往下流白芝麻汁；收玉米，就在地头上挖个灶烧嫩玉米吃，啃得每个人都是一嘴乌黑；收豆子，也是找来干枝条一烧，火一灭，脱了褂子使劲一扇，灰扇飞了，尽剩下焦黄焦黄嘎嘣脆的烤黄豆。
但一想到那块倒霉的自留地哥儿几个又发愁了。自留地真是块神地，那一窝一窝的红薯拱出地皮老高，老百姓说收个几千斤红薯是没什么问题了，这着实把我们吓了一跳。我们真心盼着它少收，最好绝收。一想起要把那一担一担的红薯都挑回家里，就让我们后脊梁冒凉气。那年红薯长得格外好，一窝红薯几十个，比提起一桶水来还重。一担两筐红薯足有一百几十斤，压在肩上一步步挪回家里真是受苦受罪。我们直挺挺地躺在地里，翻着白眼望着秋日的蓝天。“日本”说：“干脆我们把红薯卖了吧，可卖给谁呢？”一哥们儿说那就捐了吧，捐给队上，谁爱要谁要。哥儿几个的话倒启发了我，我提议，咱自留地挨着祁队长家，干脆“割地赔款”，让出一半红薯地让队长家收，我们也不能白让】，另一半红薯地的红薯由祁队长和他儿子帮咱们担回去。哥儿几个一骨碌从地上爬起来：这回让贫下中农接受接受咱们的再教育！
没想到我刚和祁队长一说，他连连摆手说那可不行，自留地是半年的粮，我可不能干那种图财害命的事。我说我们心甘情愿，这仅仅是一种交换，等价交换，懂吗？况且也饿不死我们，饿了我们就跑回北京了。祁队长还是连连摆手，连连后退，他说如果那样的话，他非让队里的人戳断后脊梁。在我再三请求下，祁队长突然眼前一亮说，我叫我那狗日的娃把你们自留地的红薯刨好担回去，你们留着红薯秧子也没用，就给了我们家吧。我们家养着两头老母猪，狗日的特别能吃，吃饱了好让它们下猪娃子。祁队长还怕我们不同意，特别不好意思地说，那可就叫他占了大便宜了。我真没想到，那些在我们眼里是一点用都没有的红薯秧子竟能换来我们肩膀的彻底解放。不喊毛主席万岁你说喊什么呢？就这样，祁队长心里总像欠下我们情似的，到最后还是请我们到他家吃了一顿红薯粉条，吃得我们都连声说香，以后几十年总想再吃上一顿纯红薯粉的炖粉条，可从没吃过那么喷香的。
一年以后，大队又有新精神了，把自留地统一收回来，不同的是还按一人二分七厘地的产量分粮，不计算在每个人的口粮里。谁还关心那些细节？反正我们不再受自留地的苦了，从此以后真的再也没种过自留地了。四十多年后，想起来还说今后有机会回村里的时候，一定要到从前的那块自留地去看看，那也是中国农村的一张老照片，也蕴藏过我们的酸甜苦辣啊！
白头翁新作《醉里挑灯谈酒》，是一本散文集，共收录崔济哲先生二十余篇以“酒”为主题的散文随笔。作者借一个“酒”字，实则聊的是历史和社会。全书是一部文人墨客、帝王百姓的饮酒话史，作者在书中大谈酒的源头、发展、趣闻、传说，实际上是在回味历史，剖析社会，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感怀，也是对当下世象的感概，既展现出我国文化的深远流长，也道出了世界人民对美的追求的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