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习惯在历史教科书中动手脚，丑化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日本人对中国怀有一种既亲近又畏惧的心态，所以中国在日本教科书中的形象也呈现出种种矛盾。在近代史上，为了服务侵略的目的，日本人对本国国民在教育上的洗脑不遗余力。
日本的教科书国定制度正式确立于1903年《小学校令》的修订之后。教科书重新成为强调前近代“忠孝一体”的日本式儒教伦理的教化工具，忠于天皇，为了日本的利益可以牺牲一切的极端逻辑甚嚣尘上，随之而来的是教科书中极力丑化中国人愚昧、落后的形象的编写。
但是由于忠孝伦理始终源自中国，孔子和孟子就成为了日本教科书中较少能以正面形象出现的中国人。
不过 ，日本人在塑造这两位东方圣人的过程中，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了大量的选择性书写。比如，1915年版《寻常小学读本》有“孔子与孟子”一课，集中讲述了孔子和孟子的事迹。
关于孔子，所选事迹为“景公问道”及“夹谷之会”。“景公问道”段落如此写道：“孔子后为官吏，治绩亦大，退职之后，拜师习道之人日益增多。齐景公亦向孔子问道，孔子回答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在“夹谷之会”段落中，该课本则讲述了鲁定公十年(公元前500年)夏天齐景公与鲁定公在夹谷会面的事情，课文如下：“会面之时，齐国有司表演了歌舞。
孔子认为这样的歌舞不合礼仪，于是将其喝止。景公回国后告诉群臣：‘鲁国人以君子之道辅佐国君，我国臣子却教我违背礼仪。我获罪于鲁君，应该如何是好。’齐国大臣回答道：`君子有过错便谢罪。主君可用实际行动来谢罪。’于是，齐景公将从鲁国夺取的数块土地返还给鲁国。
在此次会面中，孔子的行为和蔺相如呵斥秦王有所不同，蔺相如以气概服人，孔子以道义动人。智德圆满的人格在孔子身上得以体现。”
从课文内容来看 ，日本人描述孔子的基本视角有二：其一，在政治理念方面，要求维护君臣之“道”，强调恪守各自职责本分；其二，在对外关系方面，号召臣子据理力争，用道义来维护国威。这两个视角也展现出日本儒学将“道”解释为社会政治事务的基础上，把“忠孝”作为“道”之主要内涵，以维持君臣本分之政治秩序的合理性，并号召国民“一旦危急，则能义勇奉公”。
由于这样的叙述策略，孔子被描述为一个维护君臣统治秩序、尽忠爱国的“忠臣”，而他在教育、政治、文学等方面更能体现其思想之精华的活动都被有意“忽略”了。接受这种教育的人民自然学会了对天皇的愚忠愚孝，而不去做是非判断了。
关于孟子的部分 ，更是断章取义。孟子的学说中有以民为本的民权主义思想，且孟子提出“有德者王”和“放伐”等有违万世一系的天皇制度的观点，甚至是反皇权的思想。
因此，近代日本人对于孟子学说一直持禁止和封杀态度。不过，孟子却频频出现在日本人的教科书中，其原因仅仅在于他有一个懂得家庭教育、善于启发教导的好母亲。
课文如此写道:“在孟子小的时候，孟母便注意儿子的教育，担心孟子受到市井教化的影响，三次搬家。其后孟子出门学习，逃学回家之时，孟母正在织布。孟母用刀将织机上的经线割断，训斥孟子说：汝今日废学，如我断此机也。孟子此后受到感化，努力读书，成为世间之大家。在战国乱世，专心讲圣人之道。”
其实，孟母很早便成为日本教科书中的“最佳母亲”，在明治初期的《小学修身训》(1880)、《普通小学修身谈》(1886)、《妇女鉴》(1887)中均有孟母教子的相关内容，不过教科书却将孟子具有“危险性”的学说摒弃一边，仅将其作为家庭教育方面的孝子榜样来塑造。
孟子不是以儒教思想家的身份出现，而是以努力学习最终扬名于世的孝子身份出现在教科书中的。
被誉为“圣人”和“亚圣”的孔子和孟子 ，在日本的教科书中，分别被“包装”为“忠臣”和“孝子”，成为宣扬“忠孝之大义”的日本“国民道德”的最佳外国人选，而不是具有丰富思想内涵与文化价值的思想家、政治家，足可见日本当时为了侵略而服务的教育是何等的畸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