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原因造成了崇祯十四年的李自成、张献忠所部实力暴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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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十一年前后,张献忠于谷城受抚、罗汝才于房县受抚、李自成在潼关南原被洪承畴与孙传庭打的只剩下十八骑,遁入深山而不敢出。而后义军实力最为强大的革左五营也被迫偃旗息鼓,其他各支义军也纷纷受抚或投降。一时中原大定,崇祯似乎看到了中兴的希望。

但是好景不长,崇祯十一年十二月,兵部尚书、总督天下勤王军的卢象升战死于抗敌前线。京师防务瞬间恶化,为保京师崇祯只得将洪承畴和孙传庭及所部调往京师勤王。并且不顾孙传庭多次上书表示‘秦兵留在京师与康敌无益,反而会毁掉之前好不容易打下的良好局面’,可崇祯就是不听,不仅不听反而听信杨嗣昌谗言将孙传庭下狱。随着这两支主力部队的东调,在崇祯十二年张献忠、罗汝才、李自成、革左五营等又开始了积极活动。

在崇祯十二年到崇祯十四年的这两年中,可以说是大明王朝的回光返照期。这一时期内,明朝东边以洪承畴总督蓟辽,一再恶化的辽东成了势均力敌之势;内部,在杨嗣昌的居中帷幄下,李自成、张献忠屡屡被击败。但到了崇祯十四年,形势瞬间恶化。崇祯十四年正月二十日,李自成攻克洛阳,杀福王;二月初四日,张献忠攻克襄阳,杀襄王,随后督师大学士杨嗣昌惊惧而死;七月二十日,在关乎明朝国运的松锦大战中,明军战败,十三万大军崩溃,除了少部分破围而出,只余洪承畴领两万残兵困守松山。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虽然看起来李自成、张献忠等的壮大好像是一夜之间完成的,但这其中是一些因素互相作用所造成的必然结果。那么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下是那些原因造成在崇祯十四年李自成、张献忠的实力暴增:

战略上的混乱

我们看崇祯其实是有很严重的偶像包袱,所作所为一切都想往历史上的仁明之君、英武雄主上靠。反应到对待国内叛乱问题上就是一直处于一种剿抚失措的境地。登基伊始,面对已经愈演愈烈的西北叛乱问题,一直抱有一种‘皆我大明赤子’的想法力主招抚,说白了就是想留一个仁君的名声。在他看来以为自己铲除魏阉一党,令众正盈朝,革除天启一朝的弊端,西北叛乱问题就将迎刃而解。如果这种想法放到王朝的后期以前绝对是没有问题的,依靠军力保证,然后招抚,再遣散给予田种、耕牛,事情是能顺利解决的。在宪宗时期解决规模比崇祯初期庞大的多的荆襄流民问题就是这个套路。

但是崇祯所面临的是怎样一种情况?王朝末期的种种积弊、已经危及帝国根基的土地兼并、连年而且范围广泛的天灾。假如崇祯拥有张居正的能力跟手段,那么在此时采取这种方式也许还有机会。但很可惜,看看十七年中他的所作所为,很显然他并没有这个能力。在这一点上,洪承畴、卢象升、孙传庭都看的很明白,就是强力围剿再辅以适度的招抚。抛开其它因素,这在当时是一种虽然残酷但却简单、有效的方式。即以大战所带来的一些后果来缓解土地兼并和其它问题所造成的矛盾,以此来给王朝续命。

可崇祯就是看不到这些问题,从登基到凤阳祖陵被逆军破坏,这之间一直采取抚为主剿为次的战略;在凤阳失陷后,又采取剿为主抚为次;此后又因为两线作战,不堪重负,又希望以抚为主来尽快平定内部叛乱;当松锦战败、李自成陷洛阳、张献忠陷襄阳之时,不顾朝廷实力大损、无力再战的局面,又力主剿灭……这种战略上的混乱以及反复无常,带给前线的就是一种更加混乱的状态。

一帮人殚精竭虑、拼死作战,好不容易将叛军围于一地,只待发起总攻,结果人家表示要投降;这边崇祯就说那还等什么,赶紧去招抚,也不管是真投降假投降,也不管是不是缓兵之计;招抚就招抚吧,好歹都喘口气,可这气还没喘匀,凤阳又丢了,赶紧去进剿;剿着剿着,面对两线作战,朝廷吃不消了,不行,还得抚……就这样,无数精兵强将愣是让崇祯给玩没了!就这样,叛军一次次的被击败,又一次次的发展壮大,直到崇祯煤山自缢!

卢象升、孙传庭、洪承畴的东调

一看明朝快要把内部祸患平息下去,皇太极坐不住了!一旦内部稳定,大量经过多年战争锻炼的精锐部队必将压到辽东。面对又成为一个整体的大明,绝对是皇太极的灾难。所以在崇祯十年八月,清兵再一次破边而入,威胁京畿。其实一开始的形势还是可以的,卢象升主持京师防务,一度遏制了清兵的势头。洪承畴与孙传庭接连大破李自成、张献忠所部。这时的大明要是拥有足够的战略定力与判断力,或者不去掣肘卢象升,皇太极那种军事冒险性质的奇袭必难持久。表面的危局往往也暗含着无线的希望。坚持下去,卢象升稳住京师,洪承畴、孙传庭平定叛军,中兴真的就不远了!可偏偏崇祯跟杨嗣昌要整什么幺蛾子,非得通过卢象升的失利来达到议和的目的。结果卢象升被坑死,京师一时岌岌可危。又偏偏崇祯看不透皇太极只是摆出一副威胁京师的态势,急慌慌的赶紧将洪承畴、孙传庭大部调往京师。这时内部就只剩下左良玉一支部队坐镇,独木难支,几乎平息的叛军又死灰复燃。

练饷的开征

为了配合杨嗣昌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战略,明朝开始要求涉及到的各督抚增兵加饷。所加军饷只能从帝国内还剩下不多的可征税田地上想办法。如此一来,本就处于生死边缘的帝国子民再也不堪重负。辛辛苦苦一年所得,连给朝廷交的军饷都不够。这就给李自成、张献忠等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源源不尽的兵员。我们从当时的史料中,很容易的就能发现类似‘贼军某某,被官军击败于某地,而后逃跑路过某地,饥民纷纷相从,势复张’的记载。这样下去,看似官军在一直胜利,实则是为叛军锻炼部队。

李自成、张献忠所部的正规化

在崇祯十一年前后,各地叛军相继或受抚、或藏匿深山而不敢出。但是借着这一时期,李自成与张献忠所部相继完成了从过去流动作战向正规军事力量的转变。之所以以前,叛军屡战屡败,就是因为缺乏训练,不懂配合,不知阵法,根本就是乌合之众。稍懂此道的官军就能轻易击败叛军。可是张献忠在谷城期间,大肆收拢士人以充实自己。这其中有一个叫潘独鳌的,在他的帮助下,张献忠所部开始了正规化的训练以及战阵练习。在掌握了以前官军才有的这些技能之后,明朝官军面对叛军再也无优势可言。

李自成所部也在之前叛军的惯用战法上又加以改进、完善。后来再度复出的孙传庭就说‘贼阵五重,饥民处外、次步卒、次马军、次骁骑、老营家口在内’。面对这样的李自成部,官军往往只能战破其两重或者三重,而后便精疲力尽、无力再战,因而被养精蓄锐的叛军骁骑、老营精锐击败。

在完成了这一步的李自成、张献忠等部叛军,才真真的浴火重生了!他们完全具备了与明朝官军正面对垒的实力,再也不是几万官军就能追着几十万叛军的时候了!

对于明末,其实明朝有很多机会都能再度中兴。因为往往看似危险的局面,其背后也有无限的希望。可是就在战和两难、剿抚失措等一错再错之下,大明最终跌入了灭亡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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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李自成、张献忠为主的义军,大破洛阳、开封、太原、襄阳等朱明朝藩王封地,缴获了大量的藩王财富。象破洛阳灭福王,一下就缴获到足闯王大军半年以上的钱粮,还能大肆赈济饥民,声势振天,饥民从者更众。闯军随后攻下西安,有了大量缴获,百姓拥带,称王。其根本问题,在藩王太富,饥民太多,为求生存,饥民不断加入义军,至越剿越多,朱明朝亡乃大势所趋了——没有饥民肯当饿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