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话题
刘姓诸侯尾大不掉的隐患是从孝文帝时代开始抬头的。
为了树立在中央的权威，倾尽全力打压功臣集团的孝文帝对刘姓藩王采取了怀柔和优容的政策，正是这一策略的长期实施导致了藩王的坐大。
楔子
公元前154年，也就是汉景帝前元三年对西汉王朝来说注定是一个不太平的年份。
在这一年的正月，长星拖着刺眼的尾焰划破了静谧的穹幕。
紧接着，一场突如其来的雷火又将淮阳国的东宫大殿城室击毁。
长星、天火，在后来人回顾这接踵而至的异常天象时，东汉学者文颖解释说，这都是上天对下民的预警——惨烈的兵祸已经迫在眉睫！
无论这些天灾与人祸之间是真有必然的联系，还是出于后世学者的附会，但战争的确就在正月里爆发了。
在前一年刚刚采纳了晁错的《削藩策》，雄心勃勃地计划削弱藩王、集权中央的孝景帝收到了吴王刘濞先声夺人的檄文：
吴王刘濞敬问胶西王、胶东王、葘川王、济南王、赵王、楚王、淮南王、衡山王、庐江王、故长沙王子，幸教寡人：以汉有贼臣，无功天下，侵夺诸侯地，使吏劾系讯治，以僇辱之为故，不以诸侯人君礼遇刘氏骨肉，绝先帝功臣，进任奸宄，诖乱天下，欲危社稷。陛下多病志失，不能省察。欲举兵诛之，谨闻教。
——《史记·吴王濞列传》
厉兵秣马三十余年的刘濞尽散家财、登高一呼，“诛晁错，清君侧”，吴国、楚国、赵国、胶西国、胶东国、淄川国、济南国共计七个藩国就全都反了。
毁臣节，杀汉使，合纵西向，兵犯魏阙。几乎就在一夜之间，整个中国东部就被叛乱的战火全部吞没。
惊慌失措的孝景帝急忙命令大将军窦婴、太尉周亚夫率领汉军东出函谷关，火速平定叛乱。
但原本同孝景帝有表亲之谊的窦婴对此却反应冷淡。
在出征之前，窦婴跟孝景帝说：“有个人，陛下必须得先见一见。”
在得到孝景帝的首肯之后，窦婴领着他进了皇宫，这个人就是从前的吴国丞相，现如今罢官闲居的袁盎。
正忙着和晁错商量调兵调粮的孝景帝看见袁盎进殿，迫不及待地问：“你做过吴国的丞相。现在吴国反了，依你看朝廷该如何应对？”
“吴国的反叛不足忧虑。臣有一策，可以弭兵。”
“说来听听。”
袁盎盯着正在忙碌的晁错斩钉截铁地说：“臣之所言，人臣不得与闻！”
于是孝景帝只好示意晁错暂时到东厢回避。
望着晁错趋出殿门的背影，袁盎冷冷地说：“以微臣愚见，杀了晁错，恢复藩王们被削夺的封地，并赦免他们的反叛之罪。如此兵不血刃，叛乱自息。”
十几天后，丞相陶青领衔群臣，上奏皇帝，请求治晁错腰斩之罪。
于是孝景帝封锁了消息，命令中尉把毫不知情的晁错骗到长安东市，身着朝服，慷慨就义。
晁错的死，是自孝文帝以来西汉文治更化进程的重大挫折，而作为贾谊之后西汉最杰出的智囊，他的仕途遭际甚至比贾谊更让人唏嘘叹息。
晁错的失败直接导源于他的削藩策略。关于这一策略的得失，曾经引发后世巨大的争议。
班固在《汉书》中热情地歌颂晁错“为国远虑，世哀其忠”，而司马迁则严厉地批评他“变古乱常，不死则亡”。
要读懂晁错誉满天下、谤满天下的人生遭际，要理解七国之乱背后波诡云谲的政治暗战和权力斗争，这一切的一切，都还得从西汉王朝的藩国之患说起。
藩国之患
刘姓藩王谋反的隐患是从高祖刘邦死后渐渐浮出水面的。
刘邦临死之前曾经与列侯功臣刑白马盟誓，“非刘姓而王者，天下共击之”，在各方势力的共同认可下建立了一个以异姓功臣辅政中央、以刘姓藩王控扼地方，两方势力相互制衡，皇权居中驾驭的政治格局。
刘邦与吕后相继去世之后，孝文帝刘恒正是在这套权力制衡机制的作用下，经过以周勃为首的列侯功臣与以齐王刘襄为首的地方藩王相互妥协而最终登上帝位的。（关于这一点，可以参见旧文《诛灭吕氏的周勃是汉家的功臣还是罪臣》）
虽然孝文帝的登基离不开功臣与藩王两方势力的首肯与支持，但当他执掌朝纲之后，这两股巨大的政治势力对皇权产生的强烈压迫感一定令他如芒刺在背。
为了解除他们对皇权的威胁，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孝文帝势必要展开政治布局，逐步削弱这两方势力。
但这实在是一项风险极高、挑战极大的工作，其中尤其困难的是如何在集权的过程中避免出现功臣与藩王结成同盟，让自己陷入腹背受敌的被动局面。
事实上，在此前吕后临朝称制的七年中，刚毅的吕后就犯了这个错误。她一手控扼异姓功臣，另一手打压刘姓藩王，客观上促成了双方的联盟，并最终在吕后驾崩以后发动政变，清洗了诸吕以及吕氏拥护的后少帝刘弘（《关于这一点，可以参见旧文《周勃灭诸吕，奉旨讨逆还是犯上作乱》）。
为了避免重蹈吕后的覆辙，孝文帝对异姓功臣与刘姓藩王采取了分而治之的策略，具体地说，就是暂时把藩王坐大的问题搁置起来，集中全力首先解决以周勃为首的异姓功臣。
这个策略的实质可以说是“远交近攻”。
从孝文帝的立场上看，虽然以齐王刘襄、楚王刘交和吴王刘濞为首的藩王占据了帝国的东、南半壁，但毕竟是手足之疾。
而以周勃、陈平和灌婴为首的功臣集团坐在京里，左右朝政，才是心腹之患！
为了在扳倒周勃等功臣的过程中解除自己的后顾之忧，孝文帝的每一步政治布局都在竭力地避免对刘姓藩王造成不必要的刺激：
登基元年（公元前179年）的正月便迅速册立太子，孝文帝的本意应该是尽早指定接班人并明告天下，预防周勃等人诬陷后少帝刘弘不是孝惠帝亲子并藉此发动政变的故事再度发生。
但在确立刘启的接班人地位之前，为了避免刺激藩王们的情绪，孝文帝不得不先做出剖心明志的姿态，表明自己的本心其实是希望以选举的方式在刘氏宗亲当中推举藩王贤者继任，但高皇帝“父死子继”的遗训又不得不遵守，这才“勉为其难”，册立刘启为太子的。
到了三月册立皇后之时，孝文帝的生母薄太后甚至特别下诏给即将母仪天下的窦姬，训示她说“诸侯皆同姓。”
太后的懿旨应该是惩于吕后的前车之鉴而做出的特别提醒。
目的是要警告窦姬千万不能学吕后那样用雷霆手段威服刘姓藩王，导致宗族分裂，骨肉相残（关于吕后的这段故事，可以参见旧文《杀韩信，醢彭越，为人彘，心狠手辣的吕后为什么受到刘邦的信任》）。只有家和，才能万事皆兴。
从皇帝到太后，对刘姓藩王表现出的态度都是优容有加，客观上助长了藩王们骄横跋扈的心态，这其中最典型的例子便是淮南厉王刘长。
刘邦前后八子，经过吕后时代的血腥斗争，在孝文帝登基之时便只剩文帝刘恒与淮南王刘长哥儿两个了。
刘长仗着他是同孝文帝血缘最亲近的藩王，屡次践踏朝廷法令，但最终都得到了孝文帝的宽宥。
在前元三年（公元前177年）进京朝见的时候，力能扛鼎的刘长宣称自己要为亡母报仇，在没有朝廷授权的情况下擅自杀死了吕后时代的宠臣辟阳侯审食其。
天子辇下，首善之区，竟然沦为藩王执行私刑的屠场，而这样明目张胆的行凶犯禁居然得到了皇帝的特旨赦免，这让上自薄太后，下至太子刘启，以及百官公卿都对淮南王产生了畏之如虎的恐惧心态。
以犯言直谏著称的大臣袁盎就此提醒孝文帝：
诸侯太骄必生患！可适削地。
——《史记·袁盎晁错列传》
但孝文帝明确地表示了拒绝。
之所以不能在此时动手解决淮南藩国的问题，根本原因不是孝文帝顾念手足之情，而是就在前此不久，绛侯周勃、颍阴侯灌婴、东阳侯张相如等异姓功臣曾经连手逼宫，要求孝文帝弃用提出“列侯之国”建议的贾谊。
屈从于功臣集团的孝文帝因此被迫放逐了自己最倚重的智囊（关于这一点，可以参见旧文《从长安到长沙，贾谊的贬谪是谁一手造成的》）。
在应付功臣集团已经捉襟见肘的情况下，孝文帝决不能再开罪刘姓藩王，否则内外交困，他屁股底下那把龙椅很可能就要搬家了！
孝文帝的“纵容”极大地刺激了淮南王刘长的野心。
从长安回国之后，他公然废弃汉朝法律，自作律令，居处出入，处处模仿天子的礼仪待遇。
终于，震惊朝野的“棘浦侯太子谋反案” 在前元六年（公元前174年）爆发了，淮南王刘长正是其中的重要参与者。
手足兄弟尚且如此，那像吴王刘濞这样与孝文帝结下了杀子之仇的远亲藩王们对皇帝、对朝廷还残存几分忠心便更难做乐观的估计了。
到前元六年的时候，陈平、灌婴已死，绛侯周勃已废，三巨头身后的异姓功臣集团已经趋于瓦解，在中央立起权威的孝文帝终于等来了解决藩国问题的时机。
只是这个事儿具体应该怎么做，是“拆藩”还是“削藩”，孝文帝是要费心掂量掂量的。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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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晋公子
排版|奶油小肚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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