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开皇十二年，四海归心，天下已定。为巩固和加强统治，隋文帝杨坚打算重修礼乐，以加强和巩固统治。
一天傍晚，平日早已寂寥无声的朝堂，这时候却百官伫立，争论不休，讨论制乐一事。这一过程中，国子监博士何妥与太子通事舍人苏夔的争执激烈异常。他们二人各执己见，各不相让，僵持了很久。一个是德高望重的儒林耆宿，一个是颇负盛名的少年俊秀，他们俩都精通礼乐，尽管意见不一，可都有理有据。文帝觉得十分为难，最终不得不按照大多数朝臣的意见来定取舍。
年纪不大、资历不深的苏夔敢和德高望重的何妥当庭一争高下，并非由于此人可以面折廷争。苏夔之父苏威乃当朝宰相，自开皇初便执掌朝政，是隋朝开国元勋。日常文武百官都争相依附此人，这次议乐，当然又给那些人提供了一次巴结宰相的好机会。原本一场学术上的争论，这时已化作一场政治势力的较量。
通过表决，十分之八九的大臣都站在了苏夔一边。胜利者洋洋得意，失败者却心理不平衡。何妥火冒三丈，他怒火冲天地说：“我做了这么多年的侍坐先生，此刻栽在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孩子手里!”
苏威与何妥早有积怨，多年来上朝议事时常有争执发生。何妥自以为是一代鸿儒，对苏威当然不服，但念在苏威大权在握，通常也不得不忍气吞声。可这回竟然让苏威的儿子击败了，这必然令其自尊心大受伤害。何妥的确是位造诣颇深的“儒林高士”，旧怨新仇，令其情思激愤，大笔一挥，一篇指责苏威等大臣朋比为奸的上“封事”诞生了。
文帝阅毕何妥的奏章，心里甚是愤怒，他一贯痛恨大臣之间各树党羽，相互串联，这可能和他起家的经历有关。曾辅佐自己夺取北周天下的当今国相，此时此刻又在暗中结党，这对自己的江山社稷必然是种极大的威胁。不过，这件事情事关重大，依据何妥所奏，一定会牵涉到吏部侍郎薛道衡、礼部尚书卢恺、考功侍郎李同和、尚书左丞王弘等多人。出于慎重，文帝特意派上柱国虞庆则、皇子杨秀等人联合调查苏威“朋党”案。与此同时，还把卢恺等人交由御史台审理。
很快，对苏威的调查有了结果，调查者列举了苏威罪证的事实：尚书省中都称呼王弘为“世子”，而叫李同和“叔”，李、王就像是苏威的子弟，可见关系异乎寻常；儒士王孝逸，原本是国子学请来担任书学博士的，吏部却依据苏威的命令，任命此人为府内参军；除此之外，苏威以多种不正当手段，提拔自己几位族弟为官等等。证据看来已确凿无疑，证明何妥所奏并不是诬告诽谤。文帝顿时龙颜大怒，他让苏威当庭诵读《宋书·谢晦传》中一段关于朋党之案的内容。苏威吓得失魂落魄，赶快脱下官帽，不停地叩头请罪，文帝却愤怒地说：“现在为时已晚矣。”立刻罢免了苏威的官爵。
苏威被罢免后没多久，御史台对卢恺的调查报告也呈给了文帝。经查证卢恺有下列罪状：第一，立隋国前，房恭懿参与了北齐旧臣尉迟迥的叛乱，本不该任用这样的人，可是却经原吏部长官卢恺、苏威执意推荐，令其官至海州刺史；第二，滞留在吏部候选的人不少，当时卢恺身为吏部尚书，并非从速授予官职，而是先让那些人填写履历，要在划分士流后才派遣；第三，苏威的族弟苏肃、苏彻，二人是通过区区乡正调吏部候选的，苏彻在委任状还没有下达就已被先行录用，而苏肃不仅身残，且碌碌无为。为了逢迎苏威，卢恺居然任命苏肃为朝清郎。按照上述事实，宪司最终判定，苏威与卢凯等人共为朋党，证据确凿。
这下隋文帝更加震怒，当庭斥责卢恺道：“你胆敢利用自己神圣的天官之职布施个人恩惠!”卢恺边脱帽叩头，边为自己开脱道：“皇太子曾想让小人提拔通事合人苏夔为舍人，当时臣觉得苏夔资历不够，因此坚持反对提拔他。倘若臣的确和苏威有私情，会反对提拔苏夔吗?”文帝不信他的话，说：“苏夔乃苏威之子，这是人尽皆知的。你坚持不提拔他，只是想欺世盗名、掩人耳目而已。而对那些不为人所知的，像苏肃、苏彻，你就随意提拔，难道这还不是奸人的行为吗?”
卢恺百口莫辩，当即被贬为庶民。
因为何妥所奏，房恭懿、薛道衡等也相继充军流配。此事先后被治罪受牵连的知名人士有上百人，是自隋开国以来以“朋党”罪名涉及人数最多的一桩案件。
对此案史家素有微词：自北周至隋以来，不分清浊选任官吏，导致在官吏中鱼龙混杂，在薛道衡、卢恺执掌吏部后，有鉴别、有区分，举贤任之，才令过去的局面有较大改观，可这些却成为他们阿谀结党的罪证；尽管房恭懿曾参与叛乱，可那时天下未定，难免人为其主，后经苏威引荐效忠于隋，文帝因基政绩卓然，还数回嘉奖于他，任命他为海州刺史；说起何妥一怒，不惜令百余位名士罹难蒙冤，有失儒者风度，此乃儒家仁道所不容。
卢恺、苏威“朋党”案确属冤狱。不久，隋文帝对此有所悔悟，他非常愧疚地对大臣说：“苏威被人诬陷了。”又过了一段时间，便恢复了苏威邳国公的爵位，只是同案的房恭懿、卢恺却因不堪劳忧，已含冤先后奔赴九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