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本文分别论述了一般的国家利益理论，讨论过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其他理论对于国家利益的看法，也论述了中国在当今世界格局中构建现代国家的历史命运。
我认为由于中国的国家状况与西方现代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不同，因此单纯的现实主义或自由主义等任何一种理论下的国家利益观，都是与它不相适应的。
历史与现实、国际与国内的条件迫使我们对于中国的国家利益观要采取超越的认识，即超越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的国家利益观，但又有效地吸取它们的内容，在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等各派理论的综合中阐释中国的国家利益。
下面我对于其主要的内容做一个初步的概论。
1
基于自由政体之上的国家安全利益
安全是一个生命体的最核心的利益与价值，这一点对于现代国家也同样如此，因此，我们把国家安全视为根本性的国家利益，应该是没有疑义的，抽象地看，注重国家安全符合现实主义的政治理论。
国家权力从本质上说，是保障国家安全的能力，特别是军事能力。但是，必须指出的，把国家安全视为根本性的国家利益，对于中国来说，又并不完全是现实主义的，因为现实主义只是有关国际政治的一种理论，它对于安全的认识是有片面性的。
现实主义的安全观主要是指国家间关系中的一种生存状态，并过于强调军事权力在保障安全的绝对重要性。至于政治制度对于安全的作用，以及国内安全的价值等等，现实主义是忽略不计的，它的安全理论核心是国家间的（军事）权力理论。
当然，对于中国这样后发的现代国家来说，现实主义的国际理论在指导我们处理国际关系问题方面是十分必要的，发展中国的军事力量，加强我国的国家权力，保障国家的安全利益，甚至抗衡国际霸权主义，等等。都迫切需要我们采取一种现实主义的国家战略。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有一种“现实的自由主义”之“现实主义”的原因，也是我们要有“自由的国家主义”之“国家主义”的原因。追求国家的安全利益，提升基于军事、科技等方面的国家实力，强化我们的国家权力，这些都是必要的，它们是国家安全的保障。
不过，单纯的现实主义对于我们又是有害的，或者说，必须对此有所重大的补充和修正，我认为必须从下述两个方面或维度对于现实主义给予本质性的修正。一个是在国际方面，即用自由主义的国家理念修正现实主义的国家理念，构建一种“现实的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哲学。
为什么要如此呢？因为在国际秩序中，现实主义的安全悖论一直是无法克服的一个重大问题，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尚处于开始构建现代国家的大国，而且又面临美国一强独霸、周边地缘政治并不理想的状况。
一味现实主义的国家战略显然是危险的，而且从政治价值的角度和世界秩序的总的演变方向来看，自由主义的和平理论无疑是值得追求的，而且也与我国的文化传统相切合。
当然，单纯的自由主义显然也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它太幼稚了，只能说是一个理想，或小国依赖于国际机制的理论，而像中国这样一个天然的大国，必须要有一个大国的外交哲学或国家战略。因此，现实的自由主义应该是我们的最佳选择。
二是在国内政治方面，即同样用自由主义的民主宪政的国家理念，构建一种“自由的国家主义”的政治哲学。
因为国家的安全利益并不完全等于一国之内的每个公民的安全利益，以及不同群体、不同地域和不同民族的安全利益，与安全相对的既有国际上对于一个国家的战争或侵犯，也有国内的战乱、动乱和政治迫害。
因此，中国现时代的国家安全利益，同样包含着有关国家秩序的稳定，每个公民的人身安全、各个地方与部门的安全，它们同样是根本性的国家利益，而要做到这些，显然需要建立一个正义的国家制度。
历史证明，到目前为止，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民族多样的大国来说，一个民主宪政的复合联邦制度可能是最不坏的一种国家制度。
在历史上，这个制度休谟曾经称之为“混合的自由政体”，麦迪逊等联邦党人称之为“美利坚合众国”，黑格尔称之为“立宪君主制”，等等。
综上所述，现代中国的国家利益，国家安全是首位的，但对于安全的理解，我们注入了新的内容，它是一种基于混合政体之上的国家安全，既有国际的意义，也有国内的意义。
主导它的并不是现实主义的权力原则，而是包含着自由主义的和平、自由、民主、法治与宪政等价值定位，而且从结构上说，它更符合建构主义的理论，即我们的国家安全利益是建构出来的，它内生于我国建设现代国家的迫切需要。
2
经济繁荣及其制度保障
国家安全利益既是目的，更是手段，在基本的生存安全获得保障之后，经济繁荣和个人自由便成为国家为之努力的主要目的，或者说便成为国家利益的本质所在。
关于个人自由，在下面我将专门讨论，现在让我们来看经济繁荣。
任何一个社会的经济繁荣都需要一种与之相关的制度保障，我们的古典社会曾有过发达的农业文明，据照料显示，我们的唐宋时代曾经是世界经济最发达的地域。
即便是在清康乾时代，其国民生产总值也占据了当时世界经济总额的百分之四十六，可以说中国的农业经济达到了这个社会形态所能达到的极限。
但是，应该指出，现代国家是一个基于新的工商经济形态之上的，一个基于市场经济的规则与制度之上的现代国家。
现代世界秩序的政治基础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着重阐述的一个内容，中国不可避免地要融入现代市场经济的国际大循环之中，并且事实证明我们高度发达的农业经济在与这个新经济形态的对抗中彻底地失败了。
因此，现代中国的国家利益必须构建一个与世界经济秩序接轨的经济制度，以促进国民经济的繁荣与发展。经济繁荣是我们现代国家的目标，可是要实现这个新经济形态的国家利益，我们在当前面临着两个极其艰巨的任务。
首先，要逐渐建立一个市场经济的规则体系与制度框架。市场经济不是国家经济，而是自由经济、法治经济，是一个市民社会的生产与交换的体系，而这个经济形态在我国还仅仅处于开始阶段，需要一个自生自发的演变与积累的过程。
国家的经济繁荣不等于国家对于经济总量的控制和财富的占有，相反，国家在市民社会的经济活动中，其主要的职责不是计划经济、占有财富，而是提供一个法治的保障，并抵御外部国家的侵犯。
对此，英国斯密、休谟等人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曾给予了经典性的揭示。
应该指出，现代国家的经济利益不仅仅单纯是指一个国家财富的总量，特别不是指国家直接拥有的财富总量，相反是指一个国家的国民私人所拥有的财富总量（所谓藏富于民是也）。
此外还要强调，制度也是一种经济利益，而且是远比财富更重要的国家利益，无论是自发地还是构建地建立一种制度，要比增加几个或几十个百分点的国民生产总值要关键得多。
第二，经济繁荣与发展，需要资源、科技、贸易等多个方面的支持，现代中国经济面临的另外一个重要问题是资源不足的问题，而作为现代国家的一个主要职责除了在内部合理地配置资源之外，还需要参与世界资源配置的斗争之中。
应该看到，目前我国国民生产的资源有相当一部分依赖国际市场，例如石油的百分之六十需要进口，今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这个数字还要上升。由于时至今日的世界还基本上是一个无政府的状况。
因此，国家作为一个政治单元如何为国民经济的繁荣争取一个国际的有利环境，这是中国国家利益的又一个重要问题。
在此，就需要我们在世界秩序中，审慎地、坚定地依靠国家的自助原则，审时度世地对抗国际霸权主义，寻求符合我们国家利益的最佳途径。
当然，强化我国的国家实力，甚至建立一个不从根本上改变已有的国际秩序的军事权力，是我国经济繁荣的外部保障，这也是现代国家的职责。
3
自由与和平
自由与和平是一种价值，但也是一种利益。关于自由问题与和平问题，历史上的各派理论曾经有关无数的争论，这些争论直到今天也没有停止。
对此本文不准备多说，而只是从现代国家的角度来看待它们，我认为自由与和平是两个涉及国家利益的重要内容。
前者主要是从国内政治的角度来说的，后者则主要是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来说的。
对此，可以说康德主义是我们可资利用的一个理论渊源，康德的法权哲学是以自由为首要价值的，而他的世界理论则是以永久和平为最终的归宿。
当然，正像前面所指出的，单纯的康德主义在中国构建现代国家的主题理论中是远远不够的，这并不是因为康德哲学有什么不足，而是因为我们中国现时代的政治社会的状况使然。
现代国家有理由把自由视为一种重要的国家利益，因为一个国家的存在从根本上说不能单纯依靠武力，所谓枪杆子理论或血酬原理并不能证明国家权力的合法性与正当性。
而自由作为一种国家利益，它首先意味着是一种自由的政体，即充分保障个人权利的民主宪政的共和政体。
关于自由政体，孟德斯鸠、休谟、阿克顿都曾经有过精辟的论述，他们认为，所谓自由并不等同于什么都可以做，而是法律下的自由，国家行为和个人行为都必须根据法律规则，自由是一种消极性的自由原则。
从现代国家的角度来看，自由还意味着对于公民权利的尊重，自由意味着一种生命的尊严。
我们知道，人除了追求幸福，还追求承认，现代国家之所以把自由视为一项重要的国家利益，还因为它据此建立起相互承认的国家合法性。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指出文明社会的一个核心原则就是：
平等承认的法权原则的关键在于人的自由价值，它对于现代国家是必不可少的。和平是一种价值，但也是一种利益，从现代国家的角度看，它主要是从世界秩序的角度来说的。
当然，国内和平也很重要，但在现代国家的演变中，国内和平的问题已逐渐被化约为民主、法治与宪政等领域的问题，国内战争与动乱的根子及其解决也不再围绕着和平问题。
相比之下，国际政治历来存在着一个中心问题，即世界和平问题。
电影《红海行动》剧照
从中国国家利益的角度来看，有必要把和平视为我国在国际关系中诉求的主要利益，为什么呢？
因为从目前现实的战略角度来说，我们还没有能力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而且我们也是现有国际秩序中的最大获利者。
因此努力保持已有的世界格局，最大可能地维护现今的世界和平，为我国的全面发展创造一个自由主义的和平环境，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
而且即便是从长远的目标来说，我国的国家利益也不是建立在国际霸权之上的，构建一个永久的世界和平，既符合我国的利益，也符合其他国家的利益。
我国历史上的政治文化传统为这个方面提供了恰切的资源，中国的“和而不同”的外交理念与自由主义的世界原则具有着内在的亲和性。
因此，我认为时下倡导的有关中国“和平崛起”的理论，开启了一个广阔的阐释空间。
当然，和平的利益只是一个目标和信念，它能否实现，特别是它能否在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崛起中实现，这并不单方面取决于我们一方，还取决于国际上其他的势力，具体地说，取决于以美国为主导的外部力量。
因此，和平以及和平崛起是有条件的，即必须强化我国的国家能力，特别是军事、经济等方面的能力，在国际关系中，只有强大者才有资格谈论和平，和平是以国家权力为基础的。
中国的发展与崛起必须以自己的国家实力为依据，承认当今国际秩序的自助原则，这是我国作为一个政治行为体赖以生存的前提。
因此，目前的“和平崛起论”必须补上这一课，以防麻痹的我们的意志和思维，这可以说是现实主义的理论要务。
所以，在中国的国家利益问题上，政治现实主义的这个维度是我们必须坚持的，而且不可须臾放松。
但是，应该清楚，现实主义只是手段，不是目的，而且，在目前的国际秩序格局中，我们如果一味采取极端现实主义的单方面国家战略，必然面临难以应对的挑战，与世界霸权国家的准战争不是没有可能的，其结果最终受损的是我们的根本性的国家利益。
因此，自由主义的和平理论又是我们必须选择的，这不应该是我们的权宜之计，而应该是我们的自觉选择，因为无论是从国内还是国际政治来说，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或其他理论相比，是最有可能达致和平与自由的，也最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
关于和平问题，国际上存在着各种理论，有代表性大致有如下三种：
一种是霸权和平论；
一种是经济和平论；
还有一种是民主和平论。
上述三种理论对于我们都有可资利用的价值。
在当前，我们的近期战略是并不挑战美国治下的世界霸权，并且积极推进国际、国内的经济秩序与民主政治，以从根本性上为未来长期争取和平奠定基础。
我们反对穷兵黩武，但我们必须建构强大的现代国家；我们通过宪政民主的政体改革，致力于国际和平，但这一进程中的国家崛起并不完全保证和平，一国和平之政治诉求只是国际和平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要条件。
“自由的国家主义”与“现实的自由主义”理论，恰恰在上述双层意义上，为我们的国家哲学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4
所谓基本的国家利益
电影《国家利益》剧照
前面我们简要地论述了中国国家利益的基本内容，在此必须说明的是，本文在此所指出的国家利益，并没有包括所有的部分。
它们只是一些最基本的内容，而且所谓基本内容，也并不意味着是一成不变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只是在当前的情况下，或现时代中国的国家利益之基本或首要的内容。
在很多人看来，诸如经济上的公平问题、公民权利的保障问题、官僚体制的腐败问题，以及国家统一问题、世界经济一体化问题，等等。
也都是一些基本的内容，但这些方面在我看来，不是已经包含在上述的国家基本利益之中，就是目前还没有上升到国家基本利益这个层面。
例如，与台湾问题相关的国家统一问题，这当然是国家利益的一个中心问题，这个问题其实已经包含在有关国家安全利益这个内容之中。
而且在本文我所要强调的并不是解决统一的手段、方式，而是统一的前提问题，即基于政体基础之上的国家统一问题。
从这个角度看，诸如军事解决等方面的讨论只不过是策略上的事情，国家安全利益当然包含国家的统一，统一是一个国家最低限度的安全利益。
这个问题也许对于其他国家主要的是一个国家军事能力的问题，而对于中国来说，我认为就不单独是一个军事，乃至经济方面的问题，更主要的是一个政体问题。
因此，如何构建一个能够解决阻碍统一问题的共和政体，并在此基础上强化国家的军事、经济、文化、历史等方面的整合能力，这是有关我们国家当前最根本性的国家利益。
再如，关于社会公正问题，以及官僚腐败问题，这些当然是国家目前面临的一些棘手问题。
经济上的不公正已经严重损害了广大人民，特别是农民、工人阶层的切身利益，而且腐败也已经严重地败坏了国家的制度，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无疑有益于国家的利益。
但是，应该看到，在一个现代国家的自由政体尚没有构建起来的情况下，在一个国家安全利益尚面临威胁的情况下，在一个经济繁荣的法律制度保障尚没有有效运转的情况下。
所谓对于社会公正、官僚腐败问题的解决，只能是纸上谈兵，最多只具有政策性的意义，并不是当前我国所要解决的根本性的问题，并不是现时代国家利益的要津所在。
所以，在本文我没有把社会公正问题视为与国家安全、经济繁荣和自由政体等基本的国家利益并列相同的位置，这样做不是说它们不重要，而是说目前它们还没有前述的内容重要，也许将来在制度上解决了前述的问题之后，这些问题就上升到关键性的问题。
其实，这个演化的步骤，在西方的发达国家都曾经历过，这些国家先是在现代国家的构建中确立了国家的政治、经济与政体的制度，并以此组成了世界秩序。
随后从19世纪，特别是20世纪才逐渐开始解决社会公正、经济平等问题，所谓第三级的公民社会、文化等权利才成为国际社会领域的主流诉求，而后形成的福利国家可谓是这种演变的自然结果。
就我们国家来说，现在我们还没有发展到那一步，我们还处于现代国家的草创时期，因此，国家利益的基本内容就不能与当前西方主流世界的规则体系简单等同。
实际上，我在此已经涉及一个有关国家利益的等级划分，但显然，本文的划分不同于前述的现实主义有关国家利益的等级分类，也不同于自由主义的对于利益分类的看法，甚至也不同于建构主义的方法。
由于中国现时代国家共同体的特殊状况，使得我们考察中国当今政治社会的方法明显与西方现行的各派理论有所不同，因此需要我阐释一下涉及中国国家利益观的几个关键的政治哲学问题。
|本文系作者《论国家利益》一文的第二部分。原刊于《大国》第二期，后收入《现代政制五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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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讲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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