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三十三年五月二十七日（1907.6.7），清廷为筹备立宪新政，降谕改革官制，于各省增设巡警道，负责全省警政。[1]次年四月十七日（1908.5.25），宪政编查馆考核民政部所拟《直省巡警道官制并分课办事细则》，奏请清廷颁行。[2] 其中规定：“各省巡警道须谙习警务，并熟悉地方情形。遇有新设此项道员或原有巡警道出缺，由该省督抚在实缺暨本省候补道员内遴保二三员，奏请简放，或先行试署。民政部亦可预保存记，遇有缺出，由军机处开呈候简。[3]”对此，山西巡抚宝棻二话不说，谨遵照办。
消息传出，山西官场一片哗然，多少人不禁为之怦然心动，企盼谋得此项实缺，其中自然不乏徒有虚衔的候补道员。按照清朝官制，道员为介于督抚以下、州府以上，分管某一个行政区域或专管某一特定事务的正四品文官，大致相当于当今的地市级或厅局级干部。此官职无定员，因事而设，通过科举、保荐、积绩、捐纳等途径均可获得。换句话说，只要学而优则仕，亦或朝中有人、具有一定业绩、乃至舍得掏出大把银子，弄顶官帽戴戴均非难事，但不一定会有实缺。没有实缺的道员即为候补道。通常情况下，其候补的结果不外乎四种：一是名至实归，得以替补某位道员出缺；二是退而求其次，去某个相同级别的新设官署或临时机构谋份差事，也算功德圆满；三是屈尊俯就，高职低配到知府、知州一级实缺，总归聊胜于无。由于晚清官场腐败，致使候补道数量畸多，僧多粥少，以上三种结果仅仅属于少数门路广、靠山硬的候补道员，大多数则属于第四种，始终处于待业状态，与任何实缺无缘。更要命的是，清代官规不授实职不受俸，也就是说，赋闲在家的候补道除了有身官服穿，被人尊称一声“道台”外，连口皇粮也混不上！若非家境殷实，简直就是废物一个，毫无生计。处于如此境遇，一旦有个实缺从天而降，怎能叫人无动于衷？于是乎，大家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有门子的到处请托，有银子的上下打点，一个个争先恐后往巡抚衙门钻。这种情况着实令巡抚宝棻头大，颇费思量。不过，在他心目中毕竟有杆称门星，在众多竞争者中最属意的，还是试用道（清代候补道中的一种）、时任山西巡警总局会办的张祥会。
作为一员身负朝廷重托的封疆大吏，宝棻深知：““警政为内治根本，举凡巡警、消防、户籍、营缮、卫生诸务，无一不关民生利害。晋省省城巡警迭经整顿改良，规模亟应推行各属及各乡镇，以期逐渐进步。兹当筹备宪政之时，责成尤重，非有实缺大员提纲掣领专司督率不能收整齐尽一之切。[4]” 而张祥会“勤慎安详，历年会同臬司志森办理警务，随事考究，措置有方” [5] ，的确能够堪此重任。
笔者囿于资料有限，未能探究张祥会其人的来龙去脉，也不知他这顶试用道的官帽从何而来。但就当时的山西官场来说，要论“谙习警务，并熟悉地方情形”，的确无人能够与之比肩。
史载，光绪二十九年（1903），时任晋护抚赵尔巽正式将保甲局改为巡警局，“委派按察使（即臬司）丰伸泰兼任督办，主持其事。[6]”同年，山西试办警务学堂，“由署理布政使胡湘林、按察使丰伸泰会同巡警局道员张祥会筹设。[7] ”可见，早在山西警政肇始之时，张祥会便已跻身其道，以试用道员身份具体承办有关事宜。此后数年间，又相继辅佐过程仪洛、吴匡、丁宝铨、志森四任臬司，在山西警政建设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七日，宝棻在向清廷奏报晋省编练巡警情形时，对此概要回顾道：“晋省于光绪二十七年遵奉谕旨编练巡警各军，将原有保甲局改为巡警，设立总局一处，并按五路设分局五处，招募巡兵三百名，定章开办。复饬各属裁汰捕壮各役，一律改练巡警。经升任护抚臣赵尔巽于二十九年，将办理大概情形奏咨立案。惟其时基础甫立，而警学未兴。复经前护抚臣吴廷斌奏设警务学堂，延聘东洋教员，另订教授管理章程，招考开课，以储警材。至三十二年，现任藩司丁宝铨在臬司任内，以省城巡警饷绌兵单，不敷分布，遂募足四百名，订立规则，并附以各属巡警及学堂简章，详经前抚臣恩寿批准，通饬遵办。该司志森抵任，接续办理。是后，正太铁路直达省垣，商旅往来，地方日形繁盛，原有兵额实不足资保卫。欲议增募，又苦款项难筹，因念警务学堂与该局归并合办。适值高等生毕业，改章续办，即辞退洋员，并遵章令学生自费，岁可节省银九千六百余两。又将局内旧有亲兵、护兵等名目，一律裁并，增募巡警六百名，又添募马巡，将旧时规则逐一增改，另订章程。至是，省城巡警统计共一千名，岁需额饷伍万伍仟七百余两。除前项裁节之款抵支外，仅添筹银三千九百余两，兵额加倍而糜饷无多。此晋省历年来筹办巡警之实在情形也。[8]”
那年月，巡警总局一向由历任臬司领衔督办，会办则由张祥会一以贯之。臬司作为专司一省刑名按劾的三品大员，其职责甚广，涵盖司法、监察、治安管理、监狱管理、驿站管理、风俗教化诸多方面，既无可能也无必要事事亲力亲为，因此，张祥会虽然名为会办，实为总办，具体职掌一切警务事宜，在山西警政迭次改良过程中功不可没。与此同时，他将山西警务学堂也打理得有声有色。“山西警务学堂章程甚为详细完备，各类报刊竞相登载，并为部分他省所效仿。[9]”“先后考取官学生、兵学生共一百四十名，分为初等、中等、高等三科，以次递升，合计三年毕业。嗣因警务需材孔亟，若俟递升毕业再行录用，深恐缓不济急。其时初等已届毕业之期，因择其程度较优者，派赴各属试办警务。复变通章程，将初等改为速成科，六个月毕业。自三十年起至三十三年止，速成科毕业六次。适高等亦届毕业，计两科共得三百余名，均经考验给凭，派充省内外警务长及巡官、区官等项，以资实验。并将高等各生缮造成绩表册，详请奏咨，给予出身。此晋省历年办理警务学堂之大概情形也。[10]”
在“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官场惯例中，张祥会能为历任臬司所倚重，以“五朝元老”独善其身，可见其“勤慎安详” ，办理警务“随事考究，措置有方”，才能的确非同一般。因此，此番官制改革，张祥会可谓天时、地利、人和，山西巡警道这头把交椅似乎手拿把攥，非君莫属。
孰料，天有不测风云。辛辛苦苦煮熟的鸭子居然插翅而飞！
原来，晚清请托之风盛行，宝棻虽然有心选贤任能，但也不能脱俗，难以抵御四面八方纷至沓来的朝野请托。这些请托人上自当朝权贵皇亲国戚，下自亲朋故旧袍泽同僚，有些实在让人无法拒绝。无奈之下，宝棻只得左右权衡，绞尽脑汁斟酌出一个哪方都不得罪的折衷办法，在本省候补道员及实缺知府中一举遴选保荐了四名巡警道候选人，并于宣统元年三月十五日（1909.4.4）上奏清廷，请旨从中简放一员。四人中忝列首位的是张祥会，以后依次为补用道、山西调查统计局总办王为幹，太原府知府杨树，在任候补道、大同知府翁斌孙[11]。在所列四人中，前两位为尚无正式官职的候补道员，后两位为实缺知府；并且，只有位居首位的张祥会符合谙习警务的条件，其余陪列诸位纯属门外汉，此前皆无此项专门经验。从中不难看出宝棻的用心，直至此刻，仍在暗中力挺张祥会出任巡警道。然而，令人大跌眼镜的是，清廷朱笔一挥，圈下的竟是名列第二的王为幹。这可真是世事难料，天命难违，宝棻机关算尽，最终还是误了张爱卿的大好前程。宣统元年三月二十日，内阁奉上谕，正式宣布山西巡警道员缺著王为幹补授[12]。
巡警道设立后，原巡警总局自应归并办理，于是，张祥会的去留便成为一桩棘手问题。张祥会虽未能如愿履任道缺，但总办警务多年，并不愿就此放弃长期经营的领域，但又不愿屈居王为幹门下。适逢山西遵旨将警务学堂改为高等巡警学堂，张祥会遂自告奋勇操办此事。名为协助老上司志森办学，实为守住警务学堂这半壁江山，静观待变。在此期间，张祥会越发尽职尽力，综合考察山西警务学堂历年办理实情及全省警务需人情况后，认为部章要求高等学生以本省举贡生员及中等以上毕业各生考选，“此项合格学生难招足数”，而现有警务学堂高等科学生已入学半年，若就此散去另招，未免有些可惜，故“即就原招各生，令照部定课目改习”。此办法甚合巡抚宝棻之意，山西高等巡警学堂随即照此改设[13]。
俟至当年八月，果然风云突变，巡警道王为幹因“才不胜任”遭到宝棻参劾，以同知通判降选，遗缺暂由臬司志森兼理，张祥会似乎再次得到执掌全省警政大权的一次机遇。不料，一个月后，即传来民政部郎中连印外放山西巡警道的消息。张祥会东山再起的希望彻底破灭，从此心灰意冷，向宝棻讨了个署理冀宁道的闲差，从此一去不回头，由山西警界悄然而出。
一场山西巡警道头把交椅之争就此尘埃落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