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隱姓埋名30年為國家做出突出貢獻，卻在死後的24年間無人提起……她，就是王承書。古今中外，能夠被世人尊稱為“先生”的女士並不多，王承書絕對算一個。
她是參與研製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為數不多的女性之一，她的名字不像錢學森、鄧稼先那樣家喻戶曉，她曾被評為中國的居里夫人！
動盪年代裡，堅持自我的獨立女性
1912年6月26日，王承書出生在上海一個書香門第之家。
父親早年中進士，後被清政府送往日本留學，民國初年曾任內務部警政司司長兼警官高等學校教授。他按照詩、書、禮、易的次序，給這個排行第二的女兒取名為王承書。
王承書從小就表現出極高的數學天賦，“二小姐，算賬那叫一個又快又準。”是家人的口頭禪。
這個在四合院里長大的姑娘，很快就成了父母眼中的驕傲。
17歲是一個女孩最美好的年華，王承書也在那一年找到了自己一生的摯愛——物理學。
雖然年紀不大，但那時起她就非常清楚地知道，曾飽受戰亂迫害的中國，極度需要科學支撐。
一個女孩，卻能有這樣的見解，在當時社會實在是難能可貴。
她成績優異，1930年，被保送到燕京大學物理系，而且她還是物理系連續三年裡唯一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的女生，榮獲“斐託斐”金鑰匙獎。1936年，王承書獲燕京大學碩士學位。
名動燕京的她，也在這時遇到了一生摯愛，他叫張文裕，是燕大教授，也是她的導師。
1939年，在著名物理學家吳有訓的見證下，他們步入婚姻殿堂，從此開啟了一段共同為祖國物理事業而打拼的奮鬥史。
那時的中國雖然在向現代社會邁進，但倡導“女子無才便是德”的人還是佔據了大多數。
流言蜚語或許能給人帶來傷害，卻永遠都不會擊倒一個真正心懷夢想的女性。
作為一個接受新思想的女性，王承書偏要挑戰傳統。
“女人能否做一番事業，絕不依靠已婚與未婚來裁決。”
“你願意隱姓埋名一輩子嗎？”“我願意！”
新中國成立後，作為最早一批從美國歸來的傑出科學家之一，王承書做夢也沒想到，她會被選中從事極為尖端的同位素分離理論研究，這可是連她都沒有接觸過的國內空白。
儘管王承書早在美國留學和任教期間，就取得了非常引人注目的學術成就，但一步跨到一個完全陌生的科學領域，肯定是一種充滿風險的巨大考驗。
1956年，王承書已經42歲了，她的專業已經定型，改變專業，就意味著從零開始、從頭再來。從她原先的統計物理學、熱力學研究與教學工作，轉向世界上處於高度保密狀態的同位素分離研究，看似還在圈裡，實則兩重天地。轉，還是不轉？行，還是不行？願，還是不願？王承書面臨著人生歷程和學術生涯中最關鍵的選擇。
透過宋任窮部長關切的眼神，王承書知道：國家的信任、事業的要求、科學的精神，都不容許她在困難壓力面前有一絲一毫退卻。她義無反顧地對宋任窮部長說：半路改行我不怕，我願意為同位素分離研究付出一切。
同樣是大科學家，錢三強先生深知這項工作的極端重要性和艱鉅性，落在王承書身上的擔子實在太重了。錢三強告訴王承書：考慮成熟了，再做抉擇也不遲。
然而，別看王承書身軀瘦弱、說話輕言細語，在新的專業、新的事業需要她站出來時，她一點都沒多想，堅定地對錢三強說：“我願意！”
可別小看這一句並不石破驚天的“我願意”，從此以後，世界科學界少了一個統計物理學大師級人物，卻多了一位為中國填補同位素分離研究空白的偉大開創者。
從事同位素分離研究多年以後，在鈾同位素分離技術進入關鍵階段的1961年末，仍然是著名科學家錢三強，他找來王承書，讓她親自出馬到蘭州鈾濃縮廠去做一件無人可以替代的工作。錢三強對王承書說：國家正在研製原子彈，你乾的工作是最高機密，今後不能再出席任何公開會議，更不要說國際會議，從此可能一輩子隱姓埋名。
年近五旬的王承書一點沒猶豫，擲地有聲的還是當年那句話：“我願意！”
帶著“我願意”這個唯一的心願、諾言和信心，王承書和其他科學家組成的攻關小組，於1962年初，悄悄來到大西北黃河岸邊的504廠，開始蒐集和解決至關重要的技術難題。其中，王承書負責的是最為核心的淨化級聯理論研究。
除了對國家畢業奉獻，在生活中她也是淡泊名利。
雖貴為科學家，但她家卻很簡樸，舊沙發、舊櫃子、硬板床……長年不倦的工作，使夫婦二人都積勞成疾，但他們卻很少去醫院治療，因為他們既怕影響工作，也不願多花國家的錢。她把畢生積蓄的近十萬元捐給“希望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