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全集|女人比男人更“凶残”:《可凡倾听》许鞍华、李少红专访(下)

从影四十载获奖无数,她是华语影坛首屈一指的女性导演;从银幕到荧屏,她在影视两界自由穿梭,游刃有余。两位惺惺相惜的女导演,共话一段属于她们的光辉岁月。许鞍华、李少红作客本期《可凡倾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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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理许鞍华和李少红这两位女导演的电影履历,能够发现一些有趣的共同点,比如她们的早期作品都带有强烈的男性气质。她俩最初同样是以悬疑惊悚片杀入影坛,无论是许鞍华的《疯劫》、《投奔怒海》,还是李少红的《银蛇谋杀案》、《血色清晨》,这些气质硬朗,甚至带点“凶残”的作品,让人很难想象是出自于女性手笔。而经过一段时期的历练,当她们作为导演更加游刃有余之后,她们的性别意识似乎开始复苏,作品开始呈现出明显的女性视角。比如许鞍华的《客途秋恨》、《女人,四十》、《半生缘》,李少红的《红粉》,以及她转向电视剧领域后执导的《大明宫词》、《橘子红了》等等,这些作品不仅以女性为主人公,同时也站在女性的立场上,对这个男性主导的世界进行审视与思考。

王冠:你们周遭都是男性导演,二位女性导演心里会不会有一丝孤独感,会有吗?

许鞍华:拍戏的时候,我觉得导演反正你跟谁在一起,很多人在一起,都会觉得很孤独的,因为到最后作决定的(是你)。我老是做噩梦,就是当时在现场不懂得怎么拍,所以我反而没想过因为是女导演就会特别孤独。

王冠:李导呢?

李少红:我自己是会觉得就会有很多人质疑你,就是不断地从各方面来质疑你,你就要跟不同的人,比方说跟投资人,跟厂长,跟摄影师,跟美术师,跟道具师,跟演员,永远都是在质疑你,你说服别人相信你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大家都会觉得女导演的风险可能很大,所以给我感觉是,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间,其实我也有收获,不断地无数次地在梳理你自己的想法,能不能够完整,能不能实现,能不能够准确,表现得是否准确。后来你发现你终于让大家能够了解你怎么想的时候,其实这些人还是很愿意跟你共同合作,能完成一个作品的。

曹可凡:少红导演后来拍了很多作品,其实都是聚焦于女性的题材,无论是电影《红粉》还是后来的电视剧《大明宫词》《橘子红了》《红楼梦》,所以是不是这也是女性导演的一种优势,可以比较细腻地来剖析不同时代女性,她心里所思所想。

李少红

:其实我是受了两件事情的触动,一件就是我在很早,1993年还是九几年,在北京开了一个世界妇女代表大会,那个代表大会上面我们都作为女代表去参加,听到很多人发言我才突然意识到,其实在我们这代人身上对于性别的意识非常薄弱。我们实际上是在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期内,它不强调性别,它强调社会的变革,其实我们自己对自己的认识很缺乏,其实像《红粉》是不自觉地去那么做的,我认为是不自觉那么去做的。那个时候给我一个很大的信心,实际上我觉得女性视角在这个社会里面真是不可或缺的一个视角,我们应该好好地利用我们这个视角,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可能就是玩笑了,就是因为老说我拍的电影太凶残了,我觉得我也有女性的一面。

王冠:说到女性,我觉得许鞍华导演的作品就是表露出很深刻的人文情怀,高度的女性敏锐,像《黄金时代》、《女人四十》等等,都是刻画出女性的命运,是不是您对这一类题材特别关注,特别能够打动您?

许鞍华:我非常同意少红导演说的,我也不是很有意识地去表达女性观点的,以前我拍戏只是有两个(原则),一个就是拍好这个戏,另外一个就是要拍一个戏,不是人家说女性导演一定要拍的,比如小孩,比如家庭,希望拍一些戏是比较中性的,让人家感觉女性导演其实是不用分的,可是最近我是在想,这个题目我想得太小了,比如你是导演,你去拍一个题目,那只是你作为个人,可是我没有从一个女性的身份去想,那可能这个是特别有建树的,因为我是女性我才会这么想,一定是跟男性不一样的。那这个观点就会非常独特,所以我以后也会好好想一想,比如在社会上一般女性的角色是怎么样,她们怎么看自己,人家怎么看她们,里头的分歧在哪里,我自己怎么看自己,作为女性,而不光是作为一个个人,所以我觉得以后如果循着这个方向想,也许会有很多很有意思的想法可以拍出来。

自1996年拍摄电视剧《雷雨》开始,李少红的工作重心由电影转向电视剧,陆续打造出了《大明宫词》、《橘子红了》、新版《红楼梦》等多部轰动一时的作品,由于这些电视剧影响太大,她作为电影导演的身份反而渐渐被遗忘了。尤其是2010年播出的新版《红楼梦》,从最初的角色海选开始,一路话题不断,备受关注。

曹可凡:我觉得少红导演当年拍《红楼梦》真的有勇气,因为这个片子的驾驭太难了。

李少红:《红楼梦》确实是意外,我觉得,我那时候跟随谢铁骊导演的时候,他就要拍《红楼梦》。

曹可凡:他拍过电影版。

李少红:对,我就觉得干嘛要拍,这个太难了。拍它真的要花费很大的精力,当时他就花费了三年,当时要拍六部,后来我就告退了,我算了一下,那我得什么时候拍自己的电影。我当时就有点害怕,我就不好意思讲,我就帮他把找演员完成了之后,我就告退了,但是我没想到这个事情好像过了若干年之后,二十年之后又落到我头上来,这个我真是万万没有想到。

曹可凡:曹雪芹要找你,你躲不了。

李少红: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所以我就知道肯定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其实从内心中也有一种激动,这种激动就是我觉得有生之年,能触及这么一个艺术的高峰,我觉得对我来讲,真的不是人人都有的机会,但是这个机会确实是太难了。我觉得能有60分我非常高兴,我是从哪儿知道,第一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告诉我说《红楼梦》的再版,是从我们那个剧播出之后,一年的再版,他们基本上是六年才再版一次,因为卖不完。但是我们那一年就再版了六次,而且一直到现在几乎每年都要再版好几次,这个是让我特别欣慰,第二个就是从视频(网站)上,第一次给我看的时候吓了我一跳,我都不敢相信,因为里三层外三层的那个弹幕。我就说这个怎么看,这很奇怪,这是什么东西。但是他们告诉我,这是他们现在年轻人的一种欣赏方法,如果我对于《红楼梦》的普及能作一点贡献的话,我觉得这一版《红楼梦》做到了,所以我也很高兴。

曹可凡:许鞍华导演拍过几部张爱玲的小说,是不是就像李少红导演说的,改编名著是一个风险极大的事情?

许鞍华:尤其是如果这个名著有好多粉丝,我觉得如果去拍,其实是甘愿冒被骂的危险,去推广文艺,一个电影工作者,这是他的责任呢,还是他想这样做呢,还光是拍戏得到一些好的评价呢,就是你自己去想了,可是问题是我自己也是张爱玲的粉丝,所以我就甘冒这个被骂的危险。

王冠:许鞍华导演拍了很多有关于上海故事的电影,像《半生缘》,而且在上海取景拍摄的。

曹可凡:《姨妈的后现代生活》。

王冠:《姨妈的后现代生活》,您对上海是不是有一种特殊的情感?

许鞍华:你们都不知道,其实我们在香港,尤其是我们那一代,有好多上海的影响,我们自己也分不出来,因为一到香港,好像广东人跟上海人,大家都是南方人,虽然语言也是不通,可是大家比较融洽,比如我妈妈打麻将,有些她的牌友都是上海人,讲的广东话就是上海口音的。其中有一位,她就是第一个请我去吃大闸蟹的人,我不知道这有什么宝贵,因为她就觉得是个很特殊的东西,不像普通广东螃蟹这样,像一个仪式,所以我大概八九岁就第一次吃大闸蟹了。

曹可凡:那时候觉得大闸蟹好吃吗?

许鞍华:我吃了五个。

曹可凡:吃了五个大闸蟹?

许鞍华:吃完还吃馄饨。

曹可凡:上海的馄饨。

许鞍华:在那边我们住在北角,就是“小上海”,其实那个时候张爱玲就住在那里,我们住在附近可是我们没碰到过,一九五几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广东人通常对上海人又爱又恨,觉得他们是“外江佬”,可是他们剪头发,衣服,什么都是比广东人讲究的,所以如果有钱就要去上海理发店,也以这个招揽客人的,说是上海师傅,比如裁缝,做旗袍的,也要找上海人来做,因为他们的手工特别好。所以其实上海的文化也是我们文化的一部分。所以怀旧也是很自然的。

曹可凡:王冠你知道吗,许鞍华导演跟李少红导演她们还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她们敢用新人,敢发掘新人,像刚才许鞍华导演说她跟周润发、萧芳芳等合作。少红导演最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她对周迅的挖掘,当时您怎么看中周迅?

李少红:她是跟着别人一块儿来的,就是陪着男朋友来的。我因为比较了解她这个男朋友,他第一部片子就跟我拍,我就想他不喜欢拍古装戏,因为当时选《大明宫词》的演员,我觉得要不然就是两个人都演吧,这样子他不是就安心了吗。后来就让她(周迅)去试一下小太平,一试扮相还确实非常好,结果就是男朋友没来,她留下了。这就是一个过去的故事了,所以我们连着给她拍了三到四部戏,让大家在那几年的过程中间,连续看到了她的很多面,对于她观众就有相当的肯定,这样她就出来了,不像现在就太速成了,一部戏就想一下子拔尖,这个养成的过程其实对于一个演员来讲,是受益一生的。所以就像陈坤他也这样讲,陈坤也在我们这儿十年,他就觉得我们已经烙上了你的烙印了,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在他们今后的一生中,他们都认为是非常受益的。

1978年,李少红成为恢复高考后北京电影学院首届导演系本科生,梦想就此启航;1981年,许鞍华成为最早来到内地拍片的香港电影人,掀开了两地电影合作的第一页。她们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也是一个伟大时代的见证者。四十年来,第五代、第六代导演竞相绽放,内地、香港电影交流日益频繁,华语影片在世界影坛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未来机遇无限,一切大有可为。对与古稀之年的许鞍华和年届六旬的李少红来说,退休为时尚早,目标仍在前方。

曹可凡:中国从1978年开始,进入到一个发展的快通道,我想问一下两位导演,这四十年对于自己的成长,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李少红:我几乎就跟着这个脚印一直走到今天,也是我自己发展的这么多年。我觉得我一直是在改革的中心一样,可以算是见证了整个一个过程,因为最早的时候拍戏是上世纪80年代,然后经历了电影制片厂最早的改革,体制改革,就是不再是计划经济拍片,而是你们自己找钱自己去拍戏,也经历了市场化,1995年经历了市场化,《红粉》是当年第一部国产影片分票房的影片,所以基本上每一个第一和每一个什么好像都在你身上发生了,1995年,就是我拍《雷雨》的时候,也几乎是最早的电影导演去拍电视剧,进入了电视剧这个行业。在这个过程中间,我自己从原来只想到我怎么自己拍一个电影,到慢慢能够跟这个时代共同发展和进步,我自己也是收获很大。我觉得这几十年真的很充实。

曹可凡:其实你想这个时代给每个人的命运都带来很多变化,大家知道现在台湾有一位非常优秀的演员叫归亚蕾,她这几十年一直在大陆拍戏,你知道归亚蕾怎么会到大陆来拍戏,跟少红导演有关系的。

李少红:其实我也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就是电视剧的合拍,实际上我是第一次跟台湾演员跟香港演员在电视剧里合作,归亚蕾老师那时候都吓死了,因为1995年我们也是在柏林电影节遇到,回来要拍《雷雨》,我觉得鲁妈,我想象中就是她那个样。我就找到赵文瑄,我就想请他演周萍,请归亚蕾老师来演鲁妈,归亚蕾老师没来过大陆,还找了她丈夫先把我们调查了一遍,看我们是不是骗子。我们还想请鲍方老师来,就是鲍起静的父亲。我印象中的周朴园就是那个样子,所以我们就大胆地,那时候也是无知者无畏,我完全不知道这方面的政策,我就请了,请完了以后才知道我要去报备,报备那时候还没有电视剧司,电影局也不知道怎么对待我,广电部也不知道怎么对待我。包括叶锦添老师,就是《雷雨》拍完之后,我们拍《大明宫词》,那个时候传统电影厂的那些服化道和现在的建制是不一样的,我也没想到是我创始了这样一个建制,那个时候没有人物造型这个角色,这个岗位。我就在想应该有一个,我觉得应该有一个把演员的整个造型从服化上面统一在一起的人,所以叶锦添是《大明宫词》第一次启用他,之后介绍给了李安去拍了《卧虎藏龙》。

曹可凡:后来得了奥斯卡奖。

李少红:我觉得是时代推动我们在往前走。

曹可凡:许鞍华导演作为一个香港导演,怎么看这些年,尤其是电影的发展跟时代的这种关系?

许鞍华:时代永远比个人大,因为时代变得很快,比如四十年前拍电影跟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底片也不用了。我一个一个变化适应下来继续拍戏,我感觉已经很幸运了,可是现在我觉得,其实一直都没有从宏观的态度去看这个媒介,而且也没有跟人很紧密地合作,我希望一个是以后能多一点合作,因为觉得一个人单独去拍一部电影,真是有点太孤独了,另外就是像少红导演这样子,不光是做导演的事,做一些电影文化里头的事,一来没有那么闷,也没有那么孤独,而且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一看电影再回来拍,可能会更好。

李少红:其实我现在也挺感谢我1995年那时候去拍电视剧,因为我也不知道,当时并不知道胶片就没了。我那时候去拍电视剧的时候,很多同学其实是批评我的,觉得你怎么可能。

许鞍华:那个时候《半生缘》有一位剪辑助手,他去剪电视剧,他要偷偷去剪的。

曹可凡:那时候拍电视剧要被人说话的是吧?

李少红:被人说话的,同学都批判我,说我堕落了。你怎么能去拍电视剧。因为你拍了电视又接触了数字之后,我就在拼命告诉剪辑师,说你们以后都是非线性的,你们别在那儿摇片子了,没片子给你们摇了。我那时候就会有这种意识,但是很多剪辑师不听我的,北影厂的剪辑师说怎么可能呢?你在胡说八道,但是后来就发现确实是胶片没有了,就不用这个了,全是非线剪,所以对整个数字技术,我们变成了最早能够掌握这些技术的电影人,我们又回来用在电影上,最早去做特技,最早开始做调光,去做数字电影的这些功能,我觉得我们是受益的。

曹可凡:好的,再次谢谢许鞍华导演和李少红导演,和我们分享了她们自己的创作,谢谢两位导演。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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