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先斩后奏私自开仓放粮,皇帝非但没降罪,还夸他是社稷之臣

景泰三年(1452年),江苏地区连发大水,淹没了大片田地,毁坏的房屋不计其数,百姓流离失所,人心惶惶。有洪灾怎么办,当然是开仓赈灾。可那个年代信息不发达,像开仓放粮这种大事必须一级级汇报上去,等到朝廷审批,再一级级批示下来,地方官员才能开仓放粮。虽然时任漕运总督的王竑(hóng)在第一时间就写好奏疏,八百里加急地往上报了,可再怎么迅速,也得靠马蹄子一步一步跑过去。这时,王竑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发生了:有百姓饿死了。

守着满满一仓库粮食,硬是让百姓饿死。王竑听到汇报,非常气愤,猛地一拍桌子:不管这些烦琐的规定了,开仓放粮!灾民们蜂拥而至,很快挤满了专设的赈灾场地。由于多地遭遇洪灾,而除了王竑以外,其他地方官员都没敢私自开仓放粮,所以很快就连山东、河南等地的灾民也匆匆赶来,就为了吃上一口饭。如此一来,满满一仓库粮食很快见了底。看着众多灾民仍然吃不上饭,王竑很头疼,派人四处打听是否还有储粮的仓库。在得知徐州还有满满一大仓库粮食时,王竑特别兴奋,想开仓放粮,于是带人火速赶去了徐州。

然而掌管徐州广运仓的宦官反对开仓放粮。王竑一针见血地说:“如果再不开仓放粮,百姓早晚都有为盗的可能。万一真的民变了,那我就先杀了你,然后再去请罪。”看着气势汹汹的王竑,宦官不敢多想赶紧打开粮仓。于是,王竑获得了大量粮食,并派人分配给灾民们。

王竑不敢有丝毫懈怠,又赶紧上了道奏疏:一是急请朝廷分拨钱粮进行赈灾,二是给自己请死罪。在人命关天的危急时刻,明代宗哪里还顾得上治罪,直接交由王竑全权处理,让他统领赈灾事务。王竑带着大小官员没日没夜地投身到了灾区救灾与重建工作。但拨款有限,当王竑赶去其他灾区时,已经没有钱粮可以分了,朝廷离得也很远,远水也不能解近渴。

面对此种情况,王竑又用了对待徐州广运仓宦官的那一招。他叫来当地的商人财主,还是那句话:灾民若得不到救济,早晚会变成盗匪。商人财主们心里当然明白:一旦发生民变,自己就会成为最大受害者。所以,商人财主们纷纷掏腰包帮王竑赈灾。王竑并未止步于仅仅填饱灾民的肚子,他在灾情基本被控制的地方投放耕牛、种子以及农具,用以恢复生产。与此同时,王竑也开始极其繁重的善后工作:收殓、安葬死于灾害的百姓尸体,以防瘟疫扩散。

面对灾情,王竑没有墨守朝廷的旧规,而是冒着杀头的风险率先开始了赈灾工作,跟死神赛跑,最终使众多灾民获救。后来赈灾结束,王竑上书请罪。明代宗非但没有降罪,还高兴地夸赞王竑:“贤哉都御史!活我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