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欢迎回到《中国史纲》，我是施展。这一讲加餐，我要讲讲武威这个城市对于中国历史的影响。有可能你对武威这个名字有些陌生，但它在历史上可是大大有名，它是汉武帝时期设置的著名的河西四郡当中最东边的一个。
前面我讲敦煌的加餐里面也曾经提到过，河西四郡从东往西分别是武威、张掖、酒泉、敦煌。武威在古代还有另外一个名字，你可能更熟悉，就是凉州。
【撬动中国历史的武威】
武威在今天似乎已经是个沉默的小城了，但它在历史上对中国的影响可是大大地，完全可以称之为撬动整个中国历史的一个支点。没有武威，后来的中国历史就会走上完全不同的路径。
在介绍武威之前，我还是先简单地说一下河西走廊，这会更有助于你理解武威。河西走廊可不仅仅是咱们通常所说的丝绸之路的贸易通道，它的历史地位比这个要重要得多。
我在驻场答疑的第六讲专门和你分享过，中国有若干个过渡地带，比如长城沿线是中原与草原之间的过渡地带，康巴地区是中原与高原之间的过渡地带，这些过渡地带都是衔接两个亚区域的。而河西走廊则是中国唯一的一个，同时衔接起中原、西域、草原、高原，东西南北这四个方向的亚区域的过渡地带。
如果你熟悉这门课的话会知道，我经常说，过渡地带定义着那个远大于中原的中国，因为没有过渡地带的话，中国内部的多个亚区域就无法被衔接起来形成为一个整体。所以，在特定意义上可以说，河西走廊作为同时衔接四个方向的过渡地带，它才定义着“何谓中国”。
为什么河西走廊能有这么大的作用呢？这就与河西走廊的地理结构有关了。你可以看一下文稿里面的地图，更容易对我后面要讲的内容形成概念。
武威在兰州西面，而在兰州与武威之间，有一座山叫做乌鞘岭，它是河西走廊的东端起点。乌鞘岭是我国一个重要的地理分界线，该山脉以东是外流区域，河流都流入大海；这座山脉以西则是内流区域，河流只流入内流湖。
河西四郡就在乌鞘岭以西的内流区域，这里的水源补给主要不是靠降雨，而是靠雪山融水。河西走廊所依赖的雪山，就是走廊南侧的祁连山。祁连山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常年积雪，雪山融水浇灌了山脚下的多片绿洲，有些地方水草相当丰美。
比如张掖市下面的山丹县，在历史上便是极为重要的马场，匈奴曾经在这里牧马，后来汉武帝又在这里牧马，这里在今天是世界第一大军马场，在夏天的景色极为壮阔优美。霍去病攻占河西之后，匈奴人哀叹，“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指的就是这里。祁连山雪水浇灌出山脚下一个个断续的绿洲空间，主要的就是河西四郡，它们成为从中原通往西域的一个个中继站。
祁连山有几个重要的山口，山南的高原游牧人群通过这里可以进入河西走廊。走廊北侧的山脉则海拔相对较低，难以存住积雪，无法形成雪山融水，山的外侧便是沙漠。祁连山上的融雪流下来，形成河西走廊三大水系。
中国的大部分水系都是东西走向，流入大海，但是由于山形地势的原因，河西这三大水系都是南北走向，穿过戈壁沙漠，注入北方远处的内流湖，比如在今天内蒙古额济纳旗的著名的居延海等等。
草原游牧人群可以从蒙古草原顺着这些水系南下，进入河西走廊的水草丰美地区。这样，河西走廊又可以衔接起草原与高原。这也是为什么我在讲敦煌的加餐里提到，汉武帝打通河西走廊的首要目的是“隔绝羌胡”，就是把在青藏高原上的游牧者和北方草原上的游牧者给隔绝开，以免双方联手，威胁到长安的安全。
这样，你就可以看出河西走廊是如何能够衔接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的。在这种地理结构下，武威，或者说凉州，作为河西走廊最东端的重镇，它能够撬动中国历史，也就不会是特别令人惊讶的事情了。
凉州具体又是如何撬动中国历史的呢？我从如下三个角度来分别展开解释一下，文化的融合性、视野的敞开性和帝国的建构性。了解完这三个角度，你就会发现，凉州的历史不仅仅是关乎凉州，而是关乎到整个中国的历史命运。
前两个角度文化的融合性、视野的敞开性，这都关乎文化、精神气质这些软逻辑，我主要放在这一讲来讲。帝国的建构性，这关乎多元互动的硬逻辑，我放在下一讲跟你分享。
【文化的融合性】
一说到文化融合，你的第一反应可能是从丝绸之路上传过来的异域文化，通过河西走廊进入中原。但是我要告诉你，远不仅如此。凉州曾经成为儒家的避难所，并且在之后又反过来对中原形成深刻影响。这段历史就发生在五胡乱华以及其后的北魏时期。
从东汉末年开始，中原儒家的传承过程逐渐落在一系列的大家族身上。到了西晋末年天下大乱，长安洛阳都沦为废墟，这些有学问的大家族多半都四处流散。流散主要就是两个方向，一是跟随残存的晋朝皇室逃往江南，再一个就是逃往远离中原，相对来说秩序安定、经济富饶的河西走廊地区。
今天咱们一说起河西走廊，可能感觉这是经济相对落后的地方，古代的河西走廊可不是这样，非常富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就提到，在唐朝时人们都说，“富庶者无过陇右”，就是说没有比河西更富庶的地区了。直到现在，还流传着“金张掖”、“银武威”的说法。
五胡乱华时期的河西走廊地区，先后建立了前凉、后凉、南凉、北凉等等被统称为“五凉”的五个小国，其中最强盛的三个都是定都在武威，也就是凉州。除了前凉之外，另外四个都是胡人建立的。但无论是什么人在统治，都很重视儒家文化。结果是，在中原严重沦丧的儒家文化，反倒在这些胡人小国、尤其是武威获得了很好的保存和发展。
天下大乱一百多年之后，中原地区新崛起一个鲜卑人建立的大国北魏，它向西扩张，公元439年灭亡了五凉中最后的一个，匈奴人建立的北凉，随即把凉州的这些儒家学问大家族都给迁徙到了北魏当时的首都平城，也就是今天的山西大同。河西所保存的儒家学问的流脉，就成为北魏极为重要的文化来源。
陈寅恪先生因此提出，北朝的文化系统主要有两个来源，一个是江南，一个就是河西。他更进一步提出，北魏后期迁都洛阳这个事情，极有可能与河西学脉的影响有关。而北魏的文化，就是后来让中国人无比自豪的隋唐大帝国的文化母体。可以看到，孕育着河西儒家学脉主体的凉州，显然是在撬动着中国的历史。
在北魏把凉州的儒家人物迁走之后，这里的文脉遭受重创，但是到了明朝，凉州又修建了一个全国第三大的巨大孔庙，今天仍然完整地保留着。很难想象在离帝国核心区如此遥远的地方有着如此规模的孔庙，里面有几块碑，上面刻着从明到清，凉州地区走出来的进士名单，看到那长长的名单，非常让人惊叹。
五凉对中国文化与历史的影响可不止是儒教，还有佛教。北凉时期，在武威郊外的天梯山开凿了天梯山石窟，结果北魏灭亡了北凉之后，就把开凿石窟的工匠也全都带走了。这些工匠接下来开凿了北魏首都大同郊外的云冈石窟，在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那些工匠们的后继者又开凿了洛阳郊外的龙门石窟。可以说天梯山石窟就是中原地区的石窟之母，在根本上影响着中国的佛教造像艺术。
包括我在敦煌那期加餐提到过，胡人高僧鸠摩罗什，他就曾在凉州前后停留了17年的时间，他在这里经受了一系列的考验，心性获得升华，又学会了汉语。鸠摩罗什是被后凉的统治者从西域的龟兹（今天新疆的库车）带到凉州的。后来后凉又被羌人建立的后秦灭掉，鸠摩罗什被带到长安，在这里，鸠摩罗什开始了他所主持的空前的佛经翻译事业，翻译出74部、584卷佛经。
今天我们所熟悉的佛经的开篇语“如是我闻”，就是出自鸠摩罗什的手笔，电影《倩女幽魂》当中法力无边的《金刚经》、王菲曾经改成歌来唱的《心经》，也都是鸠摩罗什翻译的。鸠摩罗什所开创的汉传佛教，不仅对中国，对整个东亚精神世界的影响与改造都是全方位的。
如果没有在凉州停留的17年时间，鸠摩罗什很可能也难以获得如此之深的功力。鸠摩罗什停留凉州期间所住的鸠摩罗什寺，就在武威的市中心，今天的寺庙已经是百年前大地震毁坏过后重建的了，但是寺中供奉着鸠摩罗什舌舍利的罗什塔，仍然是1600多年前留下的古迹。
我在讲敦煌的加餐里面也提到，佛教进入中原，河西走廊是个重要的中介，让佛教有机会在这里和不占统治地位的儒教文化先进行某种融合，然后才能继续向前进入中原，而不是直接被中原儒教排斥掉。讲了凉州的儒教和佛教共存的盛况，你一定对河西走廊的这种中介地位的重要性有更深的感觉了。
这些无一例外地都是在整体上撬动着中国的历史。
【视野的开阔性】
说完了文化的融合性，再来说说视野的敞开性。这最直观地体现在唐诗当中。
我猜想你读唐诗的时候大概会有跟我差不多的感觉，读来最为血脉贲张摄人心魄的，就是那些边塞诗。诗人的视野与精神格局，非常直观地象征着一个时代的视野与精神格局，唐代雄视万里、雍容豁达的精神格局，通过边塞诗获得最好的表达。
全唐诗里面有大约两千首边塞诗，其中有一大半指向广义的河西，边塞诗当中还有一种著名的体例，叫做“凉州词”，很多大诗人都以此为题写过众口流传的诗篇。不过要说明一下，凉州词不是专门写凉州的，它是唐代所流行的一种曲调名。
凉州乐舞也是隋唐时期王朝乐舞中的精华，甚至于唐玄宗时期的乐曲，很多都以边地命名，比如《凉州》、《伊州》（伊州，今天的新疆哈密）、《甘州》（甘州，今天的张掖）。
我还非常喜欢王维的一首诗，“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诗人走出汉家边塞，进入胡人土地，北归的大雁告别中原水草回归到胡人的天空，胡汉在这里不是判然对立的两方，而是在一种宏大的视野格局当中，连续过渡的两个自然空间。体验过这样一种气魄与格局之后，各种斤斤计较的小气与“非我族类”的猜忌，就都会在“大漠孤烟”与“长河落日”的雄浑之气中，被透视出琐屑与不堪。
诗中还提到居延海，这是河西三大水系之一黑河水系的尾闾湖，诗人在这里听到了数千里之外的蒙古草原上，边塞大将燕然都护的消息，河西地区连通中原、西域、草原的空间感，仅用寥寥几个字就都给展开了。
可以想见，没有边塞诗，就不会有光芒四射的盛唐气象；而没有河西及西域对于诗人视野的敞开，王朝的格局又如何才能打开呢？这些都构成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记忆当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倘若没有它们，我们便无法想象我们今天的样子。
【作者简介】施展，辽宁阜新人，政治学学者，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政治学教研室教授。外交学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