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隐公是《春秋》开书第一君，《史记》说《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为此，有人就认为鲁隐公是贤君，《春秋》开始于鲁隐公，这是为了褒奖他。
晋朝的杜预在《春秋左传集解·春秋序》中言：
曰：“然则《春秋》何始于鲁隐公？”答曰：“周平王，东周之始王也。隐公，让国之贤君也。考乎其时则相接，言乎其位则列国，本乎其始则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绍开中兴，隐公能弘宣祖业，光启王室，则西周之美可寻，文武之迹不坠。是故因其历数，附其行事，采周之旧，以会成王义，垂法将来。所书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历即周正也，所称之公即鲁隐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鲁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此其义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章往考来，睛见乎辞，言高则旨远，辞约则义微，此理之常，非隐之也。圣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后，方复隐讳以辟患，非所闻也。子路欲使门人为臣，孑L子以为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论也。先儒以为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既已妖妄，又引经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诬。据《公羊》经止获麟，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数，故余以为感麟而作，作起获麟，则文止于所起，为得其实。至于反袂拭面，称吾道穷，亦无取焉。”
杜预很明确地认为，鲁隐公，是让国之贤君。
鲁隐公能够摄政即位，很可能是各方权力博弈的结果，虽然是庶出，但是长而贤。先让他干几年，等鲁桓公长大后，他再将大权交给鲁桓公，这种设计，也无可厚非，仅从这种设计而言，也体现不出鲁隐公就是有大德大贤之人。
从史实上看，他不坏，但是，他也只是有让国之言，并无让国之行。
章太炎在《国学讲义》一书中言：“列国春秋，本非同时并作，鲁则隐公时始有春秋耳，非孔子有意托始于隐公也。后人以太史公世家首太伯，列传首夷、齐，推之《春秋》始于鲁隐，其意正同。其实太史公或有此意，孔子则未必然。隐公但有让桓之言，而无其实事。云‘使营搜裘，吾将老焉’者，不过寻常酬酢语耳，何尝真以国让哉！”
总的来说，鲁隐公遵守礼法，进退有据，恬淡善良，算得上是一位谦谦君子。很多场合或活动，鲁隐公都不参加，因为他不是正式的国君，于此，可以看出他很自觉。比如改葬鲁惠公时，隐公不敢以丧主的身份到场哭泣。鲁隐公也没太滥用权力，他的母亲声子去世了，他也没有安排国葬。隐不敢从正君之礼，亦不敢备礼于其母。
当然，鲁隐公也有任性的时候，比如隐公五年春季，鲁隐公准备到棠地观看捕鱼。棠地离国都较远，臧僖伯认为，此行不合礼制，极力劝阻。可是，隐公说：“我是打算视察边境呀！”最终，还是不听劝阻地去了，让捕鱼者摆出捕鱼场面来观看。臧僖伯推说有病，没有跟随前去。很奇怪的是，当年十二月末，臧僖伯就死了。隐公说：“叔父对我有怨恨，我不敢忘记他的忠诚。”于是按照原等级加一级的葬仪安葬他。显然，棠地观鱼是鲁隐公一次不光彩的举动，但，我觉得也无伤大雅，谁能不做错几件事呢？
刚开始几年，鲁隐公还是积极作为的。比如他刚即位不久，就与小国邾结盟于蔑，与仇敌宋国结盟于宿，第二年，会戎于潜，与戎结盟于唐地，与纪国联姻，通过一系列的外交活动，改善鲁国与四邻的关系，
只可惜，鲁隐公最大的毛病是，优柔寡断，对权力掌控不足，对国家无法实施有效管理，致使臣子恣意妄为。大夫费伯私自率领军队修筑郎城，公子豫率领军队与邾、郑会和攻打卫国，羽父率领军队与宋、陈、蔡、卫一起攻打郑国。在这些事件中，不是没有得到隐公命令，大夫私自去做，就是隐公明令禁止，也未能阻止得了。
羽父请杀桓公，将以求大宰。公曰：“为其少故也，吾将授之矣。使营菟裘，吾将老焉。”羽父惧，反谮公于桓公而请弑之。
鲁隐公之死，不能不说有他自己的一部分原因，对于羽父这样的行为，至少需要做出回应，或是有所防范的。你要是想让位，就早点让，以免让桓公心生猜疑。若是为桓公顺利即位考虑，羽父这样一个有虎狼之心的人，是否该考虑一下如何防范之呢？剪出他的军队，或是把他撵到外国去。
有人说，鲁隐公无权力欲望。对此，我不大认同。真无权力欲望的话，他就应该早早让位。鲁桓公为何同意羽父为他除掉鲁隐公，不就是因为鲁隐公迟迟不让位吗？至少也是鲁隐公让位的势头很不明朗，否则，鲁桓公也犯不上用背负杀兄骂名的代价来取得君位了。
没忍心杀掉弟弟，反被弟弟所杀。
当断则断，不断则乱。
当一国之君，仅仅是个好人，还是远远不够的。
既很难有所作为，甚至连命都保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