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千古完人？

想不到AI18科技

历史上若是有千古完人的话，他也是周恩来总理。

周恩来是新中国的缔造人之一，新中国成立之后，他被选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

他在担任总理期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感染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民。这一时期，中国大地上无论是发生了水灾，旱灾，还是地震.....。我们都能在第一时间，留意到周总理的身影。他要和人民共患难，同进退。

他想人民之所向，急人民之所急，总是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就是他的无私奉献让

中国人民受益无限，所以，周恩来才成为了人民心目中近乎完美的人。

周恩来在担任总理的时候，不但处理国内的事务，他还要处理复杂的国际关系。

二十世纪的世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

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既要和发达国家处好关系，又要得到发展中国家的支持。

这个历史使命，就被周总理担负了起来。

最终，他靠着自己的智慧与机智，让中国得到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尊重与拥护。尤其是他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解决了很多国家的领土争端，为世界的和平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正是周恩来总理在外交中做了很多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的事，所以也让他在国际上赢得了很好的名声。他在国际上也是一个近乎于”完美“的人。

到了周恩来总理去世的时候，为了表达对周总理的敬意与缅怀，联合国还破例的降了半旗。国内更是出现了十里长街送总理的盛况。

当然了周恩来为民做事的实例还有很多，我们就不过多的举例了。

关于周总理的事迹，你还知道哪些？

汉史趣闻

史学达人

千古完人应该不可能存在的，是人就总会有不足之处。

我认为离这个最近的应当是王阳明。

王阳明是中国最后一位圣人，儒家“心学”的集大成者，通俗来讲，孔子创立儒学、孟子、荀子各自发展了儒学，之后历代儒家学者各自研究，宋朝的朱熹提出了理学，和他对立的陆九渊一派提出了心学，两派基本上代表了孟子、荀子千年以来的派系纷争，而到了明朝，王阳明以一己之力，结束了这个争论，儒家从孔子以来，再次统一在王阳明身上。

当然，说王阳明统一了儒学有些夸张，实际情况是，王阳明作为“心学”的领导者，把儒家其他流派打得毫无还手之力，一枝独秀的阳明心学，倒也可以被认为是统一了儒学。

古代人们评定一个人能否成为圣人，主要看三个方面，立德、立功、立言，称为“三不朽”，意思说只要做了这三个中的其中一个，就足以名流千古、永垂不朽了。

王阳明，他把立德、立功、立言全部都做到了。

他提出致良知，说人都是有道德的，只不过有的人被名利私欲蒙蔽了道德良知，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人要从行动中出发，摒除邪念恶意，从严修身。从这方面讲，他不仅自己立德，还要使天下人人立德。

王阳明立功主要是三个方面，他平定了江西的匪乱，保护一方百姓，平定宁王叛乱，维护国家统一，平定西南土司反乱，为国家开疆拓土。

最重要的部分，立言，他也做到了。他的门人弟子收集编刊了他的教学理论，统称为《传习录》，集中体现了他的心学思想。这本书后来流传到了朝鲜、日本，也成了当时读书人治国安民的指导手册。

近代日本的海军大将、被称为“日本军神”、“东方纳尔逊”的东乡平八郎，经常在腰间挂着一个小木牌，上面写着七个大字，“一生伏首拜阳明”。蒋介石也信奉王阳明的心学，为了表达对王阳明的敬仰，他甚至把台湾的一座山，改名为“阳明山”。

张景略

不完美才是完美，怎么可能有正真的完美呢？

没有完美，要说完美，宇宙就是完美，地球就是完美，天地就是大美，道法天地的人就是完美的人。若要从这个角度讲，完人有的，那就是王阳明，老子庄子，释迦牟尼等。还有很多很多，只是说不出名字而已。

但是，天地是永恒的变化，所以，完美不是一个点，一个固定的点，不是，它是一个过程。生老病死就是一个完美的过程。你不想死，或者想死，都是不完美，只有唯然的人才是完美。

我们老说释迦牟尼是唯心主义，那是你不懂，释迦牟尼怎么是唯心主义者呢？老庄，老释都是唯然主义者。你去看金刚经，世尊说得很清楚，如何降服其心？就两个字“唯然”。我们都在瞎说，明明是唯然，非要说它是唯心，还要跟唯物对立起来讲。

唯然的人才是完美的人，才是完人。一定要有个标准，不然怎么区分完人和凡夫呢？

王阳明是完人，它说心即是理，知行合一，它肯定做到了，做不到的人不会说的出这些话的。

理是什么，就是你身体里面的王，身体里面有一个王，那就是“理”，心就是理，你只要跟那个理在一起，跟那个大王，里面的王在一起，就是知行合一。知就是心，心跟理，或者说知跟行，就是合一的，当你跟理，内在的那股气，或者说烦恼，或者说情绪吧！理就是内在的那股能量，你只要跟那股能量在一起，你就是知行合一，行就是那股停不下来的气。气怎么可能停得下来，怎么能被征服？你没办法战胜自己内在的那股能量的，它就是王，就是理，就是行，就是停不下来，就是永恒的道，你只要跟着它，就是合一了。就是当体即空了。

当体即空就是知行合一。你只要跟着那股能量，那么是谁在跟呢？就是你的意识，就是那个知呀！难道不是？已经合一了，只要跟着内在的那股能量，就是惟道是从，就是孔德之容。

就是一个完美的人。不要成为世俗中的完人，要成为内在合一的完人。知行合一发生在内在，不是外在。当体即空还是发生在内在。理不是什么特别的东西，就是内在的那股气，能量，就是老子讲的抟气致柔，能如婴儿乎？抟气就是跟那股气在一起呀！还有什么解释呢？就是知行合一呀！

😃😃😃😃😃😃

六祖坛经新解

叶剑英说:“如果这个世界上有完人，那一定是毛主席″。

扶正2

世纪伟人邓小平！

君230835428

曾国藩(1811年11月26日-1872年3月12日)，初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谥文正，汉族，出生于湖南长沙府湘乡县杨树坪(现属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荷叶镇)。晚清重臣，湘军之父，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者。清朝军事家、理学家、政治家、书法家，文学家，晚清散文“湘乡派”创立人。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谥曰文正。毛泽东有曰：“予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表达出对这位已故乡人的推崇之情。

维娜生活记

很多人都知道，启功出身皇族，是清雍正帝的第九世孙，可是他一点也没受到皇恩的泽润。由于是降袭制，到他曾祖父这一辈，受封爵位的俸禄已经连养家都不够，只好靠教家馆来维持生活。启功刚满一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去世了，揭开了家族急剧衰败的序幕；十岁时，曾祖父和祖父又相继去世，家业因偿还债务而破产，从此就靠寡母和终身未嫁的姑姑抚养。靠着曾祖父和祖父门生的资助，家庭勉强维持生计。为了养家糊口，启功初中未毕业便辍学了。

　　苦难的生活，磨炼了启功的意志。辍学之后，他没有消沉，也没有放弃学习。他一边教家馆挣钱贴补家用，一边寻找工作，同时跟随几位老先生，学习中国古典文学，习作诗词文章，练习书画创作。艰难的环境，养成了他虚心求教的学习态度，锻造了他刻苦钻研的学习毅力。他不拘一格，师从百家，如饥似渴地学习传统文化，奠定了以后做学问的基础。在漫长的岁月里，无论是当年初出茅庐的青年后生，还是艰难坎坷的中年时光，抑或后来名满天下的博学大师，他从来都没有懈怠过，一生都在学习和思考。他在书画创作、书画理论、书画鉴定、诗词创作、古典文学研究、古代文献学研究、古代汉语研究以及历史学、宗教学、版本目录学等方面都卓有成就，这些成就都不是在课堂上学来的，而是他“东抓一把西抓一把”“抓”来的。

　　在学术研究和书画创作中，启功最可贵的是不盲从前人，更不迷信权威，不懂的东西总要弄个究竟。他敢于怀疑前人的学说，大胆地提出自己的观点。比如，他向溥心畬学画，溥心畬总说“要空灵”。至于怎样“空灵”，他也说不上来。启功就一边临摹学习一边用心琢磨，终于有一天明白了“空灵”的道理。再如，关于书法的结字、用笔，元代著名书画家赵孟頫说：“书法以用笔为上，而结字亦须用功。”这一观点流传了几百年，从来没有人怀疑。可是启功通过几十年的创作实践得出的结论却不同。他认为：“从书法艺术上讲，用笔与结字是辩证的关系。但从学习书法的深浅阶段讲，则应是以结字为上。”他经过多年的探索，发现练字的九宫格、米字格并不准确，因为字的重心聚处并不是在格的中心点，而是在距离中心不远的四角处。“用笔何如结字难，纵横聚散最相关。一从证得黄金律，顿觉全牛骨隙宽。”（《论书绝句·九十九》）

　　启功先生是一个认真的人。从十几岁到八十多岁，他天天临帖，几乎从未间断。当浮躁之气充斥书画界，一些人以奇为美、以怪为美、以丑为美的时候，他仍然坚守着自己的美学原则，认认真真、老老实实、一笔一画地写着自己的字。2000年4月，88岁的他在《光明日报》发表长文《读〈论语〉献疑》，就《论语》中的一些众说纷纭的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表现了他对思想史重要问题的思考，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2003年10月，91岁高龄、行动不便的启功先生抱病到国家图书馆作讲座《沈约四声及其与印度文化的关系》，对中国诗歌韵律来自印度的说法予以反驳。2004年7月，他出版了《启功口述历史》《启功讲学录》等三本书，留下了许多珍贵史料和重要观点，此时距离他逝世已不到一年。他是真正地“活到老、学到老、思考到老”。他是在与时间赛跑，努力给后人多留下一些东西。正是由于这种独立思考的精神，他才能独辟蹊径，自成一家。

　　老师的教诲，令启功牢记终生。在2004年出版的《启功口述历史》中，他郑重地说：“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我作出了一次重要的正确的选择，对我来说，这是无价之宝，而帮我指点迷津的恰是陈老师。他指导我怎样正确衡量自己，认识自己，怎样摆正自己的社会位置，选好自己的人生舞台。”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他认真走好每一步，不容自己有任何错失。1957年“反右”，他莫名其妙地被打成右派，并接连被撤销了教授职称、北京市政协常委和九三学社社员的资格，工资也被降了一级。在巨大的打击面前，他没有沉沦。不能上讲台，就利用劳动改造的业余时间潜心学术研究。1964年，他的第一部学术专著《古代字体论稿》出版，引起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几年之后，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猛然袭来，启功先生又被打为“准牛鬼蛇神”，被不断审查，并要接受集中学习和劳动，家中也被查封。但在这艰难岁月，他仍利用运动的间隙和休息时间，反复推敲和修改，酝酿了另一部学术著作《诗文声律论稿》，并在1977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改革开放之后，启功先生迎来了“迟到的春天”，他的书法声名日隆，一字千金。先生并没有以此自矜，以书法家自居。凡是向他求字的，他几乎有求必应。特别是一些修理工、服务员，他常常主动赠字感谢他们的劳动。这在客观上也造成了社会上对他的字太“滥”的非议。而先生毫不介意，因为他本来就没像有的人那样拿字卖钱。

　　先生对普通人如此谦和，可是对一些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权贵就不假以辞色了。先生曾经给我讲过两个真实的故事。一次，一位商人向他求字，说要制成匾额挂在酒楼上。启功问：你们有经济效益，我要不要经济效益？来人问他要多少钱，并拿出一沓钱给他。启功说：你没有诚意。你如果有诚意，不等我问，就应该主动提出报酬的事。哪怕是两角钱，那也是你的诚意。等我问你了，再多的钱也不是你的诚意。今天就教教你什么叫诚意。还有一次，一位自称是空军首长秘书的人来替首长索字，态度蛮横。启功缓缓问道：“我要不写，你们首长会不会派飞机来炸我？”那人没想到他会这么问，赶紧回答：“那当然不会。”启功说：“那我就放心了。你走吧。”

　　对于原则问题，先生从不苟且。1993年，他发现有人假冒他的名义，对古书画作品进行鉴定，造成书画市场的混乱。对此，老先生非常愤怒。当年6月17日，他专门约见我，委托我代他发表声明：“从今以后，启功不再为任何个人收藏的古字画鉴定真伪，凡有以‘启功’名义在个人收藏的古字画上题签的均为假冒，概与本人无关。凡以我的名义欺诈别人的，属于犯罪行为，我要保留追究刑事责任的权利。”先生恳切地说：“这事我想了很久，终于下了这个决心，请你在报纸上为我发表一个声明。”二十多年过去了，先生当年严肃、认真而又焦急的神情仿佛还在眼前。

　　净，还体现在先生对自己的无情解剖和严格要求上。1938年，启功失业后，为生活所迫，曾短暂地在日伪政府里做过一个比科员还低的小职工，总共不过三个多月。为此他一直深深自责，视为自己人生道路上的一个污点。新中国成立后，启功主动向陈垣校长坦白了这件事，陈校长听了，只说了一个字：“脏！”这一个字，启功记了一辈子，并且郑重地写进了《口述历史》中：“就这一个字，有如当头一棒，万雷轰顶，我要把它当作一字箴言，警戒终身——再不能染上任何污点了。”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启功不惜自曝其丑，没有掩饰自己，更没有美化自己，这不但是“不为尊者讳”，而且是“不为自己讳”了。

旷达：能与诸贤齐品目，不将世故系情怀

　　认识启功的人都知道，先生幽默，开朗，达观，诙谐。其实启功先生“幼时孤露，中年坎坷”，几十年的风云变幻，他历尽苦难，饱尝忧患，心中的痛是旁人所难以想象的。可是，他却能够超然对待人世间的荣辱冷暖，始终保持着自信、自爱和自尊，保持着一颗乐观辽远的赤子之心。

　　在十年浩劫的荒唐岁月里，先生刚刚摘掉“右派”的帽子不久，又被打为“准牛鬼蛇神”，一天到晚不断地接受审查，接受集中学习和劳动改造，家中也被查封。老伴和亲人都为他的精神状况而担心，但他却一如既往地微笑：“你们放心，我事情忙着呢，没时间琢磨自杀！”他挥笔写下一副对联：“草屋八九间，三径陶潜，有酒有鸡真富庶；梨桃数百树，小园庾信，何功何德滥吹嘘。”

　　启功的书法博师古人，典雅挺秀，美而不俗，在当代书坛独树一帜，受到书法界的高度评价和社会大众的广泛喜爱。可是，也有些人不以为然。有的人说他是“馆阁体”，有的人说他写得太滥了。其实，启功从来没有把自己的字当回事，更没有把自己的字当作牟利的工具。他菩萨心肠，来者不拒，天天为众多认识的或不认识的人无偿劳动。面对各种议论，启功先生一贯相当达观，毫不在意：“我不在乎别人称我什么‘馆阁体’，也不惜自谑为‘大字报体’，反正这就是启功的书法。”“开门撒手逐风飞，由人顶礼由人骂。”

　　“您一生历经坎坷，为什么能够不失赤子之心，仍然保持着乐观向上的心态呢？”我曾像很多人一样，好奇地问过启功先生。他答道：“小孩子有句顺口溜：‘手心手背，狼心狗肺。’我是‘手心手背，没心没肺’。人的一生主要是‘过去’和‘未来’，‘现在’很短暂，已经过去的事，还想它做什么？要多想未来。我幼年丧父、中年丧母、老年丧妻，没有子女，但很舒服，什么牵挂都没有了！当右派不许我教书，我因祸得福，写了许多文章……幸亏有那么多曲折，让我受到了锻炼。我最反对温习烦恼，自找不痛快干什么！”先生提倡向前看，这是看似浅显却很难做到的真智慧，然而，先生确是真正地做到了。

　　启功书法出名后，社会上仿冒者众，北京潘家园还有专门批发的。有一次他来到一家专卖“启功书法作品”的铺子，一件一件看得挺仔细。有人问他：“启老，这是您写的吗？”启功微微一笑：“写得比我好！”在场的人全都大笑起来。过了一会儿，他又改口了：“这是我写的。”有人开玩笑说：启先生养活了一代人。心善如佛的启先生说：“人家用我的名字写字，是看得起我。再者说了，他一定是生活困难缺钱用，我干吗要打破人家的饭碗呢？他要是来跟我借钱，我不也得借给他吗？”这种观念虽然不符合知识产权保护法，却体现了启先生一贯的仁者情怀。

　　启功晚年身体不好，疾病缠身，饱受折磨，非常痛苦，可他却能以幽默来化解病痛。他曾因心脏病多次住院，他就笑对人说：“嗨，我的心坏了坏了的！”他的很多诗词都是在病中写成的，也有很多诗词是以“生病”为题材的。有一次，先生心脏病突发，送入医院抢救，并下了病危通知单，众人都替他担心。可他醒来后，却在病床上吟起诗来：“填写诊单报病危。小车直向病房推。鼻腔氧气徐徐送，脉管糖浆滴滴垂。心测功能粘小饼，胃增消化灌稀糜。遥闻低语还阳了，游戏人间又一回。”（《心脏病突发，送入医院抢救，榻上口占长句》）还有一次，先生因颈椎病发作，去医院做“牵引”治疗。这般痛苦事，他却开心地喻为“上吊”，形神毕肖地写下《西江月》：“七节颈椎生刺，六斤铁饼拴牢。长绳牵系两三条。头上数根活套。虽不轻松愉快，略同锻炼晨操。《洗冤录》里每篇瞧。不见这般上吊。”

　　一个人对于生死能如此豁达，对于名位权势就不会放在心上了。论名分，他是最早一批“博导”，货真价实，但他始终不当回事，每每谈及，他总是说：“我是‘拨倒’，一拨就倒，一驳就倒。”论权位，1999年，他被任命为中央文史馆馆长，人家告诉他这是“部级”，先生就故意打岔说：“不急，我真不急！”实际上当时启功先生还真的不是“部级”；直到2000年之后，才享受了“副部级待遇”。听到这一消息，我感到震惊！可启功先生对什么级别、什么待遇从来都毫不介意、毫不在乎，他是真的一点都“不急”。有一次，我听见他打电话，那头说话人称他“馆长”，他颇不高兴，说：“我是饭馆馆长，不，饭馆馆长也不是，做不了。”

　　幽默，不只是一种性格，而是一种自信，一种修养，一种胸怀，一种境界。先生的无所畏惧，缘于看淡生死、不计名利，缘于性格的洒脱和心胸的豁达。“宠辱无惊希正鹄”，“何必牢骚常满腹”，这是他一生对自己的要求，也是规劝世人的殷殷期望。有一位先生，当年随着“反右派”的批判大潮，参加了多次批斗启功的活动，下手不可谓不狠。风潮平息后，他出于自责处处躲着先生。当后来再见面时，还未等他“深刻反省”，启先生就忙着安慰他，替他开脱：“陈年老事别放在心上，那个时候就好比在演戏，让你唱诸葛亮，让我唱马谡，戏演完了就过去了。”开阔胸襟，竟至于此，令闻者无不动容。

感恩：万点松煤写万松，一枝一叶报春风

　　启功在成长的过程中，得到了很多人的关怀和帮助。他始终铭记着别人对他的恩惠，当他有能力回报的时候，他不遗余力地报答那些帮助过他的人，并把他的大爱洒向社会，尽力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万点松煤写万松，一枝一叶报春风。轮囷自富千春寿，更喜阳和日正东。”（《扇上写青松红日为励耘师寿》）这是他为给陈垣老师祝寿而写的诗。陈垣是启功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位恩师，无论是对他的为人为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启功终生不忘师恩，努力回报师恩，并用实际行动传承老师爱国爱民、心忧天下的精神。1980年，北师大为了纪念陈垣校长一百周年诞辰，决定隆重举行纪念大会，启功主动承担起写会标的任务，每个字直径一米左右。当时他的住房很小，家中也没有写大字的抓笔。年近七旬的老人就把四尺整张的宣纸铺在不足两平方米的地上，把毛巾团起来制成一支特殊的抓笔，跪在地上书写。由于房间小，只能写一张晾一张，然后再写下一张。就这样，“纪念陈垣校长诞生一百周年”12个大字，整整写了一个上午。在一旁帮助扶纸的学生感动地问：“先生怎么下跪了？”他回答：“给老师下跪有什么不应该呢？”

　　对老师如此，对其他给予过他帮助的人同样如此。吴镜汀、溥雪斋、溥心畬、傅增湘，牟润孙、台静农、余逊、柴德赓……对这些前辈和朋友，启功都是竭尽所能地予以回报。懂得感恩，是做人的一个基本要求，可是很多人连这个基本要求都做不到。启功终生对社会、对亲人、对师友都怀着感恩之心。

　　启功对亲人怀着深厚的感情。有一次，我到先生府上，先生向我展示昨夜写就的一首七律：“钞币倾来片片真。未亡人用不须焚。一家数米担忧惯，此日摊钱却厌频。酒酽花浓行已老，天高地厚报无门。吟成七字谁相和？付与寒空雁一群。”先生说，夜里睡不着，想起死去的母亲、姑姑和妻子，当年她们在世的时候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现在有钱了她们却不在了。言语间不胜悲怆，令我几乎泪下。

　　先生对亡妻的感情令人感动。妻子去世之后，启功在极度的悲痛中写下了催人泪下的《痛心篇二十首》，以极朴素的语言表达了他与老伴之间生死相依的深厚感情：“君今撒手一身轻，剩我拖泥带水行。不管灵魂有无有，此心终不负双星。”

　　启功还把他广博无私的爱洒向社会，帮助了无数需要帮助的人。他对国家和民族怀有真诚而深切的感情。每当一些地方发生重大灾难，他都踊跃捐款，积极参加赈灾义卖活动。他多次捐款资助贫困学生。改革开放后，很多贫寒的学生考入北师大，生活相当困难，启先生得知后十分焦虑，决心用自己的力量帮助他们，便于1990年在香港举办书画义卖，筹集资金160余万元，设立“励耘奖学助学基金”，激励学生继承和发扬陈垣先生的爱国主义思想及辛勤耕耘、严谨治学、奖掖后学的精神。执教70年的启功，究竟为贫困生付出了多少？在这样的疑问面前，他总是淡然地摆摆手说：“记不清了。”

　　对别人的恩德永远铭记在心，并且终身回报；对自己的付出却“记不清了”。这就是启功先生，一位“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仁者和智者。

人无完人、启师先生是当代唯一的完人！





杏子凡

周恩来总理是千古完人！

旺堂轩

王阳明、曾国藩都是千古第一人。

修身齐家治国中华千古第一完人。中国自古就有立功(完成大事业)、立德(成为世人的精神楷模)、立言(为后人留下学说)“三不朽”之说，而真正能够实现者却寥若星辰，曾国藩就是其中之一。他打败太平天国，保住了大清江山，是清朝的“救命恩人”;他“匡救时弊”、整肃政风、学习西方文化，使晚清出现了“同治中兴”;他克已唯严，崇尚气节，标榜道德，身体力行，获得上下一至的拥戴;他的学问文章兼收并蓄，博大精深，是近代儒家宗师，“其著作为任何政治家所必读”(蒋介石)，实现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事业，不愧为“中华千古第一完人。”

大家都知道，中国历史上达到“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标准的只有两个半人:孔子、王阳明、曾国藩算半个。

儒家认为，历史上达到圣人标准的只有四个人:孔子、孟子、朱熹、王阳明。

至今还公认的评价说，中国历史上只有两个圣人，他们是:孔子、王阳明。 有评价说:中国历史之中，文人用兵当以三个人为最!这三人分别是:诸葛亮，王阳明、毛泽东。 王阳明立功:多次替朝廷平叛，从无败绩，乃明杰出军事家。立德:提出致良知，知行合一，而且桃李满天下。立言:创立与程朱理学分庭抗礼的心学，成为儒学又一宗。 曾国藩立功:打败太平天国，为大清挽狂澜于既倒。立德:以儒家为宗，每日修身养性，砥砺自律，戒骄慎独。立言:曾文正公文集。

王阳明故居的楹联是后人对他一生的总结:立德立功立言真三不朽 明理明知明教乃万人师

对曾国藩，后人也以一副对联对他总评价: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 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

王阳明天资异于常人,是百年难出一个的奇才。曾国藩则以中等之资，凭着吃得苦、耐得烦，开出一片夹缝中的天地。后人对两位巨人的评价都很高，都说是真三不朽。但是相对来说，王阳明是公认的真三不朽，而曾国藩是两个半完人中的半个。与曾国藩相比，王阳明很有自己的特点。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曾国藩的思想是为其做官服务的，“怎样做官”、“怎样做大官”、“怎样做稳官”始终是其考虑的核心问题，他的为民、忠君等都是为这个目标服务的。 而王阳明不同，王阳明有自己的社会理想，对个人、国家、历史、社会等都有自己的看法。他的做官，是为实现自己理想服务的。当做官与这个理想有冲突的时候，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 所以，从本质上讲，王阳明是个读书人，曾国藩是个官员。曾国藩和王阳明都曾镇压过农民起义，两者都属于忠君行为。但王阳明的举动，更多地为安定社会秩序，而不是让皇帝老儿安心做皇帝。这与曾国藩死抱着清朝皇帝大腿有很大不同。 王阳明与曾国藩都是聪明人，但两人有很大不同。 曾国藩做官堪称老谋深算，不到关键时刻绝不出手。但是，这仅仅是官场上的老谋深算，而不是日常所说的聪明机智。王阳明在处理公务方面是个聪明人，在待人处事上是个机智人。他担任赣南巡抚后，首先找到当地的“老吏”了解情况。他用兵也讲究出奇制胜，一生用兵从无败绩。在发现有人盯梢后，他机智地用“自沉”的办法予以摆脱。这些谋略，都不是曾国藩所具备的。 但是，王阳明做官上也不那么老谋深算。因为他从来就没有把当大官当成人生目标，也不会为了做官舍弃自己的理想和思想。所以，当嘉靖皇帝上台后，对他表示充分肯定，只要他在嘉靖抬高父亲问题上表示臣子的起码忠诚后，他就可以当大学生。而向嘉靖皇帝效忠，既是臣子之责，也与他的心血理论相一致。可是，他没有这样做，表现出了书呆子知识分子的“傻气”而使自己保持了知识分子的个性和独立人格。这一个性和独立人格使他得以名扬千古。这就是王阳明的“聪明”。比较王阳明与曾国藩，可以说，一个人想追求什么，直接决定了他们的行为。 王阳明是个有自己理论体系的人，而曾国藩没有。

王阳明成功地建立了自己的心学体系。他对世间万物都有了自己的看法。曾有学生问他， 为什么圣人那么聪明，好像什么都知道。他回答，是因为圣人掌握了理。王阳明能够解答那么多世间难题，也是因为他掌握了理。就是在他看来，万事万物由心而不动。心不动，则一切都不存在，也对心之主无意义。所以，没有必要去追求远方的东西，也没有去追求虚无缥缈的东西。名利之类，都是身外之物。又何必让心为之累呢?得到了名利，改变了内心，未必能有快乐。这就使得王阳明始终能按照自己的理解去做事情，做一切事情都心安理得，对待任何屈辱都处置坦然。王阳明还提出，圣人之道，内心自足。这就要求人要获得圣人的境界，不需要去读四书，也不要去抄袭古人，更不要盲目照抄上级，而要根据自己内心的良知，用自己的去实践回答，去探求。良知藏于内心，只要自己愿意找，就能越找越多。既然只要愿意找，都能找到，那就人人都可以为圣人。这就高度重视了实践的作用。所以，王阳明的学问是重视实践的学问。按照王阳明的理论，人人都会充满自信(因为人人都能成为圣人)，人人都会高度重视行动。这就使得王阳明的学问有了根基，有了行动力。纵观王阳明一生的行为，可以说，构建完整的思想体系，始终是他的目标。这很有些知识分子的痴劲。相比较王阳明，曾国藩却没有什么自己的学问。他的一切都来自前人和当世圣人。比如，他的“静”字功夫来自倭仁。曾国藩的“谦退”，则来自道家思想。知道官场上，只有知道“退”的人，才会有好结果。曾国藩初连团练时，他也是秉承儒家思想，曾国藩在家书中表达的勤俭节约思想，也来自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纵观曾国藩一生的思想，独创处很少。曾国藩的成功之处，在于将各家思想糅合在一起，形成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这也是难能可贵的，是当时其他人所做不到的。为什么曾国藩不能有自己的独立思想，而王阳明能有? 这是王阳明与曾国藩的出发点不一样。曾国藩总想着光宗耀祖。是为做官而为贤，有一点异端想法也会自觉摒除的。怕给自己家族带来灾祸，这就是官的作用。因为“官”，使其不敢思考，不能思考。因此曾国藩能在攻陷天京后对五十多万无辜之民大开杀戒，以至“......号叫之声惨不可闻，自卯至午，歼除净尽……尸骸堆积，流水腥红”。不能不说这是他的一大缺憾，所以只能算半个圣人。 而王阳明从小就有做圣贤的抱负，以天下为己任，他是为实现自己独立的人格、实现自己的理想而为官，他首先是为民，而后才是忠君。在军事上也比曾国藩自信多了，有“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的豪言，他平叛时举重若轻，以安抚为主，只惩首恶，属从不究，军事之后重视建设生产、兴办教育、减税减赋、休养生息。因此后世评价他是:心学之祖，四家合一，完人型全才，无争议的入世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