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看点:徽宗道德、智慧的缺失,后期变革的畸形,导致“靖康之耻”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原史仁,今天给大家聊聊北宋灭亡的事情。当北宋时期的太原沦陷之时,假如金军没有重大失误的话,北宋灭亡的命运便很难避免了。原因有三:宋中枢的抵抗意志完全崩溃,一州一县的分散抵抗不可能扭转局势;太原已失,河北诸州基本上也不可能抵抗东路金军的进攻,开封北面失去坚实屏障;救太原的过程中,宋的兵力已大量消耗,种师中、姚古的陕西部队溃散,真定府守将刘韐率河北兵数万西进,也同样被击溃,加上其他多支援军及河东本地军队,损失不下三十万。而要将陕西剩余军队都集结起来,时间也来不及。
岳飞抗金
比起上次围城之前,此时的形势要恶劣得多。宋军甚至在人数上也没有优势了。金军两路统帅小心翼翼地协同步调,部分宋境重镇,甚至过而不攻。若在开封城下诱宋军来援,以金人擅长的野战解决问题,比起围攻坚城岂非省力得多?十一月三十日,两军终于同时到达开封城下。
金军攻打太原
时“勤王兵不至,城中兵可用者惟卫士三万”,开封军民倾力血战,以御十万金军。但困守孤城的结果是没有悬念的。金军尽克周边诸城,以十余年来习得的各种攻城方式施于开封,而宋军技穷,乃以“神人”郭京的“六甲神兵”出城应战,为金人掩击溃回,金军遂尾随而入。苦守二十五日之后,开封外城沦陷。
宋朝建筑
钦宗最后一次表现他的所谓勇气,亲自来到金军营地请和。金人扣留了钦宗,又胁“太上皇”及“太上皇后诸王王妃公主驸马都尉等出宫”至营地。此时请和当然已无可能,亡国之势已成。金军统帅不顾百官万民“存立赵氏”之请求,要求众人另举异姓为帝。众人遂推举前宰相张邦昌,劝邦昌暂时“接受”帝位,以安金人之心,俟其退军,另作他谋。三月,金人立张邦昌为“楚”帝,同月,搜罗府库所余财物、皇家各种礼器,劫持两任宋帝及在开封的所有宗室、宫人、内侍、工匠,部分官吏,尽皆北迁,意图令赵氏无法复国。
宋钦宗
一位轻佻的君主,在百年难遇的变局面前,将国家步步导向灭亡,这给后人以极恶劣的印象。从宋、金结盟,议共同灭辽而分其地,到金攻陷开封、灭北宋。其中的每一步,宋人似乎都犯了错。整个过程,当然被看作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错误。亡国前夕,即有人公开批评徽宗的政策,南宋时更有人在朝堂之上提出,从一开始,想要回幽云之地,就是一个极大的失误。若非我们主动想得到土地,也就不至于在攻燕时泄露虚实,也不至于因为平州而背约,更不至于再次撕毁城下之盟而拒不割河北三镇,最后就不至于南渡了。但是,我们若是把海上之盟,当作宋人在周世宗、宋太宗、宋真宗三朝四次北伐的延续,当作澶渊之盟一百多年以后,大一统情结的反弹,那么徽宗的动机,未必应受谴责。
澶渊之盟
在这一百多年的和平时期中,宋在军事上明显是处于弱势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地理形势上,处于河北平原的边境不适于防御,辽人就曾尖锐地指出,白沟这道防线,一苇可渡。故而,若有更往北的幽云形胜之地作为边疆,那么不管北方是辽是金还是别的什么政权,宋的防御就有利得多。而宋对于平、营、滦三州的执着,其实是出于同一原因,即获得平州境内的榆关,东北境即能构成完整的防线。金灭辽的大变局可遇不可求,借此以重构防御体系,符合宋政权的利益。
幽云十六州
只能说,唯一可以确定的错误就是兵力如此之弱而不自省,神宗以来对于革新成果的高估,不仅在此后成为一种惯例,且在徽宗朝臻于极致,更在此基础上豪掷兵财、轻开战端,完全失去了仁宗朝以前与国家的实力相匹配的理性。等到发现自己缺乏实力后盾之时,超迈祖宗、成就伟业的幻想,令徽宗无法在挫折面前止住步伐,希望靠“谋略”—实际上是取巧,来实现战略意图。不过,缺乏武力的支持,谋略同样行不通。
神宗
更不幸的是,这些“谋略”是建立在违约行为之上。军事失败所体现的无能,违背盟约所体现的无信,令金人对徽宗的态度急剧转变。如金初势力最大的将领完颜宗翰,原先对“赵皇”颇怀敬意,对宋的国力不乏畏惮,认为宋既立国百余年,必有强大国力保障方可。不过两国交往数年,深悉宋的真实情形之后,粘罕变成了对宋最强硬者。而钦宗和他的大臣们在签订城下之盟后,立即毁诺,更使宋金关系走向绝路。
完颜宗翰
总结
那些声称自己是为国家和祖宗着想的朝士们,并没有考虑到,本国有没有能力偿付违约的成本。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徽宗没有区别。若宋方不是数度毁约,金是否不会兴师灭宋?宋之富庶与无力,必会引起金之觊觎,然而金人未必会直接进行攻击,更不致灭之而后快。证据何在?在于金先后立伪楚、伪齐政权,而并未立即将所得宋地直接并入本国疆域。直至十年之后,对本国的疆域有了新的构想,才再度兴兵攻取了淮河以北。可以说,“靖康之耻”的发生,主要是由于徽宗于政治道德、政治智慧的双重缺失所致,也是北宋后期六十年的革新事业日益畸形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