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浩瀚，公子拾遗”
本期概览
厂卫，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群体，自从明太祖设立锦衣卫，成祖设立东厂以来就一直陪伴着明朝，直至大明灭亡。
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厂卫制度无疑是令人生恶的“特务机关”，但是明朝皇帝设立它的初衷却不是如此，甚至一度成为国家最得力的助手。
那么，厂卫制度究竟是如何从国之利器堕落到误国害民地步的呢？
锦衣卫影视剧形象
东厂影视剧形象
厂卫的建立：天才般的构想
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称帝，正式建立中国最后一个汉人封建政权——明朝。出身贫农的他，从骨子里就恨透了官僚，即便自己已经成为了帝国的主宰，这种恨意也无法消除，在对功臣勋贵赶尽杀绝以后，不安和独权的心理不仅没有消除，反而越来越严重。
最终他提出了一个天才般的构想——在三法司之外，构筑一个属于他自己的监察网络，这就是锦衣卫
明太祖朱元璋像
锦衣卫的建立
至正二十四年，也就是朱元璋还在反抗元朝统治的斗争中的时候，他就仿照元朝拱卫制度设立了拱卫司作为他的贴身护卫，统归督抚管辖，这也锦衣卫的雏形；，洪武二年，反抗元朝取得胜利后，拱卫司就改为了亲军都督府，顾名思义，此时的亲军就真正意义上归属皇帝个人所有了；两年后，又改制仪鸾司。
到洪武十五年，真正意义上的锦衣卫诞生了，经过数次改革，朱元璋终于给自己的构想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拱卫司——都尉司——亲军都督府——仪鸾司——锦衣卫
《出警图》锦衣卫
东厂的建立
一提到锦衣卫，必定会想到东厂，但其实，东厂的建立远不如锦衣卫来得早。
永乐十八年，明成祖朱棣设立东辑事厂，简称东厂，而首领则由亲信的宦官担任。其实很多人会问，朱元璋曾明令禁止宦官和后宫干政，而朱棣已经重新启用了锦衣卫，为什么还要大费周章地设立一个由宦官管理的东厂呢？
我猜原因有二：
1.朱棣是篡位夺取政权的，而朱元璋留下的文武大臣大多都倾向于朱允炆，对于这些大臣，朱棣是绝对不敢相信的，而朱允炆的失踪，让朱棣更加焦急不安，所以朱元璋留下的人脉资源他都不会轻易去相信的。
2.朱棣在造反的过程中，宦官的功劳确实功不可没，例如道衍和尚，是他靖难过程中最为得力的助手，不仅忠心可鉴，而且能力非凡，朱棣对于宦官的好感颇深，也绝对信任他们。
而这两个原因，也正是东厂设立的目的。
东辑事厂
在整个明朝时期，“厂”并非仅仅是指东厂，还包括成化年间的西厂以及正德年间的内行厂。
西厂的建立源自于一起偶然事件：
当时有一名奸臣名叫李子龙，在朝中有许多亲信，在这些亲信的帮助下，李子龙屡次潜入大内，登上万岁上游览，虽然并无言明来意，但是宫中却盛传李子龙想要弑君，而二十多岁的宪宗皇帝得知此事随即传命锦衣卫诛杀李子龙，“李子龙”事件发生后，宪宗皇帝一直觉得有人想谋权篡位，便以“刺探民情”为由，设立西厂，由权臣汪直负责。
内行厂的建立则相对来说简单得多，正德年间的权奸刘瑾权势滔天，为了满足自己的控制欲，在京师之内又增设内行厂，权力颇大，不仅是锦衣卫，连东厂和西厂都可随意监视，但皇帝怎么可能容许如此庞大的权力存在呢？刘瑾倒台后，西厂和内行厂都相继解散，明朝的特务机构又回到了锦衣卫和东厂并行的局面了。
总之，“厂”这个组织大部分时间均指代东厂，只是中间出现了西厂和内行厂这两个小插曲，总体来说并无不同，可以理解为某一个阶段的权力加深而已。
司法和监察最佳助手——国之利器
从现在的视角来看，厂卫制度是明朝的负面政策，但是，在明朝初期，厂卫制度却是明朝司法和监察的最佳帮手。
明朝是在战乱中建立的，初期的明朝百废待兴，经济上的停滞自然不必多言，在政治上各种势力暗流涌动，了解明史的人都知道，明朝初期其实并不太平，洪武时期的北元势力、“洪武四大案”等等，那都是会动摇国本的事情，可以说朱元璋这三十年皇帝不好当。
好不容易朱元璋一切都打点好，把江山移交给长孙朱允炆的时候，又出现了“靖难之役”，可以说，明朝的初期是在动荡中不断发展的。
面对尚未安定的朝政，不论是朱元璋还是朱棣，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刑法和监察，毕竟枪杆子底下出政权，厂卫制度就成了当仁不让的首选了，要想知道厂卫是如何厂卫国之利器的，那还得先从厂卫的只能开始说起：
锦衣卫的职能
一、侍卫、仪仗职能
这应该很好理解，毕竟锦衣卫就是依靠侍卫仪仗起家的，本来就是皇帝的亲军，护卫皇帝以及皇亲国戚都是分内的事情；另外，在皇帝巡幸或者外交活动的过程中，还得负责排场等仪仗工作，毕竟人家也是一国之君，没点排场，有失国体。
嘉靖十五年，安南国发生叛乱，中止了对明朝的臣服，礼部和兵部共同上奏：“乞先差锦衣卫官有胆略才识、通达事机者一二人，令广西镇巡官选委官卫有司官员深晓夷情、熟知道路者三五人同往彼国勘问背叛情由奏报”
大国对于小国的外交，那一定是讲究排场的，这种事情怎么能少了锦衣卫呢？对吧
二、缉捕职能
缉捕，顾名思义就是“缉查”和“捕盗”，先来说说缉查，别以为什么人都有资格被缉查的，锦衣卫的缉查职能是专门针对官员的，朱元璋开国以后，对于和他一起打天下的死党始终放不下戒心，几乎到了日不能思，夜不能寐的地步，于是他决定赋予锦衣卫暗中观察的权力：
明初国子监祭酒宋讷有一天晚上因为一些琐事而生闷气，独自在书房郁郁寡欢，第二天上朝的时候，朱元璋随口就问他昨天为什么生气，宋讷一脸诧异，朱元璋便命人将锦衣卫暗中画的画像给他看，宋讷只能实话相对，朱元璋才微微一笑。
可见，锦衣卫真的是无孔不入，不过话又说回来，没点画画的水平估计还做不成锦衣卫~~
捕盗，如果你认为是抓捕盗贼，那也太小看锦衣卫了，区区毛贼何以劳烦锦衣卫呢？这个“盗”，并非是指盗贼，而是指起义者和刑事罪犯，正所谓“盗贼奸倃，街涂沟疶，密缉而时审之”，主要负责京城防卫和治安工作。
三、监督司法
明代的司法体系是“三法司”——刑部、大理寺、都察院。本来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体系，但是锦衣卫的出现就让这个体系变得不再正常，司法体系本来应该是代表客观立场的，但是锦衣卫是什么？是皇帝个人意志的载体，是一个主观的存在，当主观意志开始监视客观存在，那么所谓的天平就会严重倾斜。
最著名的就是臭名昭著的“诏狱”了，作为一个比监狱恐怖无数倍的地方，诏狱一直是明代犯人的噩梦，许多犯人宁愿自尽也不愿意去诏狱，因为他们深知一旦进入诏狱，那么不仅必死无疑，而且还会受尽非人的折磨，甚至连太祖皇帝朱元璋都觉得残忍，曾下令弃用：
“诏内外狱勿得上锦衣狱，大小咸经司法”
东厂的职能
东厂相较于锦衣卫而言，其职能在本质上并没有过多的差别，只是更加专注于侦缉方面的工作，自永乐十八年，明成祖设立东厂开始，明朝的特务政治逐渐开始完善，一张密集的监察大网包围了整个国家，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民生等诸多领域，一切的一切都尽在皇帝的监视之下：
《明史·刑法志》：“刑法有创自有明，不衷古制者，廷杖、东西厂、锦衣卫、镇抚司狱是已。是数者，杀人至惨，而不丽于法。踵而行之，至未造而极。举朝野命，一听之武夫、宦竖之手，良可叹也。”又“东厂之设，始于成祖。锦衣卫之狱，太祖尝用之，后已禁止，其复用亦自永乐时。厂与卫相倚，故言者并称厂卫。”
厂卫制度的完善成为了明朝初年最大的杀器，洪武、永乐两朝政治清明很大程度上都要归功于这项制度，在锦衣卫和东厂的相继监管下，为人臣者，不敢逾越丝毫，政治上的安定给国家复苏奠定了基础，虽然是一个特务机构，但是却在无形之中，保护了国家的稳定，让明朝的前期发展能够顺利进行。
厂卫制度其实功不可没！
“厂”、“卫”的权力纷争和与皇权的背离
在具体阐述这个之前，我们先来讲一讲关于宋朝的“三冗”
什么是“三冗”呢？三冗，就是冗兵、冗官、冗费，“冗”就是多余的意思，那么“三冗”就是指的多余的士兵，多余的官吏，多余的支出，正是这“三冗”使得原本富庶无比的大宋，到了末期却变得积贫积弱，最终无法逃过亡国的命运。
那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前面提到，东厂和锦衣卫其实是一个权力性质极其相似的组织机构，同样是负责侦缉，同样是为皇帝效命，同样是属于特务机构，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势必会出现权力并行的情况，而对于一个封建帝国来说，权力并行的后果无非就是两种：
1.像宋朝一样，两边兼顾，最终使得国家机制臃肿不堪。
2.就是权力纷争和压制，拥有强大资源的一方会逐渐控制另一方。
东厂和锦衣卫就属于第二种，现如今的影视剧，但凡涉及到锦衣卫题材的，那一定会顺带到东厂的“戏份”，更有趣的是，锦衣卫的形象是绝对正面的，而东厂则因为是宦官领导，所以其形象一定是负面的，其实，从历史角度来看，这样的论断也就仅仅只为了影视效果，绝对不是真实的。
其实，自打成祖设立东厂开始，东厂就一直凌驾于锦衣卫之上，一直到崇祯皇帝肃清魏阉，二百多年的时间，锦衣卫多数时候是处于被掌控的地位，甚至在权臣魏忠贤执政时期，锦衣卫直接沦为了东厂的下行机构，锦衣卫指挥使的任命全权由东厂负责，这一时期，也是锦衣卫存在感最低的时期。
但是，两者权力的纷争充其量也不过就是内部矛盾，锦衣卫和东厂就如同是皇帝的“妃子”，谁得宠谁就能压制对方，皇帝是不会去主动调节“后宫”矛盾的，反正都是为了自己的统治需要，谁占上风都一样，可是，当厂卫制度和官僚主义开始有了交集的时候，那皇权的警觉就会大大提高。
厂卫制度+官僚主义=误国害民
明朝的皇帝是不喜欢官僚的！
这一点从朱元璋开始就注定了，朱元璋是贫农出身，打心底里就十分厌恶做官的人，在他的帝国蓝图里，官僚和皇权永远是对立的，并且皇权是必须牢牢掌控着官僚的——我为什么要设立厂卫？还不就是为了更好地监视百官嘛！
当厂卫制度和皇权的蜜月期过了以后，厂卫、皇权、官僚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就开始变得微妙了起来，皇权压制厂卫和官僚，官僚需要厂卫来试探皇权，厂卫需要在皇权和官僚的夹缝中生存，这样的局面对于厂卫来说，只有左右逢源才是上上策了，毕竟伴君如伴虎，在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中，多一个同盟其实没什么不好的，至少死之前还能拉个垫背的。所以和官僚主义的勾结成为了厂卫制度的必然选择：
“官僚主义在本质上就是忽视现实，专讲形式，在政府下级机关可以解决的问题，而又不需要详细规定的事情，却要提交上级机关以延长时日。”
官僚主义所拖延的时间，就给了厂卫制度很大的发挥空间，我们常说，迟则生变，可能本来只是个很简单的案件，经过厂卫和官僚的双重发酵，很有可能就变成了非常重大的政治事件，再加上皇权本来就对官僚们心存芥蒂，官僚为了自身发展，也会极力拉拢厂卫，进而形成合力。
厂卫和官僚的合力就是百姓水生火热的开始：
“大珰大监，纵横驿骚，吸髓饮血，以供进奉。大率入公帑者不及什一而天下萧然，生灵涂炭矣”。
本来应该是政治的维稳工具，天下的监察典型，最后却变成了误国害民的罪魁祸首，这不得不说是厂卫与官僚形成的合力所带来的危害：
“大作奸弊，称奉密旨搜金宝。募人告密，诬大商巨室藏违禁物，所破产什倾家。杀人莫敢问。”陈奉在荆州，恣行威虐，每托巡历，鞭笞官吏，剽劫行旅。其党至人民家，奸淫妇女，或掠入税监署中。马堂在临清，诸亡命从者数百人，白昼手银铛夺人产，抗者辄以违禁罪之。中人之家，破者大半。梁永在陕西尽发历代陵寝，搜摸金玉，旁行劫掠，所至邑令皆逃。税额外增耗数倍。二十年中所遣内官到处苛削百姓，引起民变，毒遍天下。这种情形，皇帝不是不知道，但是他却故意放纵，来收受他的代表所剥削的十分之一的残沥。“
这股合力所带来的风暴，已经逐渐摆脱了皇权控制，当然，这种摆脱并不是明面上的，甚至与其说是一种摆脱，不如说是一种参与，一种皇权的默许。
《明史》说：“神宗宠爱诸税监，自大学士赵志皋、沈一贯而下，廷臣谏者不下百余疏，悉寝不报，而诸税监有所纠劾，朝上夕下，辄加重谴，以故诸税监益骄。”
大厦将倾，厂卫末路
总结来说，厂卫制度实际上是一种极为罕见的政治制度，它既是皇权极度膨胀的产物，又是皇权变相分权的一种举措，在皇权和官僚的夹缝中生存的厂卫，早就走向了正义的背离面，在人民的心目中也早已烙下了阴暗的形象，百姓对于明朝的失望也在逐步加深：
《启祯记闻录》三：“七月二十五日，枫桥有好事者敛银于粮食行中，以为赛会之资，风闻从来未有之盛……衿绅士庶男女老幼，倾城罢市，肩舆舟楫之价，皆倍于常。通国若狂。”次年三月十九日北京政府颠覆，在得到国变消息后的吴江，竟举行从来未有之盛会。同书记：“四月初二日吴江赛会，目睹者云富丽异常，为郡中从来所未有。是时北都不祥之说已竞传，民间犹为此举，可见人无忧国之心！”这不是偶然的！
汉人封建政权最后的辉煌——灭亡，却是在汉人的一片叫好声中的，我想，在这种讽刺之下，土崩瓦解的厂卫制度是立下了“汗马功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