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刘温书斋（张乔）
不掩盈窗月，天然格调高。
凉风移蟋蟀，落叶在离骚。
回笔挑灯烬，悬图见海涛。
因论三国志，空载几英豪。
蜀汉有这样一种说法，将诸葛亮、蒋琬、费祎、董允称为“四相”或者“四英”，现在被人称为“蜀汉四相”。在这“四相”当中，董允的职权是比较低的。他的职权其实赶不上后来的姜维。在这五个人当中，诸葛亮算是独一档；蒋琬、费祎、姜维算是一档；董允算是一档。那么董允被称为“四相”之一，名位比董允高的姜维反而被排除在外呢？董允又凭借什么与名位更高的诸葛亮、费祎、蒋琬相提并列的呢？下面小编就来聊一聊这件事。
仅为尚书令的董允
东汉以来“事归台阁”，尚书台的职权非常大。董允作为尚书令，说是蜀汉的宰相也说得过去。但问题是蜀汉一直都是以一些重臣录尚书事或者平尚书事，比如蒋琬、费祎、姜维都是以大将军录尚书事（后来蒋琬进位大司马，不过职权上倒是没有什么区别），董允这个尚书令与这三个人相比还是不够看的。
我们首先看董允的仕宦经历。在刘备在位时期，董允仅为太子舍人和太子洗马，算是刘禅的侍从和仪仗队。虽然都是一些没有什么权利的官职，不过好歹和刘禅混个脸熟。刘禅上位后，董允成为黄门侍郎，成为刘禅的近臣。当时郭攸之、费祎是侍中，职权要大于董允。郭攸之不怎么做事，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费祎处事圆滑，虽然能够把各种事宜处理得漂漂亮亮，但这种性格不利于刘禅的规范和成长；而董允却是一个刚正不阿的人物。诸葛亮有心提拔董允，将费祎调过来当参军，把董允提升到侍中代替费祎。郭攸之的性格随遇而安，沉默寡言，所以宫中事宜都是由董允来负责。
董允担任侍中的时间，大概是在建兴五年（即公元227年）左右。他在这个位置上干了十七年之久，直到延熙七年（即公元244年），费祎从尚书令升为大将军录尚书事，董允才以侍中守尚书令。结果在延熙九年（即公元246年）就去世了。也就是说董允成为尚书令的时间只有两年，而且受到费祎的节制。所以说他的名位是不如蒋琬和费祎的，更遑论与诸葛亮相比。
姜维为什么没被列入“四相”
诸葛亮去世之后，蜀汉虽然废置了丞相一职，但是往往以大将军录尚书事，和丞相也没有太大的区别。同样姜维也是大将军录尚书事的身份，名义上也是蜀汉的宰辅，那么他为什么没有被列入“四相”当中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姜维在政治上的影响力非常微弱。我们看蒋琬、费祎甚至是董允，他们在蜀汉都有足够的资历。蒋琬大概是在刘备做荆州牧的时候跟随刘备的；费祎的定位比较尴尬，从名义上来说，他属于“东州士”，不过他来益州的时间有点晚，刚刚到益州就碰上刘备入蜀；董允是比较地道的东州集团的人，父亲董和在刘璋时期做过巴东属国都尉和益州太守，刘备入蜀后与诸葛亮署左将军府事，是同僚的关系。蒋琬、费祎、董允都算是蜀汉的开国元老，而且他们都是荆州人，在蜀汉这个荆州人占据更多的资源和更高的地位的政权中，他们的人脉和根基比较稳固。
反观姜维就大不一样了。姜维是曹魏的降人，说他在蜀汉毫无根基也不为过。姜维没有开府治事的权力，无法自选僚属组成属于自己的势力。而且姜维经常领兵在外，他本人不在朝中，也没有什么亲信党羽在朝中，虽然名义上录尚书事，但是他的政治影响力并不高于尚书令。
姜维成为蜀汉的二号人物（即费祎被刺杀后）的时候，是在延熙十六年（即公元253年），一直持续到景耀六年（即公元263年）蜀汉灭亡。在这十年的时间里，蜀汉的尚书令分别是陈祗、董厥、樊建，后来董厥和诸葛瞻又有平尚书事的官衔。陈祗就不用多说了，《三国志》中明确记载“权重於维”；诸葛瞻、樊建、董厥是一个小团伙，一直想撸掉姜维的军权，吓得姜维不敢回成都，可见他们的政治影响力大于姜维。所以说姜维在蜀汉一直是在军事上有所作为，不能以宰相论之，自然不被列入“蜀汉四相”。
尚书令身份的董允为什么能入选
姜维不是“蜀汉四相”很好理解，那仅为尚书令的董允为什么会被列入“蜀汉四相”呢？要知道有大将军录尚书事的存在，董允这个尚书令并不是蜀汉的宰辅，而且蜀汉的尚书令也不止董允，从诸葛亮去世后，除了蒋琬、费祎以外，董允、吕乂、陈祗、董厥、樊建都做过尚书令，为什么董允能够从这些人当中脱颖而出呢？小编以为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刚而犯上。董允当初被诸葛亮提升为侍中，就是看中他刚直的性格。而董允也没有辜负诸葛亮的希望，严格规范刘禅的行为举止，遏制刘禅纳嫔妃的想法，甚至让刘禅感到忌惮。古代士人一直以敢于直谏为一种很高尚的品格，所谓文死谏、武死战。所以古代有很多有名的谏臣，在史书中花费很多笔墨。董允就是这样的人物，在把握古代话语权的士人的眼中自然会被高看一眼。
第二个原因是遏制宦官黄皓。董允做侍中时的一个成就就是遏制宦官黄皓的崛起。黄皓是刘禅的宠宦，善于逢迎，而且总在刘禅身边，有感情基础。黄皓有干政的想法，但是屡次被董允斥责，不敢付诸行动。所以董允去世之前，黄皓始终不能参与政治，官位不过黄门丞（管宦官的黄门令的佐官）。
宦官一直被士人所歧视，而且在东汉末年宦官和士人之间的斗争非常激烈，宦官凭借皇权的优势一度胜过士人，对士人进行残酷的清洗，就是有名的“党锢之祸”。可想而知士人对宦官的感观是什么样。黄皓是一个宦官，而且又不是什么好宦官，清忠的宦官，他弄权干政，惑乱主上，把蜀汉搞得乌烟瘴气，在“魏灭蜀之战”中向刘禅献上巫蛊邪说，导致严重的延误战机，促成蜀汉的灭亡。这样一个宦官，自然是士人们口诛笔伐的对象，而董允当初遏制黄皓的行为，自然也会得到士人们的激赏。反观吕乂用法严厉；董厥、樊建排斥姜维窝里斗，而且没有对抗过黄皓；陈祗就不用说了，按照《三国志》的记载，纯粹的政客一个，名声都不是太好。所以董允就能够从这些尚书令中脱颖而出，成为“蜀汉四相”了。
参考文献：《三国志》、《华阳国志》、《后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