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新年伊始，一场凶猛的鼠疫疫情从东北直扑关内，大有蔓延之势。山东紧急行动，阻断交通、设卡检疫、隔离病人、广泛宣传……使出浑身解数阻击疫情。在疫情最重的烟台，中外医生联手奋战在抗疫第一线，而为了劝人们出门戴口罩，医生们不得不格外花点心思……
疫情咄咄逼人 山东紧急放出几大招
1910年10月，东北满洲里发生了首例鼠疫死亡病例。短时间内，汹汹疫情就席卷东三省。1911年1月11日，东三省总督锡良急电北京军机处，以“万万火急”的字眼，吁请朝廷禁绝满洲交通。
为隔绝瘟疫，清政府采取了阻断交通、设卡检疫、隔离病人等一系列措施。1月13日，清政府下令在山海关一带设卡严防，凡是经此南下的旅客都要在此停留5天予以观察。
邮传部派遣徐镜清等人到榆关和沟帮子设置检疫所。1月21日，清政府下令“将京津火车一律停止，免致蔓延”。
但为时已晚，瘟疫已蔓及至直隶、京津、山东等地。
北京于1月12日、天津于1月13日、芝罘（今烟台）于1月21日、济南于2月1日分别出现了肺鼠疫病患者。疫情发展之快，令满清政府极为震动。
1月23日，清政府电寄直督陈夔龙：“东三省时疫流行，地方官防范不密，以致蔓延关内，著民政部、东三省、直隶、山东各督抚令各属赶速清理，务期早日扑灭，勿稍玩延”。
山东巡抚孙宝琦
面对咄咄逼人的疫情，山东抚部院除委派候补道刘鼎玉赴登州、莱州调查疫情外，并立即釆取紧急防疫措施。根据1911年3月20日（宣统三年二月十二日）《山东巡抚孙宝琦为报山东疫情及办理情形事奏折》，可以看出山东方面采取的防疫措施：
一在全省范围内。在省城中西医院设立山东省防疫公所，负责指导防疫工作。委派道员余则达、庄仁松暨中医官专司其事。并由巡警道潘延祖负责“通筹全局，随时妥商办理”。同时，“电饬通省各属分投查报，派警生四路宣讲晓谕，并派道府大员分往各处筹画布置，分设防疫局所，拨款应用，间由地方绅董公立卫生会，以补助官力之不逮”。
二在省城济南。于济南“东西各关分设男女防疫院留验所，另于公所施种疫豆，以防传染，各圩门亦派员稽查出入行人”，而济南“商埠地方为交通往来之地，过客众多，小工云集，且各国旅居人等均在商埠”，派医官兵队合力巡査，以保治安。
三在铁路沿线。因“此次疫线之来，北自德州，东自烟台”，为阻断疫情蔓延，“先后议停津济火车，议停胶济快车及停售二三等客票”。在津济铁路的德州、济南鹊山两处，“各设留验所、养病院，派医官委员兵队驻守防査”。胶济铁路的潍县、胶州，“皆系烟埠往来大道，商贾附搭火车，尤须格外查验”。并在“胶州旧有兵房及潍县车站设立留验所、防疫院，以为上下车査验之地”。
四在烟台。烟台是东三省及旅顺、大连来船登岸处，为阻断疫情，“饬由东海关道徐世光就芝罘岛斐洲（南非——笔者注）工厂作为留验所，西沙旺设验疫医所，留养在船染疫之人，东西马路租赁市房多处分作施医，养病避疫各所饮食一切悉由公家备办，并在龙口、羊角沟等处分别筹防查验”。
此外，为防止“烟黄疫线一路由掖县、昌邑以至潍县，一路由平度以至胶州”，由“陆军第五镇酌派兵队，分扎两路防检”。堵截来源，以防波及。
此外，山东巡抚孙宝琦也在当地延揽“教会医士”，另不惜重金向青岛、广州、香港，甚远至柏林电聘西医。
烟埠疫情最重 芝罘学校堪称防疫模范生
东北疫情蔓延，使烟台直接处于防疫第一线。一月初，当日本驻烟台副领事土谷久米藏收到有大量山东劳工正在从东北返回烟台的电报后，登莱青胶道徐世光和烟台领事团立即宣布大连港是疫区港口，并从1月14日起对来自大连的所有船只实施检疫。并将芝罘岛斐洲工厂作为留验所，西沙旺设验疫医所。
一月下旬后，随着山海关一带设卡严防，“关内外铁路停车，只有烟台一口尚可登岸”。时“留滞关外及海参威（崴），遣归者不下数万人”纷纷乘船在烟台港口登岸。
此外，占据南满的日本关东都督府“为防止瘟疫传入大连，将疑似瘟疫感染者400多个苦力和500多个乞丐赶出大连，陆续送到烟台”。大量无业游民“靡集烟台，无可安插”，恐酿成祸端。
东海关道徐世光电请以工代赈，由山东巡抚孙宝琦商同北洋大臣陈夔龙会衔电奏请部拨款。东海关道徐世光“一面先在烟台成立留养所一处，添设留验所一处，去者查验七日，给照放行，来者分别老幼送入留养，以免流离失所”。登莱青胶道署在烟台建立了隔离区。
1911年的烟台港口
尽管在烟台设立了隔离区，但不久之后，疫情还是在烟台暴发了，短短几天就蔓延至整个烟台。据《盛京时报》宣统三年正月二十日（1911年2月18日）载，山东芝罘，“本埠鼠疫渐次盛行，每日患该疫者不下三十人”。“3月4日，烟台有211例感染者”。以致山东疫情“以烟台为最重；济南之章邱（丘）县次之”。
疫情在烟台暴发前后，中外医生走在了抗疫第一线。站在第一线的，是东海关关医兼哪喴（挪威）国领事顾林森( Gulowsen)大夫，由他负责整个烟台的隔离、检疫工作，其原来的东海关关医工作，由美国医疗传教士嵇尔思（Oscar F.Hills）大夫暂时接替。年轻的班尼特大夫(Dr.C.Bennett)负责西沙旺验疫医所的工作，当然也有一些中国医生参与其中，比如赵新畲医生等。护士大多来自烟台天主教方济各会。
顾林森医生
面对这一致命的瘟疫，一旦感染，必死无疑，没有一例治愈的病例。在连医生都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没有人知道该如何去面对这场灾难。尽管如此，他们还是竭尽全力，尝试接种疫苗，如果外出，要求每个人都必须戴口罩。
但一位西方医生发现：“在芝罘，人们发现开始的时候，劝说苦力或其他任何人戴面（口）罩都是不可能的。后来，在上面印了一个寺庙标记，人们把其当作护身符，才顺从地戴上了”。
疫情在烟台暴发前后，烟台的学校也受到了影响。芝罘学校封校。1月20日，烟台“租界”里的医生通知芝罘学校男校的校长麦卡锡先生，烟台港已经被宣布为疫区港口，他强烈建议还在外地没有返校的学生暂时不要返回烟台。
在上海集结返烟台的学生，其中27 个预备学校的小学生从上海出发，由涂丁格( Trudinger)小姐和安文( Unwin)小姐带领，前往镇江上课。其他学生则在上海的中国内地会基地内上课，在海沃德( Hayward)夫人和哈罗德·李先生的带领下开始上课。
留在烟台的40个预备学校的小学生从学校搬出，集中安置在男校区。整个校园也变成了一个预防瘟疫的隔离区。除去一扇大门，其余所有的大门全部上锁。仅仅有3个学校的服务人员包括邮差可以出入，其他任何人不允许出入。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举措，“芝罘学校被认为是在整个烟台地区防疫工作做得最好的地方”。直到3月23日，在焦急中等待了6周之后，麦卡锡先生电报通知所有的芝罘学校学生返回烟台。
即使遭遇了如此大的变故，芝罘学校的教学却并没有受到影响，当年夏天参加牛津联考的该校学生，全都通过了考试，其中10人的成绩还获得了优秀。
经此一役 西医开始被国人重视
3月17日，烟台和东北的死亡率终于开始大幅下降。4月30日，山东鼠疫疫情止息。这场瘟疫，“自去腊至本年三月十一日为止，通计东省传染至二十四州县之多，实在疫毙人数共三千零五十二人”。在烟台，这场瘟疫造成357人（具体人数有多个数据）死亡，包括2名罗马天主教护士。
1911年鼠疫期间戴口罩的中国医生
为遏制疫情，山东省投入巨大。计：“省城防疫公所共支用银十六万余两，烟台一埠共支用银六万三四千两，通共用二十三万两，较之直隶所省已多”。
烟台“奏准动用该关八分经费”，而该关经费仅收四千八百余两，不敷甚巨，均由山东巡抚孙宝琦及东海关道徐世光设法挪借。尽管损失巨大，但万幸最终还是遏制住了疫情。
尘埃落定，论功行赏。1911年7月30日 (闰六月初五日) ，山东巡抚孙宝琦上疏清廷，为山东防疫人员请奖。
一是对山东防疫督率筹画高级官员进行奖励。山东巡警道潘延祖、登莱青胶道徐世光、候补道余则达、刘崇惠和候补道庄仁松五人。“该五员督率筹画，妥慎周详，用能迅扫疫氛，保全不少，论功自愿称首”。
其中山东巡警道潘延祖、登莱青胶道徐世光二员原请赏给头品顶戴，军机处存记。候补道余则达、刘崇惠、候补道庄仁松三员原请仍以道员记名简放。另外，“三品衔东海关税务司安文佐理烟埠防疫，劳怨不辞，原保二品衔拟恳，俯准仍照所请。”
二是对山东各个教会及中外医生出力人员进行奖励。如，三品顶戴济南天主堂主教申永福，赏给二品顶戴；济南中西医院总医官科武资、德国医官费瑟尔均请赏给二等第三宝星；德国医官文德、美国教士聂会东均请赏给三等第一宝星。等等。
其中涉及烟台的教会人员有：三品顶戴青州天主堂主教常明德（驻烟台）请赏给二品顶戴；五品顶戴法国司铎马若望请赏给四品顶戴；东海关关医兼哪喴国领事顾林森三等第一宝星；英国商人翼传（应是烟台和记洋行老板爱克夫）请赏给五等宝星。
其他中国医生如刘廷祺、王友章、彭麟、潘鸿恩、葛金凤、王廷瑞、陈晋亨、薛子铭都获得奖励。
三是对山东防疫出力各州县官员进行奖励。如署历城县知县周安康；陵县知县钱应显；禹城县知县王汝汉等官员。其中涉及胶东的官员有胶州直隶州知州张汝钧；掖县知县刘孝祜；署蓬莱县知县曹燫和署福山县知县易扬远。
12月27日，清廷下旨准奏。
疫情结束，但其影响却极为深远。山东巡抚孙宝琦（1867-1931）在鼠疫流行过后，希望能够将先前筹设的防疫组织改组成为西医院，他认为“防疫于临时，不过治标之计，讲卫生于平素，实为务本之图”，盼能藉此灾因势利导，“可研究新理，注重卫生”。
这次鼠疫，西方医学在传染病防治上的积极作用深深烙印在清廷官员心中。
在烟台，几年之后还能看到鼠疫的影响：在一些当地居民家大门上，仍然贴着猫形象的剪纸。“其中的原因很有可能就是当地居民听说是老鼠传播了那场瘟疫，因此他们希望用大门上张贴猫剪纸的方法，也就是把猫当作门神，恐吓老鼠不要进入他们的家门”。
当然，尽管这场世纪瘟疫称之为鼠疫，但并不是由老鼠传播的。但鼠疫对人们的影响却是刻骨铭心。
（本文配图由作者提供）
文 / 魏春洋
原文发表于《烟台晚报烟台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