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原志愿军第三十八军一一四师战勤工作队员 文九鼎
1951年11月8日，是我团向正洞西山333.8高地发起反击的日子。
大约凌晨4点，前线打来电话说已攻下主峰，现正往前推进，要我们敌工股立即派人去接收战俘。天刚蒙蒙亮，我们就沿着布满弹坑的山坡向前沿奔去，路旁的野刺还挂坏了我们的衣裤。
半路上，我们就碰上4个战士押着一群美国俘虏来了。那些家伙，有的臂膀被打断后用布条吊着，有的嘴唇被打破鲜血还直流，有的眼珠被打暴了。个个心神不安，十分恐惧的样子。我站在路旁大声喊道：“你们不要害怕，赶快跟我们走！”由于他们穿着尼龙避弹衣和长筒皮靴，又笨又重，加上受了伤，走起路来非常困难。
有个俘虏把提着的尼龙避弹衣丢在一个树林拐弯处的地上。我马上大声命令：“捡起来，提着走！”他便乖乖地捡了起来，提着前进。在到达一个山梁转弯处时，又一个年轻俘虏手拿一支派克钢笔要送给我，我当即大声斥责：“收回去！快走！”
我们把俘虏带到我团政治处的防空洞口旁边时，指挥部领导已派来医生，给受伤俘虏进行急救包扎，炊事员还送来了开水给他们喝，并给每个俘虏发了两个大馒头。我同时对俘虏逐个进行了登记。
但我毕竟是个“半拉子”翻译，他们讲的话，我很多还是听不懂。我就给每个俘虏各发一张纸条，叫他们写上自己的部队番号、姓名、年龄、职务和军衔后，再收拢来逐个核对。当核对一个30多岁、中等身材、尖下巴的俘虏时，见他写的职务是“士兵”，我当即问他：“你是当兵的吗？”
他还没答话，其他几个20岁左右的年轻俘虏马上叫了起来：“他是当官的！他是排长！他是排长！”我怒气冲冲地把他写的纸条丢给他，并严厉斥责了他。他战战兢兢地重新写好，然后规规矩矩地交给了我。这一批俘虏共16名，全部是美骑一师的，最大的官就是那个排长。其他的都是些上士、中士或列兵。
俘虏登记完后，我同战友把这16名俘虏押送到后方10多公里远的我第四十七军俘虏营。我们沿着丘陵小道前进，有的俘虏伤重，走得很慢，敌人的炮弹又断断续续地飞过来，“轰轰”的爆炸声吓得俘虏直哆嗦。
敌机飞到我们头顶时，我们还要带着他们进路旁的洞子躲避。有时附近没有防空洞，就在路旁洼地躲避，这时俘虏便显得特别惊慌，有的脑壳钻在路旁泥石缝里，屁股翘得高高的；有的钻进刺笆笼里，把脸手都划出了血
。我志愿军战友见了忍不住大声笑了起来，还说：“活该！谁叫你们从大洋那边跑来侵略人家！”就这样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到下午两三点才把俘虏送到我们军部俘虏营。
傍晚，前沿阵地又送来两名受伤极重的美国兵，但这两名美国兵不是走来的，而是我部担架连同志抬过来的。
我部队战地医生用了1个多小时才给他俩治疗包扎完，这时天已完全黑了。我们没车运送这两个重伤的美国俘虏，第四二一团政治处主任杨满红就指示说，先把两名俘虏抬到山脚下朝鲜老百姓的房子里休息，第二天再送到后方医院去。
山脚下的房子，由于敌机轰炸，已是残垣断壁，歪歪斜斜不像样子，房屋主人早已离开。我和几个战士用担架把两个伤俘抬到房内炕上睡下。晚上，隔上1小时左右，我就要去看一下他们。在前沿阵地，为了防空，是不能使用任何照明工具的，所以我每次去看俘虏，都是摸黑去，摸黑回来。
每次我一进门就喊：“How are you？(身体现在怎么样？)Drink water？(要喝水吗？)”开头几次，还听见俘虏有哼哼声。深夜一两点再去，就没任何动静了。我心想，是睡着了吧！于是轻轻地摸他们，却摸到两具冰冷的尸体，硬邦邦的不动弹了，把我吓了一大跳。我急忙跑到指挥部首长的防空洞报告：“杨主任，杨主任，两名伤俘死啦！”
杨主任说：“死了就死了嘛。”隔了一会儿又说：“你去找几块木板，做成十字架样子，在上面写好死俘的姓名、籍贯、部队番号和他的服役军务号等，天亮后把他俩弄到山坡的三岔路口埋了。十字架就插在他们的坟上。”当晚我找来木箱和刀、锯、斧头，做了两个精致的十字架，并照首长的吩咐，把两个死俘的有关情况清清楚楚地写在上面。
东方发白，我和几个战友带上十字架，把两具美国兵尸体抬到山坡前的三岔路口旁边，刨了两个坑把他俩埋在里面，盖上土。土垒得像他们耶稣教徒的坟堆的样子，然后把两个十字架墓碑稳稳地插在他俩各自的坟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