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14 胡适——孤独一生的天才!

1916年元旦刚过不久,当时执思想界牛耳的陈独秀就在《青年杂志》上铿锵有力地写下:“自开辟以讫1915年,皆以古代史目之,从前种种事,至1916年死;以后种种事,自1916年生。吾人首当一新其心血,以新人格;以新国家;以新社会;以新家庭;以新民族。”气吞山河的气势背后是心系国家富强的牵挂,生于1879年的陈独秀此时已经37岁,但他仍然以“青年人”自居,单就他“天下者我们的天下”的这份豪气、傲气,足够担当青年人的领袖。

但是空放议论并不难,真正将新人格、新国家、新家庭、新民族等理想实现才是考验所在。固执的陈独秀并没有放弃,无论如何《青年杂志》的大旗已经竖起,只能硬着头皮走下去。然而他一个人的确力不从心,急需招兵买马,寻找有能力的人帮忙,写文章以扩大影响。

陈独秀求贤心切,找上了受到维新思想影响颇深的好友汪孟邹。从事出版事业的汪孟邹自然认识许多文士才子,当他了解到陈独秀的来意之后,立刻想到一个人,老乡胡适。而陈独秀曾经主编《甲寅》杂志时,也收到过胡适的投稿,印象颇深,对他的才华非常向往,立刻催促汪去信与胡适约稿。汪孟邹家在安徽绩溪,地处徽宣之交,七山一水,人杰地灵,方志称“邑小士多,绩溪为最”是没有错的,历史上名人辈出,近代不仅出了个汪孟邹,更出了个胡适。

胡适,字适之,原名洪骍,乳名嗣糜,生于1891年,安徽绩溪人,天资聪颖,从小就被村里的小孩们称为“糜先生”。1910 年留学美国,入康奈尔大学,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 从学于实用主义哲学大师杜威。他在美国发愤攻读杜威的著作,“每日至少读六时之书,读 书以哲学为中坚,而以政治、宗教、文学、科学辅焉”,刻苦的读书终于使胡适学成归来,一心要做中国第一流的哲学。

受陈独秀的嘱托,汪孟邹向胡适写信表明来意,向他介绍了陈独秀以及《青年杂志》, “拟请吾兄于校课之暇担任青年撰述,或论文,或小说戏曲均所欢迎。每期多固更佳,至少亦有一种。”汪的信写的非常恳切,然而并没有受到预期当中的回应,如同石沉大海一般了无声息。然而陈独秀却一点也等不及,一见汪孟邹就追问他有无胡适的回信,汪孟邹打趣道自己就像是欠了陈独秀的钱一样,于是不久,汪又起笔写信给胡适:“陈君(独秀)望吾兄来文甚于望岁,见面时即问吾兄有文来否,故不得不为再三转达,每期不过一篇。且短篇亦无不可,务求拨冗为之,以增该杂志光宠,至祷,至祷。”可见此时汪孟邹的窘迫。

陈独秀渴求胡适来稿,比起等待恋人的回信还要急切。望穿秋水,终于在两个多月后收到胡适的回信,并在其中提出自己的建议:“今日欲为祖国造新文学,宜从输入欧西名著入手,使国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观摩,然后乃有自己创造之新文学可言也。”面对胡适的回应,陈独秀喜出望外,信心勃勃准备在思想界掀起一股青年的风暴巨浪。

1916年春,胡适出场,好戏开幕。

其实在汪孟邹去信之前,胡适已在准备杀回过来,进行一番轰轰烈烈的革命。欲改变国人之腐朽思想,必先从字句标点开始,一番白话革命自此开始,或许这只是几个留洋青年的豪情理想,然而事实上他们的确改变了历史。胡适一来就高喊“文学革命”,他的目标是要像辛亥革命推翻两千年的帝制一样,彻底推翻旧文学。并且还写了一首词来为自己壮势:

文学革命何疑!

且准备搴旗作健儿。

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世,

将他腐臭,还我神奇。

为大中华,造新文学,

此业吾曹欲让谁?

尽管胡适胸中豪气万丈,但是陈独秀仍然感到十分苦恼,胡适虽然回信答应为《青年杂志》撰稿,但是却迟迟不见作品,即便《青年杂志》已经改名为《新青年》,胡适的稿子还是看不见。

从回国以来,胡适虽然迟迟没有为《新青年》写稿,但是他的思考并没有停止,反而在1916年春取得了重要的突破。他说:“我终于得出一个概括的观念:原来一整部中国文学史,便是一部中国文学工具变迁史——一个文学或语言上的工具去替代另一个工具。”简言之, “一部中国文学史也就是一部活文学逐渐代替死文学的历史。”

一旦思想观念形成,行动就不再是问题了胡适正式提出了中国文学改良的方式,首先从推广白话文入手。一石激起千层浪,胡适的声音在整个中国文学界掀起了狂风暴雨,旧的知识分子便不说了,就是一些提倡文学改良的接受新观念的知识分子也激烈反对。梅觐庄、任叔永、陈衡哲、杨杏佛、等等一大批留学归来的青年人批驳胡适,胡适知道自己开始了一场战争。

胡适信奉实验主义的哲学,葡萄是酸是甜,只有自己亲自尝试才知道,他像是一名勇敢的战士,借助《新青年》为阵地,除了与梅觐庄等人打口水仗,写打油诗讽刺之外,亲自动笔用白话文进行写作,像是易水河边的荆轲般,写给亲朋的信充满了诀别的味道:“我此时练习白话韵文,颇似新辟一文学殖民地。可惜须单身匹马而往,不能多得同志,结伴同行。然我去志已决,公等假我数年之期,倘此新国尽是沙碛不毛之地,则我或终归老于‘文言诗国’,亦未可知。倘幸而有成,则辟除荆棘之后,当开放门户,迎公等同来莅止耳。”

所幸的是胡适坚持下去了,他真的开辟了一番新的天地,白话文逐渐取代了苦涩的文言,文学革命也至此开始。然而胡适却是孤独的,在朋友中也是孤立的,在异乡清凉的初秋,当他孤独地坐在寓所的窗台上,回想起自己曾经的新文学革命转化成一首小诗: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胡适一个注定孤独一生的天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