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04 崇祯宠信一对父子应对两场大战,竟想同皇太极谋和

向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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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启七年(1627)七月,年轻的朱由校在奶妈客氏、太监魏忠贤等近侍的陪同下,在西苑游船落水致病,被魏阉走狗、兵部侍郎霍维华进呈一种叫做灵露饮的“仙药”,臌胀而死,成为了大明王朝著名的傀儡皇帝兼木匠大师明熹宗。

他的这种死法也有趣,与其父明光宗之死走了两个极端。朱常洛也是吃了一种“仙药”,狂泻而崩。

难父难子。

明熹宗生前有过三个儿子,但都幼殇,后妃不少却最后没来得及帮他留一个子嗣。朱由检以信王兼唯一的皇弟入承大统,次年改元崇祯。

不为明光宗喜欢、常被魏忠贤监控的朱由检,幸运地变成了想中兴明朝的崇祯帝。

朱由校给朱由检留下的遗产很丰富,一个偌大的紫禁城,一个庞大的大明朝,以及两场不得不打又不知怎么打的战争。

一场在关内,主要在陕西,遭受连年旱灾的农民揭竿而起。他们为生存而战!


崇祯帝朱由检

一场在关外,就是在辽东,明朝前都督兼龙虎将军努尔哈赤,已称汗建国十一年。他以“七大恨”为挑战书,向明朝发起了几次大规模的冲锋。

崇祯帝寄望新任陕西三边总督洪承畴安内,倚重复出经略辽东的袁崇焕攘外。

洪承畴在关内决胜千里,打得高迎祥、张献忠和李自成不敢对抗。袁崇焕被后金新任大汗皇太极用反间计,借崇祯之手干掉了这个拦路虎。崇祯帝只好请出荣休在家的孙承宗,可惜老孙头声望在外、治内乏威,很快被皇太极在大凌河大胜。

后金大军趁势入塞,大掠财物、人口和牲畜,兵部尚书张凤翼畏罪自杀。崇祯帝决定起用丁忧回常德老家的杨嗣昌,下旨夺情,命他接任兵部尚书。

天下人口第一大国,人才捉襟见肘。

2

杨嗣昌是洪承畴的前任三边总督杨鹤的独子。

朱由检即位后,铲除魏忠贤后,把杨氏父子培育为自己的人。

杨鹤在陕西,认为义军造反因饥荒之极、民不聊生,提出“招抚为主,追剿为辅”。在他的努力下,招抚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功,陕西各部起义军几乎都接受招安。

崇祯二年,义军王左挂进攻宜川城堡,杨鹤手中无将,情急之下,令督粮参政洪承畴领兵出战,结果俘斩三百余人。杨鹤实践自己的剿抚兼施、以抚为主的理论,招降王左桂。

由于十万帑金和藩王捐助的五万白银和二万石粮食,杯水车薪,“所救不够及十一”,不少义军首领既降复叛。王左挂复叛,新任延绥巡抚洪承畴一改杨鹤的既定政策,剿而杀之。

洪承畴杀了王左桂后,又同总兵杜文焕在清涧县大败张献忠,引起朝廷主剿派对杨鹤的绥靖政策提出抗议,联合控告没有起到真正的防患作用,反而使义军首领时降时反,有酿成席卷明朝之大祸的可能。


洪承畴

崇祯帝下旨,升洪承畴为三边总督,将杨鹤被召回京师,下狱论死。时任分巡河南汝州道兼右参政杨嗣昌是个孝子,三次上疏请求辞职,以代父罪。结果崇祯帝免了杨鹤的死罪,改戍江西袁州,不许杨嗣昌辞职,还温言抚慰,激励尽职任事。

杨鹤为官清正,但不知兵,也不敢弄清农民起义的社会矛盾根源,而做无可奈何乱招抚,忧民心切为良知,遗祸无穷为事实。

这,或许给杨嗣昌敲了一记警钟。

早在天启五年,杨鹤遭魏忠贤罢免,与主动辞职的杨嗣昌归隐。后金侵犯,辽东告急,军需吃紧,杨嗣昌留心边事,将他在户部参与财政管理的经历编为《地官集》二十卷。还在信王潜邸的朱由检读了之后,认为杨嗣昌是一个人才。

人才难得。

非常之时,最需要的是人才。

人才既要重视,也要重用。

3

崇祯帝下令,任命杨嗣昌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山海关、永平府等地,提督军务。两年后即崇祯七年九月,他被提拔为兵部右侍郎兼宣大山西三镇总督,六次上疏陈述边事,主张开矿招工以瓦解乱党,给皇帝的印象是异才可用。

崇祯十年,杨嗣昌被夺情赴任兵部尚书,成为崇祯帝极度倚重的救时异才。

他是一个有充分准备的人,即便守制在家也不安心守孝,而是关心时局,未雨绸缪,加之他熟悉典章故事,工于笔札,富有辩才,每次皇帝召见时,都能侃侃而谈,与前任兵部尚书的呆滞木讷之状,迥然不同。

朱由检心潮澎湃,雄心壮志,觉得杨嗣昌让他的“尧舜”梦有望,大呼:“用卿恨晚!”(《明史·杨嗣昌传》)

崇祯帝遗憾没有早点起用杨嗣昌。杨嗣昌受宠若惊,赶紧向主子献上三策:一、攘外必先安内;二、足食然后足兵;三、保民方能荡寇。

杨嗣昌走到了其父杨鹤主抚的对立面,成为了对农民义军主剿的领军人才。

他要全力剿灭农民军。

杨嗣昌“四正六隅,十面张网”镇压义军的战略思想,在短期内还是有些效果的,将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逼到了低谷。湖北义军首领刘国能、张献忠接受招抚,李自成带着十多个人仓皇而逃。

为了打好关内这一场仗,杨嗣昌主张同皇太极休战谋和,对辽东采取绥靖政策。

他的理由是:朝廷无力同时应对两场大战。

崇祯十一年五月三日,崇祯帝在中极殿以“剿兵难撤、敌国生心”为主题,策试大臣。杨嗣昌以天象引入话题,列举历史上天象示警与异族关系的故事,力劝朱由检对清议和,受到了复古派官员的强烈攻击,但得到了崇祯帝的赞赏。

对于杨嗣昌以彗星出现等天文现象为由要议和一事,史家谈迁在《国榷》中说得一针见血:“星历之学非嗣昌所谙,而推言之甚详,专为建虏而发,力主封赏。”杨嗣昌为了与清军休战,除了恢复边市贸易,还不惜割让土地。

其父身败名裂,缘起于招抚义军不力反受害。他反其道而行之,镜鉴抑或复仇?

杨嗣昌违背了朝廷既定的收复失地的国策,甚至要出卖国家利益,来剿杀被迫起义的农民。

打仗打的是军费。他建议向农民加派剿饷、练饷。这是逼迫更多的农民造反。

然而,杨嗣昌无偏无党、勇于任事,崇祯帝对他更加信任,提拔他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仍掌兵部事。

杨嗣昌是一个善辨的理论家,而是一个勇敢的实干家,既不属于东林党,也不依附阉党,在崇祯帝力排众议的大力支持下,走出了与辽东强敌屈膝谋和的第一步。

他最后死在督师围剿农民军的征程上,客观上属于为国捐躯,得到了崇祯帝以辅臣之礼赐葬。崇祯帝还亲撰祭文,哀叹“自杨嗣昌殁,无复有能督师平贼者”(《明季北略》卷十七),追赠太子太傅,甚至以“议功”之例免除对杨嗣昌使二藩沦陷的责任追究,并将大臣们谴责杨嗣昌要论罪的奏折一律留中不议。


杨嗣昌

崇祯帝不论怎样偏爱杨嗣昌,但最后始终没给他一个虚荣的谥号。就是说,崇祯帝知道杨嗣昌所为是为了他的江山社稷,但碍于悠悠之口而不敢给他盖棺论定。就是后来的南明政权,对尽忠救国而国力不济的杨嗣昌也是吝啬的。而曾因与杨嗣昌政斗失败的卢象昇,与清军交战死后崇祯帝赠了太子太师、兵部尚书而没给谥号,但南明福王还是追谥卢象昇为忠烈公。

杨嗣昌身后留下了争议,是救时能臣,还是误国奸臣?

很多人多将他与明末奸相温体仁相提并论。儒臣刘宗周更是在南明弘光朝要求“追戮误国奸臣杨嗣昌,以谢九庙之灵”。为此,杨嗣昌的儿子杨山松作《孤儿吁天录》、杨山梓作《辨谤录》,以澄清社会上流传的种种攻击杨嗣昌的传言。